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根 游丹怡:方汉奇:一砖一瓦搭建新闻史学科大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 次 更新时间:2022-01-26 22: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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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根 (进入专栏)   游丹怡  

   2021年1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中国新闻史”课程与教材建设研讨会。95岁的方汉奇先生步入会议室时,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响起。掌声是对方先生的由衷敬意,更是真切祝贺。在9月26日国家教材委员会公布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第3版)荣获一等奖,是新闻传播类教材唯一的一等奖著作。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正以此次获奖为契机。

  

   《中国新闻传播史》初版于2002年,历经两次修订,为全国大多数新闻院校选用,影响了几代新闻学子,“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这本重量级教材,是方汉奇先生毕生的积累与心血。作为新闻史学家与新闻教育家,方汉奇筚路蓝缕、厚积薄发,为新中国新闻史学科发展筑牢根基、培育英才,以毕生之力一砖一瓦搭建起了新闻史学科大厦。

  

   爱好集报,踏上新闻史研究之路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将中华民族逼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平津危急!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就此改变。当时方汉奇正在北京念小学,也不得不随家人开始逃难。迫于战乱,他频繁转学,全面抗战八年念了八所中学,尚且年少就已饱受流离之苦。

  

   1944年,方汉奇转学至广东梅县的梅州中学念高二,遇到了一位过去在北京相识的长辈。这位长辈毕业于燕京大学,是方汉奇的姑姑方群凤的同班同学,本是梅州籍,当时在粤北一所小学教书。她的丈夫是北伐老四军的军长,已牺牲在抗日前线。

  

   于战乱中得遇故旧,有其格外珍贵之处,而对方汉奇来说,更有另一番非凡意义。方汉奇到她家做客时,在藏书中发现了十来份旧报。当时的梅州,能够见到的报纸只有一两种。方汉奇在高一时曾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负责办墙报,需要时时关注战争的信息并采访写稿。此时能看到这些出版于京沪一带的旧报,方汉奇自是爱不释手。长辈见方汉奇对旧报十分喜爱,就将这些报纸都送给了他。

  

   这是方汉奇所集的第一批报纸,这次做客也成为他集报爱好的开始。旧报上登载的人与事,虽已为陈迹,但邵飘萍、范长江等名记者的胸中丘壑、笔下风云,始终令方汉奇无比神往,他因此立志要考新闻系、做新闻记者。高中毕业时,方汉奇报考了几乎所有设立了新闻专业的大学,唯一没有报考私立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因为学费太贵。最后,方汉奇考上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念了四年的公费大学。

  

   虽然是穷学生,方汉奇为爱好花钱却很大方。他想方设法收集各类旧报,常去旧书店“淘宝”。当时的旧书店,大多看重旧书,而不看重旧报,要搜集旧报,就得到店里的废纸堆里翻找。1947年8月,方汉奇与学长穆家珩一起逛旧书店,找到了一堆20世纪20年代的《时事新报》和《申报》。那天他们用一个烧饼的钱换来了好几种旧报,收获颇丰,倍感高兴。大学期间,方汉奇逛了三年旧书店,藏报增加到1500多种,还有不少可称为“海内孤本”的珍品。

  

   基于如此丰富的收藏,方汉奇于1948年撰写了13600多字的论文《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上连载了8期。这是方汉奇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自此他走上了新闻史研究之路。

  

   集报种类不断增加,方汉奇自有办法把它们整理得井井有条。他仿照杜威十进分类法,将报纸分类编目,一共有10大类、118小类,对于有历史价值或特殊意义的报纸,还会附上详细的说明。1948年12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为庆祝建校7周年,举办了一次全国报纸展览,三年级的方汉奇作为班上的学术委员,是报展的主要筹备者和展报提供者,报展采用的分类方法也来自于他。筹备三月、为期两天的报展,一共展出了1650种报纸,占用了10间教室、400张课桌,参观人数超过6000人,《申报》《报学杂志》等都对这次报展进行了报道。

  

   方汉奇对新闻史的爱好与积累,给当时的系主任马荫良留下了深刻印象。1950年1月临毕业时,方汉奇收到了时任上海新闻图书馆馆长马荫良的一封信,这封信给他带来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馆员。

  

   调查藏报,摸清新闻史研究家底

  

   《上海各图书馆藏报调查录》是一本几近散架的旧书,1951年1月由上海新闻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编印,并附新闻学图书目录,扉页对收录范围有更细致的解释:“藏报种数在二种以下,藏报数量在一年以内者,不列入。”这本调查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上海全市至少收藏报纸2种及时间长达一年以上的31个各类型图书馆的藏报情况,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70年的岁月流转,让书页变得泛黄而发脆,翻阅起来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同捧着一份久远而珍贵的记忆。这样一本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编纂而成的工具书,正是方汉奇的作品,那时他25岁,刚刚大学毕业。

  

