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克昌:我心目中的陆侃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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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昌  

  

   陆侃如(1903-1978),字衎庐,江苏海门人。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24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1927年研究院毕业后,曾任上海中国公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并兼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任教。1947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1951年被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文史哲》编委会主任。1953年后相继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

  

   陆侃如先生生于1903年11月,江苏海门人。192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班。1933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班。先生毕业后即回国,先后在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解放初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兼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多种职务。他是上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两个一级教授之一。

   我是陆先生的开门研究生,毕业后又留校任教,和先生相处近二十年,故对他的治学和思想生活颇多了解,陆先生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才思敏捷,聪明过人,硕果累累,早负盛名,说他是学界的才子似不为过。

   1922年10月,陆先生才19岁,刚考入北京大学,即发表了一篇批评大学者胡适的论文《读〈读楚辞〉》。1923年4月,陆先生未满20岁,考入北大还未满一年,即完成他的第一部长达五万多字的学术专著——《屈原评传》,此文附有《屈原年表》《屈赋校勘记》《屈赋古音录》三部分,同年底,也即先生刚满20岁,另一篇长达四万多字的《宋玉评传》又发表了。此文同样附有《宋玉年表》《宋玉赋校勘记》《宋玉赋古音录》三部分。从1922年至1927年,也即先生20岁至24岁,还先后在《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宋玉赋考》《屈原生平考证》《〈二南〉研究》《〈左传〉真伪考》《乐府古辞考》等十多篇论文。陆先生发表的这些论文和专著大都很扎实,富有创造性,具有开创意义。如宋玉,在此之前就未曾有人真正研究过,所有资料都是他从数以百计的古籍中爬梳出来的,正如他在《宋玉评传》开篇所说的,“宋玉——他与屈原同为楚民族文学的柱石,但是,二千年来,好像不曾有过一篇正式的传记,也不曾有过专治他的作品的论文。所以这篇《评传》,一方面传其生平,一方面评其作品,大约这是这种工作的第一次尝试”。正因此,他的著作发表后,多被广泛引用。如杨荫深于1933年出版的《先秦文学大纲》列出近人参考书五种,其中有四种是陆先生的。杨先生认为,陆先生的《屈原评传》,“为最近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屈原生涯及其作品的一部好书”。《宋玉评传》一书,“对研究宋玉的作品也有新的见解”。在此前后出版的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刘麟生《中国文学史》、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也都吸收陆先生有关屈、宋研究的成果。

   从上我们不难看出,陆先生这时已奠定了他在《楚辞》研究界的权威地位,当时他才24岁。

   1957年初,陆先生聆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对他说:“关于宋玉的评价,你未免太高,郭老又太低了,比较起来,鲁迅先生的意见还是公允的。”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他早年的看法还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并与鲁迅、郭沫若意见并列一起加以评述,可见其影响之深巨。

   陆先生从1925年至1927年,也即他22岁至24岁在校读书期间,又开始了《中国诗史》的撰写,并完成了《导论》和《古代诗史》部分。

   从1927年至1930年,也即24岁至27岁在上海任教期间,他又完成了《中代诗史》部分。这时与他结婚刚一年的夫人冯沅君也完成了《近代诗史》(宋以后部分),一部长达55万字的《中国诗史》终于完成。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歌史。这部诗史引用古籍数千种,资料相当丰富,且取材审慎,要言不烦,有的见解也很深刻。例如陆先生在评价魏晋一些所谓名士、玄学家时指出:“当时的文人,差不多不是药鬼,便是酒徒,有些人便真个沉迷于药和酒中,养成了束书不读,闭眼瞎说的清谈世界,矫伪之风于斯为盛。但第一流的才人却知道药和酒不过是避免无谓的牺牲的工具,热烈的内心是始终保持着的。当时有许多作品便是这种内心的外泄。”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先生对魏晋名士就作出如此深刻的分析,实在难得。所以这部诗史一出版,即在学术界引起更大的反响。杨荫深193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大纲》,除《楚辞》部分继续采用陆说外,“关于乐府部分”等等,也“多取资于陆侃如氏的《中国诗史》”。赵景深194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各编都把《中国诗史》列为参考书。鲁迅先生则把《中国诗史》和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等等列为五种“可看”的文学史参考书(见1933年《致曹靖华》)。

