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 陈晴:从组织规矩到心灵秩序: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中的“自我净化”特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04 次 更新时间:2022-02-02 21:33

进入专题: 自我净化   组织纪律   心灵秩序  

程美东 (进入专栏)   陈晴  



摘要:如何防止政治组织的内部腐化,是古往今来的普遍难题。相较于以制度制约人心的思路,马列主义政党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思路:将政治理想落实到组织纪律,用纪律及执行机制约束党员外在行为,同时又在政治理想的理智认同与情感共鸣中将纪律内化为心灵秩序。这一“自我净化”特质,源于马列理论对共产党及其党员纯洁性的要求。随着政治现代化的要求,这一制度逐步向制度化治理的方向转型,但仍保有为了维持党的纯洁性克服利益障碍与路径依赖的原始动力。可以说,“自我净化”的特质及其实现机制鲜明地体现了百年大党在复杂政治实践中追求马列主义初心的政治智慧。


关键词:自我净化;组织纪律;心灵秩序;纯洁性;防腐败



如何防止政治组织的内部腐化,防止监守自盗,约束为政者不滥用公权力,是政治理论与实践的经典难题。无论是用严苛的制度制定与纪律执行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还是用教育引导心灵形成内在约束,似乎都无法起到完全保障作用。即便建立一整套缜密的从外在制度贯通到内在心灵秩序的体系,也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的,存在统治者德性步步堕落、城邦步步败坏的可能性[①]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态(也可视作政治文化)[②]将自身的“自我调节”称为“自我净化”。“自我净化”,顾名思义,即中国共产党主动革除腐化成分,保证组织的纯洁。相较于其它政党的“自我调节”,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净化”不仅是通过制度实现的,而是将政治理想落实到组织纪律,用纪律及执行机制约束党员外在行为,同时又在政治理想的理智认同与情感共鸣中将纪律内化为心灵秩序,从而通过“从组织规矩到心灵秩序”的贯通机制保障党的纯洁性。


近十年,“自我净化”在政治界与学术界受到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共产党“四个自我”的特质,并对“自我净化”的内涵进行了生动地阐释:“要在自我净化上下功夫,通过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古人说:‘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犹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当治也。’治病救人,哪能不吃药,对那些顽症须下点猛药才行,对有病毒扩散风险的肿瘤还得动刀子。”[③]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的探讨在近几年成为热门的话题。其中,有关“自我净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用政治学方法和党建的理论体系分析中国共产党的违纪监察机制和党风建设机制上[④],或从思想净化、组织净化、作风净化、反腐倡廉建设等传统角度涉及相关话题,然而并没有直接地回应开篇提出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革除腐化的党内调整相较于其它政治组织的独特性以及“自我净化”的运行机制。本文将以此为探讨的主线,以期增进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的理解。


一、“自我净化”的概念界定与理论依据

常言道,医不自医,卦不自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将革除党内异己成分的调整称作“自我净化”[⑤]?为什么自信可能革除腐化,而不至于陷入其它政治组织“监守自盗”的困局?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维度下,才能理解“自我净化”的概念界定与提出原因。


(一)“自我净化”的概念界定

“净化”,在生态学上指清除不需要或有害的杂质,从而使物品达到纯净的状态。类比至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的语境下,“纯洁”指向是立党为公的初心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净化”指的是在思想和组织上清除有损党义的部分,从而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绝不自视为结党营私、谋取政权然后分配特殊利益的团体。如果党员仅以普通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自我要求,甚至凭借中国共产党赋予的身份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以权谋私,则是有待净化的“杂质”。


“净化”一词,近十年才在中央文件中广泛使用。改革开放以前,该词只散见于领导人论说中,指组织上的清除敌人与异己,在组织上清除腐化部分,以防变质。例如,“所有较富庶的腹心地区业已净化,土匪或被肃清,或已转入潜伏”[⑥]。同义词有“清洗”、“纯洁”等。而“自我”作为“净化”的状语修饰,指中国共产党主动而非被动地运用党自身的体制或在党的领导下调用其他机制来应对腐化,保持纯洁性[⑦]。


