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马尔罗的诱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3 次 更新时间:2021-12-27 10: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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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 (进入专栏)  

   在《西方的诱惑》(1926)一书的开篇,安德烈·马尔罗便给出了要读懂这本短小而又厚重的小说所需的线索:这是一首作者的幻想曲,甚至想到了马达的轰鸣。为了强调这一双重形象,马尔罗小说中的主角“A.D.”前往东方所乘坐的船只被命名为“香波尔”号;由此,象征西方力量的轰鸣的马达声之中,加入了对法国王室辉煌的殷殷召唤。香波尔城堡是16世纪初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狩猎行宫,气势恢宏,不仅展示了建筑上的辉煌,还意味着更多——它生动地展现了文艺复兴末期人们将火焰的美景与几何学结合起来的才能。同样是在这一部分,在马尔罗时代,西方人对所谓的“东方”种种典型的幻想,从“牛角形的水果”、掌状的屋顶到欲壑难平、令人恐惧的中亚游牧军队,全都被艺术性地穿插在马尔罗笔下的整个东方形象之中。

   如果没有偏远的工厂加工和组装零件,也就不会有马达;与此类似,没有来自外部的刺激,幻想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从内部产生。马尔罗试图向读者阐释清楚这一点:“只有乐于逐一捕捉生活形态并将其锁入书本当中的人,才算是做好了阅读我的思想状况的准备。”[1]通过虚构无名的先驱,马尔罗将故事的叙述者法国人A.D.置于一个比整个基督史(A.D.字面意思暗含“公元后”)偏窄但依然相当辽阔的文化环境之中。中东的“东方”以回忆录、小说、诗歌和绘画之中都充满的“东方”的字眼为载体,如潮水般涌向19世纪的法国。到了马尔罗撰写《西方的诱惑》之时及20世纪前二十年,这些东方形象(有些时候会被挤出公众关注的范围)中开始出现中国元素。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以复仇为名的西方军队进驻北京城区;特别是在1912年清朝最后一任满族皇帝退位之后,北京对于西方来说就变得更加开放,据说当时西方人对北京的研究甚至可以精确到个人。

   马尔罗一直热切地关注20世纪20、30、40年代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剧变——不管是在二战时期的越南、中国、西班牙还是法国——他的分析总是迫使自己更进一步,超越自身的时代和知识的限制。但是在写作《西方的诱惑》时,马尔罗尚且年轻稚嫩,因此,如果我们把他的中国观放在那些与他生活年代最接近的文学先驱的观点中,会比将他视为一个革命的空想家更有利于理解。

   在我看来,马尔罗的《西方的诱惑》的风格和感情借鉴了同时代的三位长者:皮埃尔·绿蒂(Pierre Loti)、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和谢阁兰(Victor Segalen)。这三位作家都曾长期旅居中国,著作颇丰,在当时深受欢迎。他们都曾生活在狂热的政治世界和现实中,也曾沉浸在他们的中国梦境中无法自拔,之后的马尔罗也是如此。“皮埃尔·绿蒂”(朱利安·维奥,1850—1923),是在中国服役的法国海军军官;保罗·克洛岱尔(1868—1955)是一名外交官,在1896—1905年担任法国驻福建领事;谢阁兰(1878—1919)是法国海军的随军医生,1906—1914年曾在中国居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

   皮埃尔·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是20世纪早期法国文学界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从1902年至1914年间再版五十次之多。这本书是绿蒂在1900年至1901年作为法国镇压义和团的远征军的一员,寄给《费加罗报》(Figaro)的笔录汇集而成。从表面来看,这是一本传统的冒险回忆录,但是绿蒂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自己的思考和情感都融入了这本书中,从而将此书变成对异域中国的低沉的赞美诗,从以下两个例子当中便可见一斑。