   陆先生三十出头,又与冯先生合作完成《中国文学史简编》,这时先生研究的范围已由诗歌拓展到整个文学作品。同时还发表大批学术论文。陆先生在古代文学研究界,也已奠定了其重要的地位,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古代文学研究大家了。

   上世纪60年代,先生已届耳顺之年,但拿起笔来仍是文思泉涌,如有神助。他的草稿就是定稿,从内容到文辞都极少改动。有一次我看到《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几星期来一直发表郭沫若有关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论文,几乎是每星期都发一篇,占一整版,我很惊叹。我说,鲁迅先生说郭老是才子,一点不假,难怪他在重庆写《屈原》《虎符》等等话剧,五七天完成一本,果真是下笔成文,倚马可待!陆先生听后频频点头,微微笑道:“那也不难!”俄而说:“他还有秘书协助!”意思是不全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我事后回想,陆先生写一篇论文,往往也只需五、七天。我粗略统计,在1962年内,发现先生发表论文12篇,完成专著两部。在此期间,他还要给山大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开《中国历代文论》课,《文心雕龙》课,每周都是两节;给研究生、进修教师开《两汉辞赋》《六朝文学》,也是每周两节;他还主持一个大型“文论班”,中文系很多青年教师都参加,每半月一次,每次一个下午,他都要作中心发言;同时还要审阅研究生、进修教师和文论班青年教师的论文。另外,每周还有两个下午(每星期二、六下午)“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有时还要到校外参加有关活动,他能有多少时间用于写论文?如果不是“援笔如口涌”“举笔似宿构”,如何能在极繁忙的教学政治活动中完成如此大量的科研任务!

   回想早就听说过,陆先生在巴黎博士生论文答辩会上,主考官忽然向他发问:“为什么要说‘孔雀东南飞’(《乐府古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首句),而不说‘孔雀西北飞’?”陆先生应声答曰:“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开头两句)当场听者无不面面相视,啧啧称奇!陆先生的聪明可见一斑!

   陆先生治学的态度亦极值得我们学习。他的论文都写得深入扎实。如前面提到的《屈原评传》和《宋玉评传》都附有作者年表、作品校勘等等即可看出,先生写论文前,一定要先把作家的生平事迹、作品的内容、音韵等等搞清楚。尤令人惊叹的是陆师撰写《〈诗经〉参考书提要》,对古代120种有关《诗经》的参考书逐个作出评论。作者说:“本文随读随记,次序很零乱,将来发行单行本时,再以时代前后来排比,……十四、四、一,陆侃如记于北京。”看出作者还未及按参考书出现的年代整理出来。但我们从发表于《国学月报汇刊》1926年1卷中的七种——子贡《诗传》、申培《诗说》、《韩诗外传》、《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毛诗指说》、《吕氏家塾读诗记》、《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不难看出其写法极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比之又更详尽,每种都在一千字左右。这是一种深入细致而又极其浩大的工程,其意义是不用多说的,而开始写作时陆师才22岁。

   但陆师仍不满自己的学风,1937年,也即他34岁时,忽然开始撰写《中古文学系年》。他说:“我自己很早就想研究文学史,可是经过若干年的摸索之后,深深感到过去走过的路都不十分对。朴学的工作既不精确,史学的工作完全没做。”他提出写文学史的三步曲——实际也是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应走的三个步骤。