特别的是,“自我净化”也可理解为个人心灵层面的“净化”。类比“自我批评”在中国从党内的相互批评到党员自我批评的定义转型,“自我净化”也指超越自身狭隘的目的去实现更为崇高的理想,例如,“我们做一个人,要勇敢地在革命的熊熊火焰中去焚化身体,净化自己的灵魂”[⑧]。党员要求与组织要求的一致性为理解“自我净化”相较于其它政党的“自我调整”的特殊性提供线索。


(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是“自我净化”的理论依据

利为己谋,是人性的一部分。之所以中国共产党相信“净化”可以通过自身机制完成,并要求党员克服小我,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底色有关。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生长出的资产阶级,始终受限于自身既得的特殊利益。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它之所以能抛弃私利,是因为无产阶级不仅以生活实然境况否定了市民社会特殊性的原则,而且必须抛弃所有仅存的特殊利益广泛联合拯救全人类,才能最后拯救自我。当然,无产阶级并不是天生就是纯洁无瑕的革命者,“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⑨]。因此,革命的过程也是无产阶级自我净化的过程。列宁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建党理论,即由最具有无私精神、革命热情的无产阶级组成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⑩],“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 [11]。卢卡奇评论列宁主义政党是由无产阶级中具有高度的阶级意识和献身精神的成员,“通过他的决心、战斗性、知识和热情,赋予了阶级形式的行动与理解”[12]。因此,无产阶级政党本就不是普通人,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凝聚,因此可能达到普通人所不可企及的价值理想。


“自我净化”的价值追求与组织化的执行特征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下更是脱颖而出。近代不少名人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是缺乏公心、自私自利的。例如,1901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提到中国虽然团体甚多,“然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13],逐渐衍生出“一盘散沙”的经典论断。美国驻华公使也提出,“中国本身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国家,在这些个人主义者中间还没有一致的民族意识,没有天生的爱国思想,也没有个人对他们的政府克尽责职的传统习惯,他们也没有亲自参加制订支配他们生活的法律的想法。”[14]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的决心,才可能产生刀刃向内的底线动力,去摆脱基于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造成的可能迟钝。用毛泽东的话可以概括党“自我净化”的决心: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15]


“自我净化”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取得执政地位的重要依托,也是佐证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相较于其他政党崇高宗旨与紊乱执行的“两张皮”状况,中国共产党以较为严格的纪律执行在诸党派中脱颖而出。1945年7月,毛泽东回答黄炎培先生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时,提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6]。在建国后的整风时,毛泽东告诫全党戒骄戒躁服务于民,“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17]。对于竞争性政党体制下的政党而言,选举竞争的压力是“净化”自身的外在强制性力量,而中国共产党长期一党执政,一旦党内的净化机制失效,党外的机制也难起作用。及时处理人民意见,进行“自我净化”,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才能进一步佐证共产党执政的优越性,提高民众的满意度。反之,如果放任特殊利益膨胀、腐化蔓延,甚至利用国家暴力机器来“捂住污点”、“刀刃向外”,那么不仅违背马列政党的本色,也无法保持民众的信任。


当然,共产党员不可能都是一尘不染的个体,不同时期共产党的面貌也有所不同。但应该承认是,是否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是评价马列主义政党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是否具有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的思想倾向,仍然是评价党员的价值导向。叶子龙回忆毛泽东枪毙黄克功时作的判断:“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么!?”[18]刘少奇在回应政权取得后的党建方向时指出,“如果对腐化堕落的不处理,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可能变质,这是个严重的问题,革命等于白革”。[19]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特意强调,共产党是不可能纵容腐败的,“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20]。陈云长女回忆陈云说过,共产党员腐败“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想象的事情,那就等于说,共产党变成毫无意义的官僚集团了。那还了得?他们一辈子白干了,革命不能走到这一步!”[21]可以说,保持纯洁性的政治理想要求中国共产党克服万难设计整全机制的方式实现“自我净化”。



