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甘博镜头下的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9 次 更新时间:2021-12-27 10: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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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 (进入专栏)  

   对于我们这些为了了解中国过去的动力和未来的前景而不懈努力的人来说,能够目睹任何过去的情况和事件都是有价值的。西德尼·甘博(Sidney D. Gamble)的作品对我们大有裨益,他从三个不同的视角观察中国,并试图将其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画面。这三个视角分别是:第一,他深信基督教教义可以帮助中国摆脱困境;第二,他接受过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训练,能够积累一些数据,并最终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第三,他热爱摄影,并且关注那个时代的危机,这为他的摄像头赋予了一双眼睛。

   仿佛这些还不足以吸引我们的兴趣似的,甘博还曾在四个不同的时期逗留于中国,即1908年、1917—1919年、1924—1927年以及1931—1932年。这些年头恰恰是中国出奇动荡、变革和狂热的时期。甘博第一次到中国是1908年,正值晚清时期,十八岁的他和父母一起到杭州探亲访友。尽管我们对他第一次中国之旅所知甚少,但我们相信,对首次游历中国的他们而言,杭州以其山景林色、庭院楼阁在他们心目中形成了如梦般永恒的中国缩影。甘博借住在杭州的主人家本身就是真正的摄影爱好者。想必年轻的西德尼得到了极好的引导,务求抓住中国所能赋予影像收藏家的无尽机会,上了一门很好的入门课,了解摄影收藏家在中国的发展机遇。

   当时的清朝正值穷途末路,内部的虚弱、持续的冲突以及外来的压力都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这一点对于现在的历史学家来说再清楚不过了,然而就当时而言,王朝的前途并不明朗。慈禧太后和富有改革抱负却在政治上无能的光绪皇帝都在1908年去世了,将这个国家的未来交给了年幼的小皇帝和满族的摄政王。1912年是甘博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最后一年,同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中国走向了未经实践、羽翼未丰的共和制度,其命运被交予孙中山所领导的缺乏政治经验的革命组织,各省割据的军阀们也始终野心勃勃。

   1908年,杭州所在的浙江省正是激进政治活动的中心,许多新的西方思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刺激着年轻的知识分子通过地方议会自治和法律之外的手段,如煽动性的论战宣传单、政治暗杀等,去撼动清朝统治的根基。而浙江当地的市井村民并不理解这一过程,仍然死守着他们日常的生活规范。1881年生于浙江的鲁迅,在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阿Q正传》(写于1921年)中完整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

   鲁迅微妙而痛苦地控诉着中国人无法理解新出现的政治和文化变革的本质,这时,甘博于1917年至1919年完成了他的第二次中国之旅。这次旅行从一次摄影探险开始,甘博在朋友的陪伴下溯长江而上,经过宜昌上游的急流,到达四川重庆。这次惊心动魄的长江三峡之旅,以及那些辛苦劳作的纤夫洒尽汗水、迎着急流、拉着沉重船只的场景,后来被另一位年轻的来华旅行者、美国人约翰·赫西(John Hersey),镌刻在其小说《孤石》(A Single Pebble)中,令人难以忘怀。当时,甘博开始学习摄影和写作,他的朋友回忆起甘博随时都背着“笨重、难看的相机”,而甘博和当时所有严肃的摄影家一样,不得不一直在沿途的各种环境下冲洗底片;甘博在一篇日记当中就提到,他为了冲洗照片装了十七次水。[1]

   这一小批旅行者和他们的十七件行李一共需要十五个挑夫抬着。那时,没有一个西方人——甚至是任何一个中等收入的中国人——想象用自己的双脚踩出一条布满尘土的路。确实,也正是在四川的艰苦跋涉之中,甘博拍摄出了精彩绝伦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甘博坐在竹制的轿子上,头顶有防晒的顶棚,他潇洒地歪戴着宽檐帽,帽檐一直垂到了眼镜上方。他的膝盖旁有一个小桌台,打字机就靠在上面,甘博的手指则放在打印机上。这张照片是西方学者田野调研的绝佳展现,可以与摄影界留下的所有作品相媲美。

   当时的甘博初出茅庐,并且立志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1912年从普林斯顿毕业之后,他在加州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学习经济学。就好像预见到未来在中国工作的需要一样,甘博在伯克利不仅学习了劳动和产业经济学,同时还参与了加州移民和住房委员会的工作。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团体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力,甘博花了六个月在过失儿童改造学校工作,这也为他争取到了一笔研究奖金。

   甘博一完成在四川的旅行,便应基督教青年会(YMCI)干事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的邀请,前往北京。步济时于190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甘博的校友。他希望甘博能对北京普通居民的生活做一个社会调查,并且希望调查信息能对基督教青年会的日常工作有所帮助,也能加强普林斯顿的学生和基督教青年会的联系,从而为当地的政治领导人提供可靠的社会改革建议。

   可问题是,自1912年清朝崩溃之后,中国的政治便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的境地。北京名义上的宪政议会仅仅代表着部分残余势力,大多数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政治要员要么已经被清洗,要么已经辞职。走马灯般上任的总统和总理对于民主体制几乎毫无兴趣,他们被各大军阀操控、恐吓或贿赂,这些军阀控制着四分五裂的华北和东北的各个区域。

   1917年,甘博回到中国的那一年,中国政府决定参加一战,加入英法协约国一方。两万中国劳工被派往欧洲,帮助协约国开展一系列运输和建筑项目,从而让强壮的欧洲军队从这些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开往前线去迎战德军。在欧洲世界陷入混乱的这段时间里,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们表现得非常积极。在中国,他们帮助分析中国工人的社会问题;讲授面向广大民众的课程,以打破几乎所有贫困人口都是文盲的社会困境;向公众介绍西方的民主思想,帮助人们获得尊严。

