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长洪:术语的革命: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建构

——在百年建党经验指引下探索理论创新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1 次 更新时间:2022-02-26 20:38

进入专题: 经济学   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裴长洪  


摘要: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就,需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坚持独立自主,以中国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对外开放成就,并形成一套新话语、新见解、新理论。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经济学理论,即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也是“术语的革命”的内涵。其任务和目的就是按照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命题和逻辑架构,回答和总结中国经验、揭示中国规律,形成一个完全区别于西方正统的主流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补充和修改,或运用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经验验证。这一体系要充分认识和把握以下几个问题,即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包括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问题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运用,总结新中国前30年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阐释中国共产党提出开放型经济早期理论观点的重要贡献,阐释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基本内涵,揭示渐进式贸易自由化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总结“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持久不衰的理论,构建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关系的宏观理论,阐释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的理论涵义,并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创新


国际贸易学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理论联系很紧密,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 V.Robinson) 曾说过:“政治经济学籍以发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际贸易。……重商学派是随着英国海外贸易的增长而一同兴旺起来的。”[1]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都对贸易理论有不少论述。[2]进入二十世纪,国际贸易理论被新古典经济学家进行了综合,吸收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国际治理等理论,形成了当代主流国际经济学。[3]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否解释中国的事情,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质疑它。我曾经长期担任商务部的经贸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从2008年至2020年12年间,先后有三任部长在不同时间问过我同一个问题:中国开放成就巨大,我们有什么理论?可见他们也不信服西方教科书理论。遗憾的是,我们自己确实没有成体系的理论来完整、准确地解释中国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就。这在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中国共产党已成立百年的今天,是我们这些经济学研究人员难以回避的责任。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党百年来“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中,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理论创新”。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4]因此只能探索创新之路。1886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意义作过如此评价,“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5]那么,总结和阐释中国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就也需要“术语的革命”,需要提出这个学科的新见解、新观点、新思想。理论源于实践,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实践成就也需要理论总结,需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坚持独立自主”,形成运用中国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对外开放成就的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自己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我称之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这就是“术语的革命”。

[1] [英] 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轮》,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页。

[2] 斯密:《国富论》,谢宗林、李华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般;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 版。

[3] 例如[美] 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黄卫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

[5] 引自1886年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资本论(纪念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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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术语的革命”的起源

“开放型经济”是中国自己的术语,它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开始,[1]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党的领袖论述都一直沿用“开放型经济”的提法来概括经济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实践活动以及各种商务活动,并且不断重复,其内涵也不断丰富,从而发展成了特有的经济学概念和范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互利共盈、内外联动、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2];党的十八大报告改为“完善互利共盈、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5];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则进一步强调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且涵盖了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命题[6]。

这些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提法和论述,可以梳理归纳为“六个一”:一个新体系(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一个新体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种新优势(培育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一种新平衡观(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多元平衡与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一个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新的国际公共品供给模式)、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意识形态)。其中,新体系是从生产力角度讲的;新体制则更多是从生产关系规则角度讲的;新优势则回答贸易发生的源动力变化问题;新平衡观则探讨大国开放型经济内外结构平衡问题;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则是探索全球经济规则变化趋势;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则是探索建立在开放型世界经济基础上的人类意识形态,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对应问题。

经济学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最前沿性的概念和理念演绎成为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按照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命题和逻辑架构,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能够科学回答和总结中国经验、揭示中国规律,那就将形成一个完全区别于西方正统的主流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补充和修改;它是一个完全立足于中国自身实践基础上的演绎“中国故事”的理论认识和逻辑,而不是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经验的验证。

[1]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引自《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引自《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

[5]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6]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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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论和基本遵循

