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长洪:术语的革命: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建构

——在百年建党经验指引下探索理论创新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 次 更新时间:2022-02-26 20: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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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长洪  

  

   摘要: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就,需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坚持独立自主,以中国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对外开放成就,并形成一套新话语、新见解、新理论。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经济学理论,即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也是“术语的革命”的内涵。其任务和目的就是按照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命题和逻辑架构,回答和总结中国经验、揭示中国规律,形成一个完全区别于西方正统的主流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补充和修改,或运用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经验验证。这一体系要充分认识和把握以下几个问题,即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包括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问题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运用,总结新中国前30年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阐释中国共产党提出开放型经济早期理论观点的重要贡献,阐释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基本内涵,揭示渐进式贸易自由化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总结“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持久不衰的理论,构建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关系的宏观理论,阐释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的理论涵义,并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创新

  

   国际贸易学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理论联系很紧密,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 V.Robinson) 曾说过:“政治经济学籍以发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际贸易。……重商学派是随着英国海外贸易的增长而一同兴旺起来的。”[1]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都对贸易理论有不少论述。[2]进入二十世纪,国际贸易理论被新古典经济学家进行了综合,吸收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国际治理等理论,形成了当代主流国际经济学。[3]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否解释中国的事情,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质疑它。我曾经长期担任商务部的经贸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从2008年至2020年12年间,先后有三任部长在不同时间问过我同一个问题:中国开放成就巨大,我们有什么理论?可见他们也不信服西方教科书理论。遗憾的是,我们自己确实没有成体系的理论来完整、准确地解释中国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就。这在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中国共产党已成立百年的今天,是我们这些经济学研究人员难以回避的责任。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党百年来“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中,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理论创新”。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4]因此只能探索创新之路。1886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意义作过如此评价,“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5]那么,总结和阐释中国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就也需要“术语的革命”,需要提出这个学科的新见解、新观点、新思想。理论源于实践,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实践成就也需要理论总结,需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坚持独立自主”,形成运用中国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对外开放成就的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自己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我称之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这就是“术语的革命”。

   [1] [英] 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轮》,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页。

   [2] 斯密:《国富论》,谢宗林、李华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般;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 版。

   [3] 例如[美] 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黄卫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

   [5] 引自1886年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资本论(纪念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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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术语的革命”的起源

   “开放型经济”是中国自己的术语,它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开始,[1]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党的领袖论述都一直沿用“开放型经济”的提法来概括经济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实践活动以及各种商务活动,并且不断重复,其内涵也不断丰富,从而发展成了特有的经济学概念和范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互利共盈、内外联动、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2];党的十八大报告改为“完善互利共盈、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5];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则进一步强调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且涵盖了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命题[6]。

   这些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提法和论述,可以梳理归纳为“六个一”:一个新体系(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一个新体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种新优势(培育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一种新平衡观(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多元平衡与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一个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新的国际公共品供给模式)、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意识形态)。其中,新体系是从生产力角度讲的;新体制则更多是从生产关系规则角度讲的;新优势则回答贸易发生的源动力变化问题;新平衡观则探讨大国开放型经济内外结构平衡问题;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则是探索全球经济规则变化趋势;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则是探索建立在开放型世界经济基础上的人类意识形态,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对应问题。

   经济学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最前沿性的概念和理念演绎成为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按照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命题和逻辑架构,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能够科学回答和总结中国经验、揭示中国规律,那就将形成一个完全区别于西方正统的主流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补充和修改;它是一个完全立足于中国自身实践基础上的演绎“中国故事”的理论认识和逻辑,而不是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经验的验证。

   [1]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引自《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引自《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

   [5]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6]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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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论和基本遵循

   要进行“术语的革命”,即理论创新,其基本方法论首先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的分水岭。要遵循“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 [1]的基本路径。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2]这个道理我们未必懂得很深刻。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推荐领导干部读三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有一本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带了几个“秀才”一起学习后,在1959年总结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两大缺点:第一个是一切从概念和定义出发,本末倒置,理论不联系实际;第二个是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邓小平同志主张改革开放,他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他懂辩证法、懂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论。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原则是完全讲得通的,这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外国人搞不明白,你们搞社会主义怎么还有市场经济,你们搞公有制怎么还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因为他们不懂辩证法,他们认为经济学可以离开哲学。所以,毛泽东说不懂哲学写不好经济学的著作。[3]

回顾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实际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从近代哲学里衍生出来的。欧洲的近代哲学讲天赋人权,讲人的权利,人谋取幸福和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这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那么由谁来管理公共事务和国家呢?亚当·斯密是哲学家,西方到现在都不单独设立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博士都是哲学博士(Ph.D),就是因为哲学是经济学的母系学科。亚当·斯密认为,从事商业交易是人的天性,人人都倾向于商业交易,这是人的普遍行为,既然商业交易是一个人人都参与的事情,那它应属于公共事务,管理公共事务也必然要管理国家,这个使命自然就要由资本所有者来承担。这是亚当·斯密为英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掌握政权提供的理论依据,促进了政治经济学从近代哲学中的分离,形成了政治经济学这一独立学科,他也因此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实际上,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都包涵着丰富的哲学思维,例如劳动价值论,都认为价值的本质是劳动,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关于本质与现象的哲学思维。1848年李嘉图的学生——约翰·穆勒(John S.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了国际均衡价格论[4],用相互需求学说引导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价格现象,不研究价值实体的本质,逐渐走向片面化。到了十八世纪晚期(1890年),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主要是从供给的角度研究了供给曲线、提出了均衡价格[5],西方经济学沿着供给与需求这样一个方法论发展成了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紧紧地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最终在在十九世纪中叶,大约1840年前后分道扬镳。这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不讲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它越来越碎片化、实务化、数理化,和辩证哲学思维渐行渐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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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 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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