二、运动式治理与制度化建设:“自我净化”在组织的作用机制



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理论的提出依托于马列主义的价值观,而且体现在这一崇高的政治要求的制度设计与落实执行。中国共产党不是由毫无个人特质、思想完全一致的脸谱化个体拼接而成,每个党员除了政治身份之外也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和其他政治组织一样,必须存在组织上的“净化”机制来革除腐化成员、整顿不良行为,保持政治体的正常运作。


(一)运动式治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事后治理促进事前预防

运动式治理,指的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自上而下惩治和预防腐败。这种治理背后的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是一支维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先锋队,党内存在的腐化问题源于异己分子混入党内。1926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份专门涉及反腐的文件指出,革命高潮下“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出现贪污行为,各支部查明后,“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22],基本说明了当时对腐败源于投机分子的认识。此外,个别“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因为私欲膨胀而堕落败坏的党员也是惩治的对象。整党运动,是对犯纪党员进行斗争,予以教育、处分甚至清除的处罚,借此教育与警示党内的其他同志。


运动式治理的思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通用特点。与其他共产党经常进行的内部大清洗不同,中国共产党较早地吸取了革命历史经验的教训,斗争的重心不仅在于开除不符合条件的病态成分,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党员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以针对少数党员的惩戒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揭发同志的错误“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3],毛泽东鲜明地提出运动式整党中的正确态度。当然,保全性命不意味着和风细雨。在运动中,党员进入了与日常迥异的非常状态针对党的文件相互对照,批评讨论,同时目睹对投机分子的严厉处置,在洗涤心灵还是在净化组织的意义上起到了具有震慑力的作用,潜在完成政治立场的认同构建、政治情感的内化塑造。这一模式成为运动式治理产生成效的标准基础。刚建国后,贪污现象丛生,毛泽东指示:“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二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24]最终纪委的总结报告总结,约有16.5%的党员不符合标准,其中2万余人被清除出党,今后在党纪问题上要严肃地批评和纠正,不应只旁敲侧击或片面地从所谓照顾干部的历史、情绪等出发不提批评[25]。此后的“整党”、“四清”等运动,也是延续着中央高度重视、发动群众运动、在大整顿中教育党员,总结后续回归日常工作的步骤进行。


对于处于领导岗位,造成严重恶劣影响的“关键少数”,严惩不贷才能正清党风。例如,1941年底,全身伤疤90多处的老战士肖玉壁因贪污被判枪决。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26]三反运动结合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开展,其中,处置刘青山、张子善的大贪污案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刘、张二人参与革命二十余年,毛泽东指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27]审理革命功高但触犯党纪的干部,在造成政治高压、推进省察的同时震慑党员的腐败念头,达成以儆效尤的教育目的,是运动式整党以治理促预防的通用特点。


毋庸置疑,运动式整党要求治理腐败的异常状态,恢复中国共产党队伍本身的纯洁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简单高效,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但运动的形式也存在内在的弊端。为了追求“彻底性”,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参与,使运动既刻骨铭心,又不可预测规模和标准,而且影响党内的正常进行。其次,“运动”意味着非常态,当常态来临后,震慑作用随时间推移而递减,因此,日常的铤而走险并不意外。由此,常态化、制度化的建设势在必行。


