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默多克:对抗的联结:大流行病与平台资本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 次 更新时间:2022-02-20 23: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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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默多克  

   【内容提要】 自从世界被数字媒体高度组织化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是人们遭遇的首例全球大流行病。数字媒体在各层级的行为主体克服困境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主体包括居家隔离状态的个人、寻找疫苗方案的科学家,以及试图利用追踪系统控制病毒传播的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上述联结围绕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如占主导地位的商业化数字平台的控制,易感群体的脆弱性和数字资源的可得性,以阶级、社会性别、年龄和种族划分的跨领域社会不平等,以及数字技术对个人和家庭的休闲、学习、工作的影响等问题产生的无处不在的对抗,而最根本的对抗指向的是数字媒体在大流行病与环境危机的关联中所扮演的角色。

   【关键词】 平台资本主义,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政治经济学,新自由主义

  

   自从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组织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以来,“新冠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COVID-19)是人们在当下传播环境中遭遇的首例全球大流行病。对旅行和社交接触的紧急限制强化了数字技术对于社会活动每个领域的核心作用,从实施政府策略到管理家庭日常事务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地围绕互联网组织起来。

   过去一年中,世界各国和各城市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封锁状态。许多工作地点、学校、商店、餐厅和娱乐场所至今关闭着,旅行和会见朋友家人都受到严格限制。鉴于常规的社会活动和社交接触受到多重制约,人们越来越多地转向线上数字生活,继续工作、购物、学习、获取信息和参加娱乐活动,以及维持人际关系、交流观点、沟通情感。政府推行了针对紧急情况的应对策略,并在利用现有的印刷和广播媒体进行公共传播的同时,广泛运用数字化网络技术追踪病毒感染者和接触者。

   在撰写本文时(2021年4月),新冠肺炎病毒仍在全球多地肆虐,出现了多种变异并可能对目前用于保护个体免受感染的一些疫苗产生抗药性。因此,想要全面了解这场一百多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尚需时日,这也意味着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具有时段性。但值得一提的是,人们首次尝试通过将现有研究加以汇总来梳理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研究趋势和议题,并从学术视角考察数字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至今的过程中被大范围使用的种种情境。中国读者对关于本国疫情形势和成功抗疫经验的研究已经多有了解,因此相关研究旨在关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实践,从而为更全面地考察其社会影响奠定基础。

  

   一、新冠肺炎的语境化:从技术到政治经济学

  

   面对数字媒体的中心地位,围绕数字产品的技术特性展开研究确实充满诱惑,但这是条死胡同。数字媒体的生产、被推广或被抛弃从根本上取决于数字媒体公司的商业模式和政府的监管政策。从技术视角切入会使数字媒体中立化,将数字媒体从决定其发展和应用的核心力量中抽象出来,从而排除了其中蕴含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和有关权力关系的核心议题。通过借鉴批判政治经济学中的思辨传统来考察商品生产、国家干预和自愿联合等政治经济因素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型构了数字媒体的使用实践,我们可以矫正这一偏颇。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政治经济要素在当代资本主义运作实践中各自所占据的权重并不相同。数字积累的主导模式围绕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 [Srnicek, 2016])展开,由以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为代表的主要数字公司运营,通过提供免费的数字平台服务换取用户个人信息的垄断所有权。这些数据被挖掘和分析后形成各种细分市场,使广告商能够更有效地开展营销活动。此类商业模式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出现根本性重组后的产物。

   以监管企业活动、提供普惠型公共资源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曾经支撑了1945年之后的西方福利资本主义时代,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社会基础逐渐被主导了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市场中心制度所取代。这一信奉市场经济和利润至上原则的新自由主义卷土重来,从根本上压缩了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受保护的市场向竞争开放,包括电信网络在内的核心公共设施被私有化,对一般企业的管制也放松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建立时间最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尤其热衷于推动市场化,但整体而言,上述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均得到了采纳。

   西方的主要数字企业(均位于美国)建立了相对不受监管的网络传播空间,而这是美国立法者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决定将数字平台归类为中立载体(如电话公司)而非出版商(如报纸和广播机构)的直接后果。这使得数字平台能够规避政府对公共领域中的传播内容所施加的正当监督。结果导致公共传播的中心区域被一种商业模式所主导:该模式激发了一种不可持续的过度消费文化,增加了大流行病暴发的可能性,加深了气候危机,同时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和阴谋论侵蚀了对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公共讨论。

   与此同时,市场化政策导致用于福利和公共资源的资金大幅减少,并降低了对企业和富人群体的税收。那些处于社会顶层的人群获得了不成比例的经济收益,整个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迅速扩大。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阶级、种族、性别和年龄的交叉性不平等问题。在记录着感染率、死亡率以及失业、失去教育机会、贫困加重、数字鸿沟加深的数据中,这些问题被以最尖锐的笔触描绘出来。正如范德维尔(Chad Van de Wiele)和帕帕查理斯(Zizi Papacharissi)所观察到的,“当我们向内撤退以对抗一个无形的病毒对手时,我们可能同时发现自己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专注于对抗那些存在已久的、更为普遍的社会不平等,那些因为可见性增强而显得更为触目的不平等”(Van de Wiele & Papacharissi, 2021:1142)。

