燕京大学社会学一百周年、北大社会学系重建四十周年了，时间过得真快，燕大岁月，未能亲历，只能想象，而北大社会学这四十年，算是身处其中，从上学到工作，虽有变化种种，但从未真正离开，突然觉得这个系的魔力就在于，You can check-out any time you like，But you can never leave!
也许是因为一直在此，所以反而总分不清哪些算“过去”，哪些算“当下”；哪些算回忆，哪些正发生……这种时空感受的“连续统”，使得至今还不太习惯使用“纪念”一类说法，每每说到二三十年前系里的事，还觉得刚刚发生，仿佛社会学系是永远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和“未来时”的。
若要写一点文字，还是想写当初上学时的人和事，马上想到的是系里三位老先生——袁先生、韩先生和华先生——的日常片段，凭记忆，不查阅其它记录佐证了，想到什么就写出来。
一、袁先生：办公室印象
记得袁先生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下班时间之后，若路过系里，还经常能看他办公室的灯光，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正是老先生的办公室，里面总是摆满了各种书籍和资料——数不清的各种牛皮纸文件袋、各种油印打印蓝皮黄皮的自编教材、各种期刊杂志报纸、一叠叠绿色方格子写满钢笔圆珠笔铅笔手写文字的原稿纸，还有很多学校印发的红字文件，好像还有当时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的资料、试卷和信件等等。回想起来，当时每每路过袁先生办公室，门常开着，有意无意都能看见里面书架上、桌上、椅子上、地上、文件柜内外和顶上，都摆放着这些资料，把本来就不大的办公室，填得满满当当。袁先生就每天身处这些书籍文献资料的簇拥中，或坐或立，或与人谈话，或伏案书写，构成一幅饶有意涵的学人画面，至今想起，历历在目……
这样一个貌似“书满为患”的办公室，看起来拥挤局促，但好处是袁先生随时需要看什么，都在身边，随用随取，最远也就是起身走两三步就能拿到。当时没有电脑电子版之类的储存方式，所有书刊资料都是纸版，大部分都是随时寄来或送来，都要放在办公室这么一个房间内，纸版不像电子版那么容易随时编目归类保存，在有限物理空间中很难真正严格分类存放，常常只能根据房间里不同地方的空间大小，大概分捡一下摆放在某个位置上，外人看来仿佛是随手堆放、杂乱无章的，但袁先生似乎对每件东西放在哪里都了然于胸，总能在需要时信手拈来。
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一起去系里办事，偶然碰上一幕，好像是系教务工作需要找一个很长时间以前收到的文件，袁先生说他记得是放在办公室某一个文件柜的顶上，一位年轻教师踩着凳子，把上边存放已久满是尘埃的几捆资料翻查了一遍，没看到，下来说“不在那里”，袁先生坚持说“就在那”，我当时还觉得老先生这么固执，明明找了没有，也不认可，难道就不会是记错了？但袁先生就用手指着柜子上那个位置，坚持说“就在那里”，年轻教师又上去找了半天，居然还真就找到了！可能是落在上边哪个不明显的地方，刚才找的时候没看到……
现在回想，袁先生办公室那么多资料文献具体内容和存放位置的信息，如何能一一记住？在今天伴随电脑手机U盘硬盘储存器长大的一代人看来，简直就是奇迹，要多么超常的内容、类别和空间记忆能力，才可能做到！
关于袁先生的另一个小事，是我刚毕业工作时，北大小南门外有个长征饭庄，卖水饺，当时袁先生若工作忙错过了食堂吃饭时间，有时会去那里吃水饺，有一次我正好也陪一位客人去吃饭，进餐厅坐下点餐，看到袁先生坐在隔着几张桌子远的一张桌边就餐，袁先生也看到我们，挥挥手打了招呼，过一会，我们见他端着一盘水饺，辗转绕行，穿过那些围满顾客的餐桌之间狭窄的通道，走过来，我们问怎么回事？袁先生说他点多了，这盘一点没动，拿来给我们吃，我怕他不够吃，就说“您吃您吃，我们自己点了”，袁先生坚持说他已经吃好了，不吃了，这些给我们，也不要浪费了，于是我们欣然接受，就放在桌上吃起来……事情虽小，但多少年来总是想起，当时袁先生作为学界泰斗、德高望重，但日常生活之简朴自然，与晚辈师生交流互动的平易坦诚、直白随性，令人永远怀念和敬仰。
二、韩先生：上课最难忘