要进行“术语的革命”,即理论创新,其基本方法论首先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的分水岭。要遵循“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 [1]的基本路径。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2]这个道理我们未必懂得很深刻。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推荐领导干部读三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有一本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带了几个“秀才”一起学习后,在1959年总结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两大缺点:第一个是一切从概念和定义出发,本末倒置,理论不联系实际;第二个是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邓小平同志主张改革开放,他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他懂辩证法、懂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论。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原则是完全讲得通的,这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外国人搞不明白,你们搞社会主义怎么还有市场经济,你们搞公有制怎么还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因为他们不懂辩证法,他们认为经济学可以离开哲学。所以,毛泽东说不懂哲学写不好经济学的著作。[3]

回顾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实际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从近代哲学里衍生出来的。欧洲的近代哲学讲天赋人权,讲人的权利,人谋取幸福和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这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那么由谁来管理公共事务和国家呢?亚当·斯密是哲学家,西方到现在都不单独设立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博士都是哲学博士(Ph.D),就是因为哲学是经济学的母系学科。亚当·斯密认为,从事商业交易是人的天性,人人都倾向于商业交易,这是人的普遍行为,既然商业交易是一个人人都参与的事情,那它应属于公共事务,管理公共事务也必然要管理国家,这个使命自然就要由资本所有者来承担。这是亚当·斯密为英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掌握政权提供的理论依据,促进了政治经济学从近代哲学中的分离,形成了政治经济学这一独立学科,他也因此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实际上,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都包涵着丰富的哲学思维,例如劳动价值论,都认为价值的本质是劳动,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关于本质与现象的哲学思维。1848年李嘉图的学生——约翰·穆勒(John S.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了国际均衡价格论[4],用相互需求学说引导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价格现象,不研究价值实体的本质,逐渐走向片面化。到了十八世纪晚期(1890年),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主要是从供给的角度研究了供给曲线、提出了均衡价格[5],西方经济学沿着供给与需求这样一个方法论发展成了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紧紧地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最终在在十九世纪中叶,大约1840年前后分道扬镳。这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不讲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它越来越碎片化、实务化、数理化,和辩证哲学思维渐行渐远,这是经济思想史的主要逻辑脉络。所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这是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重要的分水岭。

此外,“术语的革命”的理论创新之路要从国情出发、从实践出发。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实践性,实践性包含两个道理:一是要从实践中来;二是要对实践有用。不是形成象牙塔里的理论,而是要能够指导实践行动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区别,即要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要与实践相结合,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另外,要创建中国的理论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要学习它的中国化理论,这是必修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论述,还有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大量的路线方针政策,这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部分,借用贸易理论的说法,这些对于经济理论研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中间品。中国的理论来源于实践,而能够拥有最广泛、最深厚的实践依据,具有最权威和最高层次理性认识的表达,必定是党和国家或党的领袖的重大提法、重要观点和论述,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对实践的认识抽象性。对于经济理论研究来说,这是最珍贵的理论研究的“中间品”,相比经济学研究者个人盲目地在浩如烟海的实践案例中抽象和提取最本质的研究对象,这无疑具有最高的效率和最准确的命中率,是进行理论创新必要的原料和中间品,是获得成本最低、可信成分最高的加工对象。不重视这些提法、观点和论述的想法是肤浅的、偏颇的。西方的许多经济学教授把自己的学问看作是小圈子里的游戏,没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义务和责任,认为联系实际是政治家的事情,是政府官员的事情,教授们只要把经济模型摆弄的挺好看,能够自圆其说就行了,至于对你管不管用那不是我的事。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向来是以人民为中心,充满着人文关怀、家国情怀、江山社稷情怀,这是我们需要深刻体会的一个重要认识。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开放,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气指颐使的教师爷。[6]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按照哪本西方教科书来干的。极为熟悉西方经济学的林毅夫教授也曾指出,按西方教科书干的国家往往结果都不好。要形成中国独创性经济理论,需遵照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用中国人的习惯语言去说中国的故事,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7]

[1] 中国政府网2020年8月25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8月24日)。

[2]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杂志,2019年第1期。

[3]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999年版,第140页。

[4] [英]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赵荣潜、桑炳彦等译,1991年版。

[5] [英]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8版),廖运杰译,华夏出版社,2006版。