(二)制度化建设:完善执法机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制度化建设,即通过完善纪律法律、党内外的监督机制与执纪执法机制,进行党的“自我净化”。与运动式治理以政治斗争革除异己的思路不同,制度化建设而是从人心与制度的关系来看待腐败问题。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28],制度化建设承认绝大多数党员既有进步的、积极的一面,也存在人性中惰性的一面,因此扬善抑恶必须建立好的制度。这一国家治理方式的思路变革进而改变了“自我净化”的实现机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不仅打击违纪犯罪,而且起到净化党风的效果[29]。面对改革开放后的严峻的经济犯罪问题,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力图杜绝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治标还需治本,建立制度化的党内净化机制迫在眉睫,1999年3月,“依法治国”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纳入宪法,“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成为新的号召。十六大以后,《党内监督条例》、《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陆续颁布,反腐败斗争从惩戒为主转向了建立教育、监督、执法三者并重的体系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30]。“不敢腐”侧重于惩治和威慑,以严格执法杜绝腐败念头的侥幸心理;“不能腐”侧重于制约和监督,以更严密的事前监督机制防微杜渐;“不想腐”则侧重于教育和引导,通过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来抵御不良风气的诱惑。三管齐下,形成标本皆治、协调治理的结果。在制约和监督方面,2016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要求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的全方位的监督体系[31],达到“关口前移、不断净化”的效果。在党纪和监察方面,党纪执行做到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监察将行政监察升级为国家监察,并实现纪监委对同级党和国家机关的全面派驻。在执纪层面,反腐败机构获得了较为充分的授权。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央纪委立案审查中管干部440人,超过总数的10%;审查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43人,超过总数的10%;开除十八届中委、候补中委超过35人,接近总数的10%。而1945-2012年的67年间,中央开除的中央委员27人,候补中央委员8人,共计35人[32],真正体现了刮骨疗毒的勇气。在教育层面,制度化、常态化的建设吸取了运动式整党的有机要素,在组织生活外的经常性教育之余又定期进行主题教育,如2005年到2006年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19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活动,与执纪和监督机制的组合拳一起发挥影响力。


建立公正的激励与惩戒机制,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意味着党员即便达不到利人先于利己的思想境界,只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会在理性考虑下防止权为私用,达到党的自我净化效果。中国共产党并不止步于此:“自我净化”不仅作用于组织的理性机制,更作用于心灵秩序的感性引导。这种自觉的高度,毛泽东举过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辽西战役时军队不拿百姓的苹果,是因为战士们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毛泽东认为,这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33]。个体追求进步,敬畏高于一己私利的党与人民,与小我的惰性和私心持续搏斗,通过融入无产阶级政党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宏大而永恒的历史秩序上,这需要由组织规矩贯穿至心灵秩序才能达成。



三、从外在规训到心灵秩序:“自我净化”在党员个体的作用机制



西方的启蒙传统,强调用制度与法律建设约束人心。例如,休谟提出著名的“无赖假定”,“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 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34]。阿克顿所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35],是对这一思想的经典阐发。而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列主义政党,在防治内部腐化上,除了有制度建设的相近之处,更有心灵秩序引导的不同之处。进而言之,中国共产党期待,党员服从纪律不仅是因为违规成本大于守规成本,而且是因为在心灵秩序上超过常人而贴近党性,完成由外至内的“净化”(也被称为“无产阶级化”或“布尔什维克化”)[36]。


(一)“铁的纪律”:行为边界的规训

“铁的纪律”,是推动党员行为符合公共利益的外在约束。之所以称纪律是“铁的”,是因为纪律是超乎个人好恶必须执行的规定,背后有严格的执行惩处机制。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整顿三风》中既幽默而又严肃地强调: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37]


守纪律,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无产阶级在工厂中养成的特质,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的重要特征。早期共产党员相信马列主义的救国方案有优越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主义的严明组织。1920年9月,蔡和森提出“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38],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同。刘少奇回忆在东方大学建立的“革命人生观”时,提到的也有“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这些东西我脑子里种的很深”[39]。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上,曾就无产阶级政党是纪律严密的组织还是研究团体展开争论,最终强调组织纪律的一方占了上风[40],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大致趋向。服从纪律,进而使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成为各版入党誓词的一部分。