   1950年3月,方汉奇正式到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这是一家报纸专业图书馆,由解放日报社、新闻日报社和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共同创办,为安置上海解放后因《申报》《新闻报》停办而退下来的老记者、老编辑。时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恽逸群为理事长,聘任原《申报》总经理马荫良为馆长,《申报》主笔冯都良为副馆长,原《新闻报》副总编辑严独鹤为主任。当时上海新闻图书馆共有23人,方汉奇是里面唯一的年轻人。

  

   《申报》《新闻报》是上海的大报,上海新闻图书馆基于它们的资料室建立,藏有600多种报纸。方汉奇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旧报资料,吃住都在馆里。老报人们大都有20多年新闻工作经验,有不少旧闻趣事可聊。方汉奇白天听老报人们讲故事,等到下午5点他们下班后,就读书看报,3年看完了已出版78年的全部27000多份《申报》,连专门研究《申报》的学者都少有做到。

  

   当时的上海,包括上海新闻图书馆在内,共有57家公私图书馆,星罗棋布,各具特色。方汉奇想到,把上海各图书馆的藏报情况调查清楚,正是一个以“新闻”为名的专业图书馆分内的事。于是,他向馆里提出建议,得到了马荫良和严独鹤的大力支持。

  

   作为唯一的年轻人,到各图书馆实地调查的任务,方汉奇自是当仁不让。1950年5月开始,他每日往返于上海新闻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之间,把上海所有图书馆跑了个遍。徐家汇藏书楼给方汉奇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里收藏的报纸特别多”。始建于1847年的徐家汇藏书楼,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图书馆,方汉奇去的时候,藏书楼里的法国神父尚未离开。

  

   在馆里提供的500元经费支持下,方汉奇“单兵作战”8个月,不仅调查了各图书馆的藏报情况,还摸清了新闻学藏书情况,编出一本目录。严独鹤为之题写书名时,还颇感遗憾,因为刚刚毕业经验不足的方汉奇忘了写前言后语,没有为读者交代成书背景。方汉奇编辑的调查录,不仅是一份历史记录,还是一个年轻人执着努力的心血见证。

  

   202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为新学年举行开学典礼,满头银发的方汉奇为8000多名新生带来一堂“公开课”。他叮嘱大家,“最好的年华要去做最应该做的事”,希望大家“多读书、多坐冷板凳、多泡图书馆”。70年前,方汉奇就在他“最好的年华”里做了“最应该做的事”。

  

   “找米下锅”,绘制新闻史知识图谱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在院系调整中,中国新闻教育格局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南方的新闻教育资源都汇聚到复旦大学;在北方,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交由北京大学接办,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下的一个专业,由此形成了中国新闻教育“一南一北”的基本格局,一直持续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

  

   1953年8月23日,方汉奇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四大件行李来到北京大学,成为中文系新闻专业的一名助教。虽然只是助教,也有正式的聘书,由马寅初校长亲笔签发。从此,方汉奇结束了3年的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馆员生涯,正式成为一名教师,专门从事新闻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实际上,方汉奇的从教生涯开始得更早。195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主任黄嘉德要找一位兼职讲授新闻史的教师,马荫良便推荐了方汉奇。那时方汉奇比学生大不了几岁,讲课效果却很不错,“一上讲台,四座静听”,黄嘉德当即约请方汉奇常去兼课。于是,方汉奇开始每周去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讲两个小时的新闻史专题。当时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的范敬宜还旁听过方汉奇的课,印象深刻,多年不忘。

  

   方汉奇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授课,以及他在新闻史研究方面的兴趣与积累,都被他的邻居、时任《解放日报》编委和秘书室主任罗列看在眼里。有丰富新闻教育经验的罗列与方汉奇十分投契。1953年3月,罗列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负责新设立的新闻专业。赴任之前,他邀请方汉奇到北京大学任教。因为“对教师这个职业感兴趣”,方汉奇欣然同意。罗列后来对这次“挖角”还颇有些自得,“说方汉奇是我请来的,要不是我请来,他也不会搞新闻史”。

  

   慧眼识英的确了不起,当时在大学里教新闻史并非易事。为了建立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体系,包括课程内容在内的各方面都要进行巨大的调整和变革,但是缺少资料令当时负责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任务的方汉奇颇感棘手。已有的新闻史研究作品,仅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等少数几本有参考价值。但戈氏著作下限仅到1927年,其中还有不少错误。更困难的是革命报刊史部分,除了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提及的寥寥数语,再无其他现成资料。

  

   当时在大学里讲授这门课程的,除了复旦大学的曹亨闻老先生,就只有方汉奇一人,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完全是一块待开垦的园地。方汉奇到北京大学时,离开学上课仅剩一星期,他只得一边讲课一边搜集资料备课。一开始,教学效果不够理想,收到了很多意见,方汉奇很为此感到苦恼。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方汉奇开始“找米下锅”。除了上课和教研室的例会,其他时间他都用来看书备课。寒暑假时到京沪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和搜集报刊资料、走访老报人。得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原件,馆长向达亲自保管,不能外借,方汉奇就在向达的办公室里翻阅报纸完成备课。从1953年到1958年,方汉奇看完了2000多本书。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的上衣两肘总是最先磨破,为此准备了多副套袖备用。

  

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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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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