[6] 中国政府网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

[7] 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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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要回答的基本问题

第一,要充分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马克思在18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可见,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2]我认为这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党要明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是我们意识形态的身份认定。马克思主义当然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但是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都说不清楚,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没了根基。二是指出中国制度特色、理论特色和文化特色,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三位一体”,这就是为什么要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原因。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并不是要将其变成教条,而是要进行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首先,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念、指导完成了中国从革命到建设的不断胜利;其次,中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原来的内容有很多地方不一样,在理论观点上有所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原来的表述也不完全一样,话语表达也进行了创新。对于这个问题,连美国人也有所认识,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变成其当初希望的那样,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最后坚持的依然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当然,美国也知道我们有所变化,但具体有哪些变化美国人也说不清楚。

第二,回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运用。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对外关系是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其理论依据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理论。马克思研究了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研究了世界市场对于资源配置和生产文明建立的作用,国际贸易规则、国际惯例都属于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生产文明,如海关规则体系、国际交易规则体系,世界交易中心和支付中心趋向于统一化、规则化等,都是现代生产文明的产物,它们虽然和社会制度有关系,但有其特殊的规定性。这是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和两重性原理。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曾大力主张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1921年时列宁曾指出:“有一个极大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在这种复杂而又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存在下去,这一因素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同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3]那时候利用外资的形式叫“租赁制”、“租让制”。有人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封闭、半封闭的状况是因为我们党在那时候就没有开放思想,这也是一个误解。其实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中共中央就指示山东分局,要求山东解放区利用条件吸收外国人来投资,在不违反政府法令,促进经济情况下、促进民生情况下,吸收外国资本,让他们来办工厂、办交通,[4]这是最早中共中央关于利用外资的说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也有类似的表述,[5]并在建国以后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上重申了这些观点。

第三,总结新中国前30年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在新中国建立的72年历史中,前30年和后42年是不能割裂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前后两个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是新中国前后两个时期的本质规定性,“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6]前30年我们为什么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不是我们党的思想不开放,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禁令。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7]在那种情况下,只能与苏联、东欧发展经贸关系。20世纪50年代,我国迎来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的阶段,特别是在“一五”时期,我国对苏联、东欧的开放有很大的进展,苏联援助我国投资了156个重点项目。我国在那个时期也确定了不少的开放方针,如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等。1952年到1957年,苏联给了我国11笔贷款,大概折46亿人民币,占我们财政收入的3.4%。这156个项目按照融资租赁的方式进行投资,苏联向我国提供设备和机器,然后按照贸易方式收回投资成本,共约96亿旧卢布,按照1954年和1955年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苏联给我们的援助大概不到100亿人民币。“一五”时期中国基本建设规模约588亿,苏联投资占我国“一五”时期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约为17%。也就是说,“一五”时期我国依然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但17%的投资比重在当时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高点。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中期,我国开始第二次大规模地引进西方资金和技术,一共有26个大型成套项目,总投资大约200多亿人民币,主要涉及化肥、化学纤维、钢铁等重化工业,这为我国在20世纪八十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农业面貌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对于建国前30年我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经验和教训应该进行认真的总结和研究。