对于违背纪律、因私废公的行为,中国共产党也逐渐完善了惩处机制,使违规收益小于守规成本。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开始单列有“纪律”一章,规定开除党籍的六项条件(其中第一项就是言论行动违背党章或党的决议案)[41],此后进一步完善为分层次具有可执行性的条文。当然,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执行机制还不很完善,虽然党的纪律或多或少都有规定,但党员的身份意识仍不够明显,甚至出现干部以脱党为名闹脾气的现象[42]。1927年的中共五大设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于不适应复杂的斗争环境而昙花一现,而后党员违纪问题主要由各级党委负责(期间也零星设有负责机构),执行方式也进一步完善。对于犯纪律的同志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改造机制。一般而言,对于普通犯纪律的同志先是指出错误,进行教育,令他反省自身;如果故不改正,则在群众中指明其错;最严重的做法是公开消灭其政治生命[43]。在非常时期,组织内省察机关严格的省察标准在客观上对党员服从纪律起到极强的震慑作用;在局势和缓时,党的文件明确反对用非常手段造成恐怖风气,但非常时期的遗留记忆仍起到震慑作用。纪律也成为党员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例如,抗战时期一位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的女党员面临私人感情与党纪律的张力时,在日记中记载,“纪律对于一个不自觉的人,就应该是强制的束缚的。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就需要无条件的遵守党的纪律,这是党员起码的义务、特权。”[44]可以说,“铁的纪律”是党员保持公心的外在约束。


然而,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要求绝不停留于消极地不违背约束,毕竟,凡是条文都会有漏洞,而执行机制也不可能时刻在场。“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45],这是刘少奇对中共党员的期待目标。如此,“自我净化”需要从外在约束转变为内在的心灵秩序,转变为“自我立法”。


(二)信仰教育:心灵秩序的重组

稳定、纯洁的心灵秩序是防止党组织的德性败坏的内在向度。没有人喜欢被约束,如果纪律的背后缺乏导向崇高价值的可能性,那么,共产党员就会像躲避工厂纪律一样消极执行党的纪律。中国共产党对于执行纪律的消极倾向一直有所警惕。早在1926年7月的中央文件就批评了“负责的工作同志,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因此纵然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流弊。”[46]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中的“自我净化”不仅要服从纪律,还要追求服从纪律的“自觉性”,这一自觉性源于党员通过思想斗争来完成从普通人向标准党员的自我超越。


对于早期知识分子党员而言,这一“净化”多是自发完成的。马列主义意味着在传统价值“祛魅”和政治秩序失范的背景下,通过投身组织化集体的方式选择一条最能将散沙式的民族整合成独立民族国家(或更高形式)的道路。而早期的工农党员,多怀有对现实社会不公正的强烈不满与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信仰献身革命。因此,他们对党命令的执行有内在愿望的一面。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队伍遭到重大损失,脱党亦有之,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部分队伍在农村进行更为深入地探索,党的组织成分发生了重大调整。中国共产党逐渐寻找到将农民中先进分子的朴素热情上升为革命信仰的道路。


延安时期对党员的整风则奠定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伦理,完善了在党组织内加强党性修养,进行心灵革命的步骤。例如,刘立功是很典型的有悖于党员标准的案例,他不服从去基层的分配,因小我废大公。陈云以他为例说服其他党员服从纪律时,采取的是将个体选择与中国革命胜败等宏大意义联系的方式,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47],这直接为每个个体的选择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坐标中提供稳定的立基之地。在宏大的自然秩序与历史进程之前,个体是极为渺小的,尤其在动荡的年代,人生更如风中浮萍,而党员身份与在此之前的每一个抉择就将个体与永恒使命联系起来。刘少奇提出,“我们(尤指知识分子党员——引者注)应该把自己看做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做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48],党员要时刻警惕自己在崇高使命前的不自足,通过修养与克服磨炼来抛弃小我的执念,将自我融到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完成心灵秩序的重建,从而接近理想党员形象,“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49]