   他深入浅出地指出:“文学史的目的,在鉴古以知今。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仅要明白文学史上的‘然’,更要知道‘所以然’。如以树木为喻,‘然’好比表面上的青枝绿叶,‘所以然’好比地底下的盘根错节。我们必须掘开泥土,方能洞悉底蕴。所以我认为文学史的工作应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是朴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这是初步的准备。第二是史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情况,必须完全弄清楚。这是进一步的工作。第三是美学的工作——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这是最后一步。三者具备,方能写出一部完美的文学史。”(见《中古文学系年·序例》)所以他要在“中古”这个时段做个实验,准备花三十年写三部书:即《中古文学系年》《中古文学论丛》《中古文学史》。惜他多遭不幸,未能如愿。

   陆师深入扎实的学风,我自己也有亲身的体会。1960年,当我确定《汉四大赋家初探》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后,他即要求我:第一步对司马相如等四大赋家的赋作逐篇注释一遍,并写出阅读心得,送他审阅。第二步,阅读四大赋家其他作品,写出笔记。阅读与四大赋家相关的文学、历史、政治等等背景资料。第三步才进入写作四大赋家专论。陆师这个要求,我做得很不够,但却也成为我自此之后撰写论文的定式。如我后来撰写《汉赋研究》时,就把全汉赋都注解一通,连注带评近百万字,此稿不久当作为专书出版。所以,我虽愚钝,但在陆师身上还是学到一些东西,影响着我一生的治学道路。

   再补说一下我的一些恶作剧。我当陆师的研究生时,常常有意“刁难”先生。大家都知道汉赋生僻字一大堆,令人生厌。我常忽然提出一些生字来“考”他,我总以为能难住他,但他每次几乎可以不看上下文便可随口作答。问一些比较隐蔽的典故,他也能一眼看穿。我注释白居易诗文时,有一个句子弄不清楚,专门跑去问一位专治唐代文学的专家,也不得其解;又去问一位语言文字专家,同样也说不清楚。但我随后问陆师,他好像不加思索地就给我解决了。上世纪60年代初,他给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开《中国历代文论》课,用的是郭绍虞先生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但他不讲郭注篇章,专选其中白版文章讲。下课时,我常偷翻陆师讲的那些章节页码,我未见他在书上作什么注解。他几乎是拿起白版文章就讲。他的文字训诂功夫真令人惊叹!

   1977年夏,陆师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封长信,问我能不能在《文史哲》上发表(我当时是负责《文史哲》文学版的编辑工作)。此信是批评刘大杰先生在其修改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把杜甫说成法家。陆师把杜诗中凡提到孔子、儒术、儒生、腐儒、管仲、屈原、秦始皇、贾谊、诸葛亮、唐太宗…等等诗句逐一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杜甫并不是“轻儒”“重法”的法家。此信在大半年前寄给刘先生,刘先生没有回信,故他寻求在《文史哲》发表。我以为此信写得很好,用事实说话,征得主编蒋捷夫同意,就安排在《文史哲》1977年4期上发表。(编者注: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阅读陆侃如先生此文)

   陆师此信完稿于1976年11月1日,他当时是中文系《刘禹锡诗文选注》编写组的“壮劳力”,此信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从信中所说的他“对杜集再读一遍”推测,陆师酝酿写此信必在1976年夏秋,而那时正是毛泽东病重,“四人帮”横行之时。当时大家也都意识到,刘大杰改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是有背景的,“四人帮”中某些人在起作用。聪明过人的陆师不会想不到,但他却偏要去批逆鳞,可见其胆识之不一般。——顺便说一下,此信发表后,蒋捷夫主编告诉我,告状人还真不少,说为什么给他这种人发文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后,北京上海等地一些权威人士都说,陆师信是《文史哲》1973年复刊后最优秀的文章之一。

   总而言之,陆师不仅聪明过人,才气横溢,他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进步的世界观,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才造就了陆师这样一个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

   龚克昌,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辞赋家协会荣誉主席,全国赋学研究会会长

   原载《文史知识》2003年第8期,第107-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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