第四,阐释党提出开放型经济早期理论观点的重要贡献。首先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一理论于1974年2月份提出。对于这一理论的阐释仍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在全世界范围内强调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把世界抽象为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现实世界并没有那么简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后,列宁注意的世界矛盾的多元性,不仅有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还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国家、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因此,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在资本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首先胜利的观点。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发现世界变得更为复杂,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每个国家的发展程度都不一样,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社会经济形态的多元性。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强调抓主要矛盾,这些矛盾既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矛盾、本国资本主义和普通民众的矛盾,还包括美国、苏联争霸想控制世界的矛盾等,而在各种阶级关系中要抓住主要的阶级矛盾,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他指出,国际垄断资本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矛盾,在这时候不是最突出的、最主要的矛盾,而美苏争霸控制世界,成为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则是最主要的矛盾,因此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中国可以利用世界的各种矛盾关系来发展中国与西方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这也间接促进了1978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阶段的到来。其次是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特征的判断,以及关于利用外资、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讲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讲的是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最尖锐的形式是战争,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所以判断会不会发生战争就成了政治家、政治经济学经常要深刻考问的问题。列宁说帝国主义必然导致战争,果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认为世界情况变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论支撑,我国才能腾出手来调整生产关系,改变资源配置结构和方式,大力发展经济,为今天的经济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其根本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一次又一次抓住发展机遇。党在初期关于开放型经济的理论观点的总结和认识需要深化,这是今天我们的理论发展所必需的。再次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观点的理论涵义和历史贡献。斯大林所指的“两个市场”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这是斯大林的观点,是不对的。现在我们讲“两个市场”,讲的不是按照意识形态阵营划分的市场,而是按照国家主权和经济制度来划分的两个市场,是中国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都统一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是世界经济体系里的对立统一。现在我们认为中国和美国并没有处于冷战阶段,其原因在于,冷战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的关系,是政治与经济完全分离的两个对立体。而现在中国国内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已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和美国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相互竞争又难以脱离。这套理论不阐释清晰,就很难解释很多现象,在与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战的斗争过程中,就会乱了方寸,这就是战略定力的理论源头。

第五,阐释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基本内涵。“六个一”的理论命题和逻辑架构贯穿起来分析,其基本经济学理论是什么,什么是这六个理论命题的总纲?这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概括分析这六个理论命题,才能形成一个有逻辑的理论架构。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即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就是这六个理论命题的总纲,还要总结和梳理开放型经济的治理体系,其形成过程、基本经验和规律,以及完善的方向等。

尤其是要研究阐释习近平关于坚持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以及开放发展的新理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8]习近平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论断,关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于建设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论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关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论观点等等,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阐发。

第六,揭示渐进式贸易自由化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我国的贸易自由化具有自身的特点,是渐进式贸易自由化。首先,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统一,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世界上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做到,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的经验,全世界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坚持对外开放?没有哪个国家能同时做到,要不成为别国的经济附庸,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单纯寄希望于大国资金和技术的援助,难以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其经济实质上是依附于美、欧大国的,有的国家的工业靠“山塞”发展,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其实也是美欧的附庸;要么就封闭、不开放,一些落后国家至今仍然很封闭。所以真正做到两者并不容易。还有就是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本身不复杂,把关税降下来、把非关税壁垒取消就实现贸易自由化了。但这样会导致外商投资的消失,因为没有关税采取贸易方式最为简单。所以,需要寻找一条积极、安全、高效的途径逐步走向贸易自由化,这与西方理论推崇的模式不同,必然是中国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其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也需要总结和揭示。渐进式贸易自由化既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我们独创的道路,但目前我们对自己的经验总结还不够。

第七,总结“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持久不衰的理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创造了持久不衰的国际竞争力,支撑了中国对外贸易持久发展的奇迹。对此,用西方国际贸易教科书的理论难以解释,这就给美国政客挑起贸易战留下了恶意歪曲借口。显然,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自己的开放型经济学去完成。总结这个理论也是论证中国走向贸易强国必然趋势的需要。2020年,我们货物贸易整体、进口、出口都是世界第一。机电设备出口也超过德国了,成为世界第一。2021年,三大需求表现最突出的是外需,保守估计全年货物贸易顺差超过5000亿美元。在与美国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原因是什么?西方最新的贸易理论为“新新贸易理论”,[9]“新新贸易理论”是在“新贸易理论”前又加了一个“新”字。“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提出的垄断竞争、规模经济等理论为主。[10]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以及该行业内所有企业都具有出口竞争力。“新新贸易理论”则认为这个假设不对,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并不是整个行业都具有出口竞争力,只有其中一部分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才具有出口竞争力,这就是所谓“异质性企业”。该理论于2003年美国人提出以后风靡世界,受到热烈追捧,国内的莘莘学子都去学,学完以后想方设法用中国的数据验证理论。其实这个理论与中国实际完全不符,中国有几百万家中小企业从事出口贸易,按照“新新贸易理论”的标准,我国没有一家是“异质性企业”,没有一家能达到设备技术先进和高大上、生产效率高的要求。那这样的企业怎么能出口呢?因此,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肯定对企业进行了补贴、采取了不公平贸易措施,这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而我国却缺乏有力的理论进行反击,这是我国在理论上落后的结果。