   那些被排除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秩序收益之外的人和那些认为自己从前的特权地位受到侵蚀的人,他们在政治领域所体会到的被抛弃和不受尊重的感受推动了西方独裁民粹主义的复兴,这是一种基于“真正的人民”(true people)与“自利的精英”(self-serving elites)之间的想象性对立而产生的政治取向。愤怒和蔑视集中指向国家官僚集团以及那些质疑“常识”的知识分子、专家和记者。这种世界观助长了围绕大流行病的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大规模生产,它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断扩散,甚至得到了那些为自身寻求政治支持的政治立场中间偏右政客的选择性背书(Murdock, 2020a:874-899)。

   批判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时刻提醒我们,数字网络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中立性传播渠道,它们的可用性和应用实践永远被对抗和争议所环绕。

  

   二、紧急状态:治理模式

  

   对抗的主轴之一存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为了阻止病毒传播,政府制定的政策严格限制了日常行动自由,人们被要求长期留在家中,旅行和社交活动普遍受限,许多商业店铺和休闲场所也都关闭了。根据专业的医学建议,人们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并严格遵守社交距离规定。

   这些旨在减缓病毒传播和保护公民不受感染的干预措施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激发了示威活动,美国首当其冲,在其数字媒体平台上不断有人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反对限制政策。2020年4月,八百多人聚集在明尼苏达州州长官邸外抗议该州发布的延长居家令提案。抗议组织方的脸书页面上声称“政客”并不是公共安全的守护者,他们的意图是“控制我们的生活……在议会暗箱操作通过法律,迫使我们交出自由和生计”(Chute, 2020)。这些人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和鼓励,特朗普(Donald Trump)曾在推特(Twitter)上发文敦促他们“解放明尼苏达”。

   这一事件表明,社交媒体平台在动员公众参与反封锁示威游行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国家元首公开表示支持虽属特例,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模式已经在其他具有强烈民粹主义倾向的国家中不断重复上演。

   使用数字定位技术追踪感染者和接触者造成了公民和政府之间另一层更广泛的紧张关系。截至2021年1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展的定期评估项目已经确认有48个国家使用了“联系人追踪应用程序”(contact tracing apps)。这类干预措施在某些国家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政府监督和不负责任地使用公民个人数据的长期关切,并使人们怀疑针对特殊情况而采取的临时性干预措施可能转变为永久性的治理手段。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官方声称如果政府要履行其保护公众免受可预防性伤害的职责,就不得不进行大规模定位和追踪,但这一说法一直被质疑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和行动自由。即便人们围绕这些相互对抗的观点达成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在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

   中国于2020年2月推出了“健康码”应用程序,率先引入了数字联系人追踪技术。该应用将个人身份数据与旅行记录和症状报告进行关联,并设计了一个三色分类系统管理日常活动和交往:红色表示感染者,黄色表示可能与感染者有接触,绿色表示“一切正常”并获准不受阻碍地进入公共场所。一项抽样调查显示,80%的中国人接受这一管理模式,仅有2%反对,中国的疫情治理效果明显。然而在同一项研究中,只有39%的美国公民支持使用“联系人追踪应用程序”,近四分之一(22%)的人明确反对,其余则表示无法决定(Kostka & Habich-Sobregalla, 2020)。

   韩国是中国以外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之一,正如马克·瑞安(Mark Ryan)在其文章中所述,韩国政府通过收集用户使用商业服务而产生的各类数据追踪感染者,这一政策得到了韩国民众的广泛支持(Ryan , 2020:383-407)。杰拉德·戈金(Gerald Goggin)的研究显示,新加坡作为另一个相对成功地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其公众也普遍接受在智能手机上安装定位追踪程序;而类似的应用程序却在澳大利亚遭到了强烈反对(Goggin, 2020:61-75)。

   为了解释上述差异,有些人重回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范式,用西方推崇的个人主义对比亚洲社会普遍存在的集体主义和遵规守纪传统。与所有二元对立思维一样,这种粗糙的划分过度简化了一个复杂的权力场域。

   事实上,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率在西方社会差异很大。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和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率在发达经济体中位居一二名:英国每十万人中有190.88人死亡,美国则为168.41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新西兰的新冠肺炎死亡数据与新加坡相当,两国均为0.53人(John Hopkins University, 2021)。显然,我们需要同时考察治理模式和相关经验才能理解这一差异。

   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英美两国分别以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唐纳德·特朗普为首的独裁民粹主义政府自视独一无二、与众不同,都认为他国的抗疫经验毫无借鉴价值。特朗普退出了一系列国际协议和组织,约翰逊则主持完成了英国“脱欧”。

   在上一次重要的冠状病毒大流行病——“非典”(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中,英美两国均未受到严重影响。相比之下,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经历的严重疫情促使他们制定新的政策举措以确保能够有效应对未来可能暴发的疫情。因此,当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时,韩国政府有能力迅速采取严格措施在大范围人口中消灭病毒,并及时控制局部疫情。

虽然英国和美国为应对大流行病进行了模拟演习并制定了详细计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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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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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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