个人净化在过程上,是由外力引导党员进步的愿望的回响,而非从外到内的灌输过程,更不能理解为被规训后对既成现实的合法化承认。不少党员都记载了自己追求理想而不满现实,在过程当中自我怀疑,在整风后得到净化的畅快心情。王林在整风之前局于各种情感上的痛苦,“我想我终身是不实际的空想主义者,一生受苦而追求不到理想的现实。[50]”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对自身的普遍不满。而刘燕瑾在整风挨批评后,竟愉快地接受党的处罚,认为“只有和党真正的一条心,真正从思想上做一个永久的党员,自己才能得救,自己才能不是一个绝望的人,自己的前途才能更光明,否则我将会更危险的蜕化,叛变,走到末路。”[51]温济泽这样解释痛快感,个人无法选择出身,但可以改造自己的思想,“完成从非无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立场及思想感情的转变,那就是把尾巴割掉了,就会轻松愉快了。”[52]类似这样的叙述还有很多。之所以他们以声讨小我、迎接大我的方式抛弃杂质而会感到由衷的喜悦,是因为他们在自我整顿的过程中,抛弃自身而切实获得了分有超出自我之上历史秩序的稳定感,进而与党的意志和人民融为一体。这是“自我净化”在个体作用的体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建设上有了跨越性的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以“不敢腐”“不能腐”的组织机制推进“不想腐”的自律机制,从源头上筑牢干部心灵的“防火墙”。正如习近平总书所指出:“党员干部要不断加强自律,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尤其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53]。失足多从失衡始,当干部不以纪律、党规为荣,不能守住底线、追求高标准,反而迎合社会的奢靡之风时,距贪腐也就不远了。通过理想信念教育、“三严三实”教育等理想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防腐反腐的自觉性。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气氛,将党员标准从组织规矩真正建立到心灵秩序之中,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的治本之策。




四、余论

“自我净化”:在时代变更中追求政治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54]。如何防止政治组织的内部腐化,是古往今来的普遍难题。相较于启蒙以来的以制度制约人心的思路,马列主义政党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思路:将政治理想落实到组织纪律,用纪律及执行机制约束党员外在行为,同时又在政治理想的理智认同与情感共鸣中将纪律内化为心灵秩序。


当然,人心的软弱面是相通的,共产党员也不可能都是脸谱化的圣人,崇高的理想落地在残酷的现实往往历经波折、甚至面目全非。之所以中国共产党敢于提出这样的假设,关键在于对“人”的不同理解。如同陈毅安烈士在家书中所写的一样,“革命党人先要革自己的命,然后可以把人家革命化。”[55]无产阶级抛弃来自市民社会特殊利益的可能性,在列宁的转换下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抛弃特殊利益的可能性,在中国共产党体现为“自我净化”的特质。在近百年的政治实践的波折和调试之后,“自我净化”的政治文化仍然鲜活地生长在中国共产党内——不仅是用现代化的法律机制落实组织规矩,而且保有对党员心灵秩序的追求。由此,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中的“自我净化”展现出和其他政治组织不同的特质,为自我监督的历史性难题贡献了延续前人但又独具创造的智慧。



作者简介:


陈晴(1998-),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联系邮箱:pkuchenqing@pku.edu.cn


联系电话:15305919553


微信号:pkuchenqin


本文为程美东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历史经验”(19ZDA011)阶段性成果。


[①]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592页。


[②] 政治生态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生态特指借用模拟生命主体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行政系统,实际上也是政治文化。“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国内最早的专著,都可以追溯到王沪宁著写的《行政生态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③] 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求是》2019年第15期。


[④]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袁峰从自主性和适应性的角度谈中国共产党如何根据社会需求变动主动解决组织内部的意识形态、组织队伍以及党的社会基础等各方面的不纯洁问题。李景治从加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畅通党内监督和举报机制、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角度阐释“自我净化”的内在机理。周良书和王杨借用生态学的结构,从党内政治生态动态稳定的达成与维护、受损区域的修复与重塑,以及健康状态的保持与恢复三个维度构建“自我净化”的机制。杜伟和宋伟关注十八大以来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如何进一步强化党内的监督工作。此外,还有学者从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的论述、道德建设、党员认知力等具体角度阐发“自我净化”。