关于韩明谟先生，我的记忆主要是上课，入学第一课是韩先生讲的，还记得他走进教室，没开讲，先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是三本书的书名——《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大趋势》、《第三次浪潮》——是当时最拉风最前卫的热门书，代表了八十年代社会各界面向世界、憧憬未来的时代气氛；而以这三本书作为社会学的入门文本，让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清晰表明社会学就是一个站在时代潮头、拓展前沿、探索未知的朝阳学科。
接下来韩先生让我们每个人说一下自己为何报考社会学专业，轮到我，我实话实说，说自己其实是“瞎撞”的，报志愿时第一次看到“社会学”这个名称，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还以为是“社会科学”漏印了一个“科”字，选择它只是看到这个专业理科课程多。因为自己在中学原来是理科尖子，后来突然发神经要改文科，家里和学校都反对，闹到物理老师从此不再理睬我，我内心一直很纠结……那个年代信息匮乏，报志愿仅能看到中学里收到的一张北大招生海报，一张纸，正反面印着三十多个系的简介，社会学就是豆腐块大小篇幅，居然还用一张图占了一大半——后来入学才知是雷老与同学交流的照片，当时也不知道费老雷老是社会学的——文字就几行，但列出了基本课程，我发现是文科中理科课最多的，有生物、心理、数学和统计，觉得自己理科基础还能用上，最少浪费，一高兴就报了，纯属撞大运，也因此，我从报志愿到入学前后一直在自问，自己改文科、选社会学到底对不对？会不会是一个错误？而韩先生的第一课，让我一直悬置的心情稳稳落地了，觉得瞎撞居然撞上了最好的学科，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仿佛中了彩，暗喜了好几天，不用担心吃后悔药了。
这种感受应该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知道社会学这个学科的人不多，但又正是社会学的旺季，最小最新最出彩，是“小的是美好的”化身，很多全新的知识和思想，是以社会学的名义引入国门，很多其他专业的同学都来听社会学的课程和讲座，参加社会学社团，有些同学干脆转系过来。
这种氛围中，开《社会学概论》这门课是有些难度的，听课者满怀热情，求新好奇，期待多样，而韩先生恰恰不是那种激情飞扬型的讲者——说话和风细雨，语气平缓淡然——刚开始让人觉得太“平铺直叙”了，但认真听进去之后就能体会到，这种朴素平白的娓娓道来，是一种实打实只讲干货的风格，更适合入门者培养严谨学风和理性思考，相对当时校园到处奇思异想的宣讲辩论和嬉笑怒骂的口才秀，韩先生的课有一种淡定、平实、靠谱的特质——身居思想闹市却能保持自己的心神定力——习惯于精准地读书，扎实地调研，缜密地思辨……学科重建早期教学的这种沉得下来、不骄不躁的风尚，成为社会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至今犹存。
韩先生上课的具体内容，现在只有少量片段记忆。记得有一次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两个词，一个“文化”，一个“社会”，说，“社会”与“文化”这两个词很大程度上是同义的……这种说法，在社会学专业内部可能是不难理解的，但对于我们这些初来乍到、尚未入行的学生来说，是很费解的，因为在此前的教育和常识中，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同义”？但恰恰是这种不理解和疑惑，反而激起了我们对社会学的特殊兴趣，同学们感到“社会学”确实有一种独到的、不同于常识的视角，从一开始就唤起我们的学科意识，以至于后来多年，我本人一直在关注“社会”和“文化”这两个主题，在其互相关联中思考社会。
韩先生课上还有一个让我一直难忘的片段，有一次讲课中，韩先生说，“……其实，中国人和美国人是很相似的……”这个观点，让我和听课同学都感到很意外，因为这个说法与当时人们一般的认知完全相反！