   对于绿蒂来说,北京的城墙已经不仅仅是城墙,而是让人觉得代表着整个中国。在第一次见到北京城墙之时,绿蒂便写道:“当那前所未有的高大城墙肃穆哀愁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城墙在灰蒙蒙、赤裸裸的孤寂之中无尽地绵延着,像是被诅咒的大草原。如同悄无声息地奇妙地置换了场景,却听不到置景师操作的声响,也没有管弦乐队的喧闹声,是在比所有音乐更庄严的静寂之中进行的”。[2]之后,法国军队驻扎在一幢中国古宅院中,自从清廷随着义和团的溃败而逃离北京后,这里便成了他们的驻扎地。绿蒂在这里又经历了一次更加可怕的遭遇。那天,绿蒂碰都没碰仆人准备的晚餐,他刚刚在那雕刻着可怕怪兽的大床上躺下并吹灭蜡烛,就看到了周围墙上和天花板上都是老鼠尖尖的嘴脸和闪闪发光的眼睛。熄灯之后,他很快就听见所有的老鼠都蹿了出来,争相爬到桌上的精致瓷器里啃起法式糕点来,瓷盘叮当作响。[3]

   在《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一书中,绿蒂试图给读者传达一种失落感。这种失落感来自他对中国了解得太深入,这片禁地在抵抗西方意识入侵的过程中,偌大的中国毫无还手之力。类似的内容也可以在克洛岱尔的书中找到。克洛岱尔并未使用任何叙述性的言辞来展示他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的看法,而是用一系列的散文诗关注意向本身。由此,这个西方人在中国大地上闲庭信步、优哉游哉,有时目瞪口呆,有时惊慌失色,品味着其中的景象和味道。克洛岱尔往往能为马尔罗那些简洁的语句提供详细的背景。在《西方的诱惑》的第一章中,马尔罗粗略提到了一些令人讨厌的气味,让在河边漫步的游客感到“恶心”,不过这些游客依然“开心而兴奋”。但是,马尔罗并没有详细描述这些气味,而克洛岱尔根据自己在夜间游荡的经验,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他看来,中国城镇的气味“浓郁得像爆炸物:有食用油、大蒜、动物脂肪、烟尘、鸦片、尿、粪便和垃圾的味道”。[4]

   正如绿蒂笔下的城墙和老鼠,克洛岱尔也用自己在中国短暂停留的经历来建造思想大厦。但是与绿蒂相比,他的描写更加深刻,参与到了世界文学的对话当中,正如马尔罗对他笔下虚构的人物“凌”(Ling)的塑造一样。下面是克洛岱尔在孔庙中写下的“符号的宗教”:

   碑文本身就表示了自己的价值,因此颇有点神秘意味。谁也不知道这些碑存在了多久,没有年代,它本身也没有任何说明。它矗立在那儿,人们在仔细辨认那些还可以认得出的名字。

   深邃的说明都在黯淡的金属华盖后面,虬龙神秘地盘绕着圆柱,两柱之间的那些符号显现出它本身的寂静。偌大的红色大殿充满了阴沉的色泽,巨柱上都髹以朱漆。殿内,在神圣的文字前面,只有两根白花岗石的柱子似乎足以做证,这地方赤裸裸的毫无装饰,其本身就既富有宗教意味,又十分抽象。[5]

   绿蒂和克洛代尔都用浪漫的笔触来描写他们在中国的经历或梦境,但是可以确切地说,最感性、最强烈的中国形象来自谢阁兰,马尔罗同时代的文学家都难以与之媲美。1912年谢阁兰出版了自己的惊世之作——诗集《碑》,当时他年仅二十四岁。在这些庄严而野性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马尔罗书中形象的影子,不管是侠盗勇士还是美丽姑娘。下面这首诗节选自《西面之碑》,我们从它生鲜原始、本能感性的活力,可以一窥谢阁兰的力量:

   刀尖所向

   我们这些马背上的人,对播种一无所知。

   但马蹄可以翻耕的所有土地、可以踏平的所有草原,

   我们都已踏平。

   我们不消修筑城墙和寺庙,

   但所有可以焚烧的城市、城墙和寺庙,

   我们都已焚烧。

   我们极其敬重我们的女人,她们全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但另外那些可以打翻、掠走、占有的女人,

   我们都已占有。

   我们的大印是一杆长矛,我们的盛装是一副露珠晶莹的盔甲,

   我们的丝绸用马鬃织成。那些更为柔软、可以出卖的丝绸,

   我们都已出卖。[6]