袁峰:《自主性与适应性视角下的政党自我净化能力分析》,《理论与改革》2013年第6期。


李景治:《着力增强党的自我净化、完善、革新和提高能力》,《理论与改革》2017年第1期。


周良书、王杨:《党内政治生态的自我净化功能及其内在机理》,《新视野》2020年第1期。


杜伟、宋伟:《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的创新实践》,《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4期。


都瑞成:《延安整风运动对党执政兴国条件下自我净化的启示》,《求实》2013年第1期。


刘维芳:《毛泽东关于党的自我净化思想及其启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


罗春洪:《党员干部自我净化的道德向度》,《理论探索》2013年第3期。


胡月星:《自我净化与完善 从提升自我认知力入手》,《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3期。


[⑤] 目前,学界对于“自我净化”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自我净化”广义上可理解为系统内环境自我控制、自我管理机制,狭义上指以“刀刃向内”的方式解决思想、作风上的纯洁性问题(主要指腐败和初心败坏)。


[⑥] 邓小平:《我们已经开始摆脱被动状态》,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⑦] 在马、恩、列的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实践中,腐化、异化与异己阶级是分不开的。因此“净化”相当程度上指向的是阶级异己分子及其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但由于“自我净化”主要是近十年来才被定义的新词汇,主要围绕思想、作风上以权谋私和防腐败使用,较少涉及(也尚未专指)政治上的净化。因此本文的“净化”主要指无产阶级克服眼前物质自利倾向方面的纯洁性保持。


[⑧] 叶剑英:《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载《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⑩]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11]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12] 卢卡奇著:《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张翼星译,远流出版1991年版,第53页。


[13]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14]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湖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15]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1097页。


[16]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页。


[17] 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中共终于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287页。


[18]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19]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26页。


[20]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21] 《陈云与党风廉政建设》摄制组编:《生死存亡的关键 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讲述陈云》,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2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283页。


[23]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页。


[2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42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71页。


[26] 陈云:《从肖玉璧之死说起》,《解放日报》1942年1月5日。


[2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第152页。


[2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29]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30]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页。


[31]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42页。


[32] 陈曙光:《改革开放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成功密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0-71页。


[33] 毛泽东:《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34] 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 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 第27 页。


[35] 阿克顿: 《自由与权力》,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42页。


[36] 当然,从个体角度论述的“自我净化”与思想的自我净化机制是高度重合的。但本文之所以不从思想净化、组织净化、作风净化等传统维度入手,是为了与其他政治组织更具可比性,从而既能彰显中国共产党在终极关怀信仰的特殊高度,又能在组织层面既与西式权力制约监督体制展开对话,体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过程的政治智慧。


[37] 毛泽东:《整顿三风》,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38] 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载《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页。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刘少奇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40] 陈潭秋:《回忆党的一大》,载《中共党史口述实录》(第一卷),第14页。


[41]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页。


[42]  比如,张申府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年轻党员说为幼稚可笑,“我一气之下,表示退党。”,李大钊、邓中夏等劝说,张认为,“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再比如,刘仁静“常常给党很多麻烦,但是党没有一次处分过他”。邓中夏因为工作矛盾,“生气、消极,并且要求退党,他说:‘我不对,dismissme.’。”最终在李大钊家进行和解。据朱务善回忆,这种不服纪律的和解,“我记得在守常同志家对好几个同志举行了好几次。”其实,从包惠僧、罗章龙、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录,也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不很严肃,大革命时期稍好写,大革命失败后白区秘密工作难度增大而红军内军事化后才逐渐落实了“铁的纪律”。


李涛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273页。


[4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人民出版社,第377-378页。


[44] 刘燕瑾:《火线剧社女兵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


[45]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


[4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47] 陈云:《为什么要开除刘立功党籍》,《解放》第73期,1939年5月23日。


[48]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


[49] 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3页。


[50] 王林:《王林文集 第5卷 抗战日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9年版,第204页


[51] 刘燕瑾:《火线剧社女兵日记》,第145页。


[52] 任文主编:《我所亲历的延安整风 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53]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


[5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11页。


[55]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编:《廉政家书》,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5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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