在八十年代，“现代化”是校内外各界热议的主题，尤其是“人的现代化”更是知识界的热点，美国作为最发达国家，总是被视为最“现代化”的典型，中国则被视为“未现代化”的代表，而韩先生居然说这两个完全相反状态的国家的人“很相似”，太让人觉得突兀了，有同学还以为韩先生口误，落了个“不”字，但韩先生接着做了解说，细节我记不准了，大概是说“中国人”是历史上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口融合而成，现存的文化和规范都是世世代代不同人群在求同存异中达成的某种共性，所以中国社会蕴藏着丰富的多样性、多元性，同时民间对新的、外来的东西都不拒斥，很有开放性，而美国当下正处在世界各地移民的融合之中，也在不断探讨和建构某种最大公约数，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这两个看似差异最大的社会，其实存在深层次相似性，只是所处阶段有些不同……这个分析，让我脑洞大开，发现原来不同社会还可以从这种超时空的角度去分析，得出与一般常识印象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种社会学思维的洞察力，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回想韩先生的课，深感学生对某一位教师上课的评价，往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经历体验才可能做出；韩先生的课就是属于这一类，有些上课时感受不到的东西，要过一些时日，可能若干年的工作或生活经验后，才能理解其深意；特别是后来目睹韩先生领衔主演了当代国内社会学少有的一场公开学术争论，展现出倔强求真与君子风雅的完美统一，我更深地领悟了老先生当年上课时不同凡响的学术风范。
三：华先生：宿舍交流
对华青先生的记忆，就一直固化在八几年的样子：60岁上下，是系里几位老先生中年龄最小的，穿着打扮也相对新派一些——一双运动旅游鞋，浅色羽绒外套——由于兼任行政工作，日常随时处理一些教务科研等事务，与学生的接触也相对多一些。当时印象较深的，是华先生在工作之余会抽空到学生宿舍转一转，直接面对面了解同学们的状况和想法。作为系领导和长辈，华先生平易随和，随机坐下来与学生漫谈交流，无隔阂障碍；同学也觉得想什么说什么，无拘束地讨论任何话题，切身感受到社会学系师生之间这种跨越年龄、代际、职位和身份的心心相通的风尚。
在当时系里几位老先生中，华先生是我个人联系相对多一些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华先生讲的《国外社会学学说》，绝大部分内容是我之前闻所未闻的，很新奇，也要花更多时间去理解。当时整个社会学界都在弥补三十年停办的空白，恶补式引入国外社会学知识，教学内容也是随时增加，教学中也安排同学参与翻译一些教材等，有很多不懂的，我经常在课间和课后找华先生请教和讨论，华先生也耐心解答。
当时华先生在学校有一间临时休息的宿舍，我有时会去向他请教课上没有问完的问题，也会谈及一些社会话题，更难忘的是听华先生回忆自己早年一些往事，尤其是在云大、西南联大和清华求学时的经历，包括生活和学习条件的艰难、师生及家人如何想方设法谋划生计、战乱中如何坚持学术追求等，也谈到那时不同大学不同的风格气质，比如燕京大学比较“洋”，师生西装革履讲英文；北大率性散漫活动多，清华学生多为平民背景，食堂的饭菜风格和价格也相对简朴，一定有白菜、豆腐等小菜，保证经济条件较差学生的基本生活，等等，听了这些多年前的故事，让我对几十年前社会学那个“前弘期”充满想象。
华先生说的有些旧闻，可能其他人写的书中也有，但当面由熟悉的师长以个人口吻口述出来，是别有一种感受。相对于书本中的“历史”，真切的个人回忆能带来一种更丰富的体会，让我们对前一个时代的人和事有更多直观感性的理解。这种跨越代际和世代的回溯，对于社会学有特别的意义，这个学科特有的“中断-重建”的历史，造成一种时空断档，而重建学术传承，很大程度依靠这种“师生+掌故”的跨代讲述，使得中断之前的学术精华，与当今年轻学生的个人感知建立直接关联——未能亲身经历也颇有共鸣——如交感巫术中的“触染效应”，让几十年前先辈们学术的“业力”，经过老一辈亲历者的加持而传递到了新一代师生身上——这样的传承，不限于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等学术上的继承，而是包含着更广泛广义的时代精神和人文气质的赓续。
华先生从事外语教学多年，对语言有特殊兴趣。记得有一次我到三教自习，看到华先生站在一间教室门口，我打招呼，“华先生，今晚您上课？”华先生说，“不是，我是来听这个课。”我好奇问听什么课？华先生说，“德语课，西语系的，我在学德语……”，我听了很意外，哇，六十多岁开始学德语！华先生说学德语便于去德国交流，开阔视野……这种心态，让人叹服！都知道德语难学，后来听说华先生经过一段强化学习，已经可以用德语写信交流，办理一些访学事宜，去德国讲学也越来越多用德语沟通……当时受华先生影响，我也比较关注德国，若干年后我有一次放弃去美国访学，改去当时“无人问津”的德国做研究，其由头就源自这个华先生学德语的掌故。