   如果说在《西方的诱惑》中,马尔罗笔下的A.D.坚定地将自己置于中西方融合的背景之中,那么他的中国友人凌则对于现代西方及其历史基础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中文中,“Ling”有很多含义,其中一个便是“零”。尽管我们不敢肯定马尔罗是否知道这一点,也不敢断定即使知道,他是否在意。但不管怎么说,在凌看来,A.D.为“适度的虚无主义”所做的微不足道的尝试,不可能长久地坚持下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拒绝虚无本身。凌是一个在绝望边缘的男人,他攻击西方的折中主义,或者说这种折中主义所宣称的胜利的魄力。他对此所进行的攻击同样是不遗余力的。他承认,他只是带着“敌意的好奇”来到欧洲大陆,却为那里“精心安排的野蛮”而感到沮丧,因为它模糊了文明和法律的界线。西方的蓬勃激情唤起的只是凌的“厌恶”;在他看来,伟大的艺术并不是卢浮宫墙上悬挂的那点“可怜的堆积在一起的不幸艺术品”。他告诉A.D.,卢浮宫这样的博物馆“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乐趣”,过去的“大师们都被关在里面”,乏味地证明着“西方人更喜欢一种批判的满足,而不是更为精致的理解的快乐”。当凌觉得欧洲的影响侵入中国,凌在一些南方城市中看到的是悲哀而浅薄:“电影、电灯、镜子、留声机,这些东西像新蓄养的家畜一样吸引着我们。对于城市里的中国人来说,欧洲从来就只是一个机械乐园。”[7]

   就表面而言,凌的思想主导着《西方的诱惑》,他的信件数量是A.D.的两倍(凌有十二封,而A.D.只有六封),语气也更加严肃正式,对于A.D.的友善称呼“亲爱的朋友”,他总是回以冷冰冰的“亲爱的先生”。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是A.D.一直掌控着他们之间通信的节奏,并且常常迫使凌去回答一些自己也不确定是否想回答的问题呢?而且,小说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也都来自A.D.。除了有一封凌的信件是发自马赛,从其他信件中我们可以断言他居住在巴黎。而A.D.不是在船上就是居无定所(见第八封信和第十二封信),直到最后才定下了行程路线,沿中国的主要城市一路向北——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天津——这样的行程也许暗含着某种目的,虽然我们目前对此尚不完全清楚。

   在对美学、历史、文化和性的长期讨论中,A.D.和凌走出了时代映像的庇护,重新唤起了某种曾在18世纪到达顶峰的早期文学传统。这一传统的核心在于,运用表面上来自东方的模式来批判西方的不足。将最复杂的问题(甚至是带有政治危险性的问题)从看似幼稚实则精明的东方谈话者的口中表达出来,西方作者便可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表达那些不宜表达的看法。从1720年代起,虽说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是在早期大量类似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仍然是这类法国作品中最负盛名的一本。然而就小说风格、逼真性和论证的精妙而言,18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对话体小说毫无疑问是爱尔兰作家奥里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在1762年出版的《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哥尔德斯密斯著作中的中国主人公李安济(Lien Chi Altangi)是个一心一意、偶有出格的无神论者,对英国宗教和政治的关注与对伦敦公园中的妓女和花花公子的关注程度一样。在哥尔德斯密斯的塑造中,李安济并没有一个熟悉的英国朋友作为他的共鸣板,他通过在中国的老友来表达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差异在地理距离和时间差异当中被强化。同样的,马尔罗对于A.D.和凌之间通信的时间轴也交代得非常模糊。当明确的时间点出现时——如在第十二封信中,A.D.突然提到他在中国已经两年了——会使读者感到震惊,并促使他们重新仔细阅读这封信,寻找A.D.在这两年中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的证据。如果读者有足够的精力,此处也同样意味着另一个时间暗示,那就是凌在巴黎也度过了两年的时间。两个朋友对于命运和各自经历的“荒谬性”得出了同样的看法,比起两人在不熟悉的新环境中得出类似的结论,这更加令人沉痛。

在马尔罗的时代,对于孟德斯鸠和哥尔德斯密斯式“东方”的反思的争论重新开始于《“中国佬”信札——西方文明之东方观》,这本书于1901年和1903年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尽管后来英国学者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承认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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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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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纵横》史景迁著;钟倩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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