第八,构建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关系的宏观理论。西方国际经济学以单一的、静态的价格、汇率作为世界经济均衡的分析工具,并将该理论作为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依据,以及干预别国汇率政策和国际收支的工具。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主张“互利共盈”和“多元平衡”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些理论观点均需要进行学理化阐释。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强调宏观均衡价格,这实际上是以汇率制度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也是马歇尔1890年发表的均衡价格论的国际经济延伸,“汇率操纵国”的理论依据既来源于此。我们要维护中国自身的权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就不能认同这个理论。我国提出多元平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相促进,以及共建“一带一路”,这些是我国的实践和理论,都是需要加以学理化阐释的内容。

第九,阐释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的理论涵义。全球经济治理在国际经济学中有一套现成理论,其基本的模式就是美国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提出的“霸权稳定论”。[11]该理论认为,世界的公共品是由一两个霸权国家提供的,别的国家没有能力提供,也不需要其他国家提供。这一理论在过去并非完全错误。但现在却发生了变化。当今全球经济呈现多极化趋势,因此世界主要国家峰会由G7演变为G8和G20峰会。G20开展国际经济政治协调,提出各种全球经济治理宏观方案,霸权国家不能再“一言堂”,而且宏观协调的范围和内容也在拓展,不仅有贸易治理,还有金融治理、能源粮食治理、网络数据治理、公共卫生治理、地区安全治理等。我们要反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批判维护霸权主义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要实现政治理念的民主化、组织机制的多边主义;在国际公共产品领域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供给与消费方式;改革和完善全球贸易治理、金融治理、能源与粮食治理、网络与数据治理、公共卫生治理,以及地区安全治理的诉求理论化、学术化等。

第十,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都有价值观问题。中国的经济学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价值观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是以资本为中心,但是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呈现“纯理论”趋势,越来越商务化、数理化,掩盖西方主流经济学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根本目的。当然它并非毫无价值,在不少实用层面对我们的经济工作是有用的,但说它是纯理论就不对了,而是看它为谁而用。所以,习近平说,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社会科学,它们都有一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这句话是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的。毛泽东也讲过类似的话,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2]所以,我们要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不是忽然提出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历史传承,其实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抗战时候讲过苏联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性,提出怎么判断世界上的正义与非正义,价值观标准是什么?就是看你符合不符合人类利益,而当时最根本的人类利益就是打败法西斯,争取世界和平。[13]这是毛泽东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提出了这一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还有一个责任义务就是支持世界上一切的进步事业。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不单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还要促进全人类的进步和解放。“坚持胸怀天下”,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十个坚持”中的一个理念,[14]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代的人类利益,就是现在和平发展时代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当今人类利益追求的目标,也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的价值观,也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现实内涵。

“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15]这句话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座右铭,我们也应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写在中国经济学的旗帜上,独立自主地走经济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中国发展道路,继续促进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2] 人民网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51--152页。

[5]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93页。

[6]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

[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

[9]  Melitz ,M .J,2003,“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Econometrica,vol.71(6), 2003,pp.695-725.

[10] [美]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黄胜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11] [美]罗伯特·杰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12]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3页。

[1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

[1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


裴长洪,经济学博士,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开放型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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