我的本科论文是找华先生指导做的，当时国内社会学处于中断后的“重建”阶段，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一种初级状态，开始几届学生不熟悉后来的学术规范，大多不知道标准的论文该如何写，我就问华先生“学术论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华先生没直接回答，而是鼓励我先多考虑自己的选题和内容，一个是要自己感兴趣，一个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华先生说，越是学西方理论，越要尝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联系实际，除了学以致用解决现实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更多体会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有利于深入理解社会学与社会现实结合的难点，为将来从事研究工作打下更好的基础。
按华先生指导，我考虑自己“兴趣”在哪里，其实本来我个人是很喜欢田野调研，平时也一直热衷于参与体验校内外的各种学术实践和社会活动，每年寒暑假都积极外出调研，尤其在豫东、陕北和广西做过比较长的田野工作……按照这个“兴趣”，本来可以以某个实地调研资料为基础来写论文，也算轻车熟路；但我在上华先生课程中，感到自己理论方面存在短板，所以很想“哪壶不开提哪壶”，用现在话说是“故意跳出舒适区”，不写熟悉的田野调查类，而是写跟某个国外学说有关的论题，也迫使自己强化一下理论知识，于是跟华先生商量，最后决定用一个西方理论分析中国的行政体制。现在看来，当时的论文是很肤浅和简陋的，但这种特定时代“简单粗暴”的学术尝试，尤其是华先生对我的指导教诲，对我个人还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也对后来的学术取向和工作风格，具有很大的影响。
我毕业后比较多外出调研，经常几个月不回校园，后来又常驻外地，与华先生联系少了，只偶尔在系里开会碰到，还记得最后一次与先生谈话，我问“华先生您近来忙啥呢？”，华先生笑着说，“唉，忙养生，保持健康”，话语中含有一种无奈和自我调侃。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老先生一切依旧，仿佛还是那位在学生宿舍与同学聊天的老教师，直到后来惊悉华先生去世，才突然强烈感到，华先生已经是八十几岁的人了。
…………
对三位老先生的回忆，凭记忆即兴写出，可能不准确，也不刻意考据核实了，某种意义上，保留这种自然记忆，也是一种“真实”，以此向以当年系里老先生为代表的各位师长致敬。
四十年，国内外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学系也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人才和成果无数倍增长，已经从当初的“拓荒”的小众，发展成为北大主要学科之一。另一方面，所幸，在这些世事变幻中，社会学系的深层气质风格保持了可贵的“不变”，百年传统，一脉相承，一如既往，没有跟风逐流的浮躁飘忽，而是沿着自己的取向和节奏砥砺前行，这在当今实属不易。坚守学术传承本身就是北大社会学系的特质之一，记得我这个班入学时的第一次集合，是孙立平老师带我们熟悉校园，第一时间就是讲述费孝通夫妇早年在广西大瑶山调研遭遇的惨痛事故——在回顾前辈学人的执着和牺牲中，领悟这个学科凝聚沉淀的人文底蕴，培育独到的历史感和审辨习惯，通过不断回望，不断反思，不断内省，来夯实我们的学术史基础，保证学科行稳致远的自生动力和不随大流的特立独行。对于社会学新生代而言，老一代师长学长从来没有成为过去，而是一直与后辈相伴，与新人同行，支持着这个学术群体保持“老的老小的小”而又“没大没小”的真诚质朴之风，成为一届届一代代学子从实求知的精神力量。同时，回顾老一代学人和这个学科的坎坷经历，也不时提醒我们，社会学在高校围墙之外的主流社会和一般民众中，还远没有成为常识知识；社会学界的观点和视角，还常常不为人们理解；学科建设如逆水行舟，任重道远，有春夏也有秋冬，永远是风雨兼程在路上……
想到上学时，抄写贴在宿舍床边墙上的几行诗句，就算结尾：
我再结网时，
要结在玳瑁梁栋
珠玑帘拢；
或结在断井颓垣
荒烟蔓草中呢？
生的巨灵按手在我头上说：
“自己选择去罢，
——你所在的地方无不兴隆、亨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