   中国的统治者加入协约国一方,并非出于利他的目的,他们希望通过这些行为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以收复在二十多年前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时被德国“租借”的领土。但是,中国的政治家并不知道,英法美已经与日本缔结了一系列秘密协定,阻止日本与德国结盟,并实际上承诺将之前德国在华的领土和经济特权转移给日本。1919年5月,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北京等地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和市民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和示威,指责政治领导人的无能和卖国,痛斥外国强权的欺骗和贪婪。北京此时正值暴风骤雨、群情激昂,在一些卓越的摄影作品中,甘博成功捕捉到了被激怒的年轻人的愤怒和绝望。

   尽管甘博见证了这段历史,他仍然继续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他不拿薪水,当然,身为宝洁集团创始人(普罗克[Procter]和老甘博同为创始人)之一的甘博家族的后代,他也不需要什么薪水。同时,他还同意了步济时的要求,着手汇编一个关于北京的社会调查。颇为幸运的是,当时恰逢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录取量激增,大量学生热衷于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并将其应用于社会需要,甘博在社会调查和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得到了很好运用。在这些学生和其他人的帮助下,甘博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渐把在北京收集起来的调查成果整合在一起,做成表格,放到他的第一本著作当中。这本书名为《北京:社会调查》,在步济时的帮助下于1921年出版。

   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甘博小心谨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将基督教的使命与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他注意到,很多中国的非基督徒正在投身于促进社会改革的活动中,而与此同时,许多狂热的基督徒却仍然只是传教布道,未能将基督教教义与整个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甘博简明扼要地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借一位年轻的中国演讲者之口进行了以下论证:

   正确的精神和态度并不足以改造这个国家。中国那些年轻的、明智的领导者不仅需要博爱,还需要基督教的普世原则,甚至还需要一个远大的帝国目标,以及应用这些原则并实现理想的确切方法和过程。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在新加入基督教时要心怀这样的信念:这是由男男女女组成的团体,目标是为了给国家带来以基督教原则为基础的社会新秩序。然而在他受洗的两个月后,他找到介绍他入会的牧师说,“你推荐我加入的是怎样的组织啊?我想你曾经说过,这个组织中的人的主要工作是在北京建立上帝之国。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我才加入了教会,现在已经两个月了,可我除了在周日听取布道之外,什么事儿也没做过!”之所以缺乏由教会倡导的全面的基督教社会计划,并不在于说中外教会的领袖忽略了这一重要领域,而是由于在社会状况和社区服务方法方面缺乏准确的科学知识。

   甘博认真收集了北京的人口数据——收入情况、健康状况、娱乐方式、职业状况和治安服务及孤儿院等重要事项的情况——这一工作立刻获得了西方评论家的称赞,其中包括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当时,杜威刚刚回国,之前在北京很多地方居住过。杜威称赞甘博的书“从基督教的观点出发,无疑是外国传教区中最好的社会调查之作”,它涵盖广泛的话题,是“深入研究中国不可或缺的作品”。

   甘博回到美国后,于1920年到1921年间完成了此书的创作。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收录了甘博在北京工作生活期间拍摄的五十张照片。这些照片是从接近二千五百张照片中挑选出来并在写书时进行了分类整理,十分生动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被逮捕;做家具的瞎子眼窝微微内陷,正在用灯芯草编织椅子;刚刚被从奴隶或妓女生活中解救出来的女童温顺地站成一排,脑袋下垂,只有两个被甘博的镜头所吸引,小心翼翼地朝他的方向偷看;一户乞丐家中有六个贫困孩童和一个家长,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明显共用一套衣服,一个自信地穿着裤子,另一个则紧张地往一旁张望,敞口的衬衫已经无法遮挡住他正在发育的生殖器;二十个犯人挤在宽十五英尺、长二十英尺牢房中,眯眼看着突然射进来的闪光灯,这意味着狱卒默许了摄影师的拍摄。

   就照片的拍摄质量、想象力、技术水平和多样性来说,甘博不仅仅是在记录中国的生活和景色的普通摄像师,他是后人所认定的为数不多的伟大摄影师之一。他用镜头捕捉到了一个稍纵即逝的表情、一种姿态和一系列并存的要素的瞬间,那一刻这些要素不再仅仅是表现着它们自身,更蕴涵了整个时代及其文化。

   在中国,摄影术有着举世瞩目的传统。早在1860年代,费利克斯·比托(Felix Beato)和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就在表现战争的悲惨、中国人的脸型和职业以及风景的照片中达到当时最高的水平;1870年代,桑德斯(Saunders)和菲斯勒尔(Fisler)在上海摄影界的领导地位就如同格里菲斯(Griffith)在香港摄影界的地位一样;19世纪末,慈禧太后本人也开始对摄影艺术感兴趣,经常浓妆艳抹地化着寓言故事或宗教传说中的妆容,与她的心腹太监和宠臣一起照相;1920年代,一批中国摄影师也已经掌握了不同的摄影技术,并且开始大胆地记录他们的国家。

   甘博的摄影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一些摄影作品正如同他在中国最杰出的后继者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一样,总能定格到抓人眼球的画面。例如有一张照片展现的是一位中国的老年贵妇,她的小脚上穿着一双绸缎布鞋,嘴上叼一根长烟嘴,鼻梁上搭着一副无框眼镜。

   甘博于1924年回到中国,此时他已经同伊丽莎白·洛(Elizabeth Lowe)结婚。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赞助下,甘博再次投入分析和记录北京生活的重要数据的工作中去。这次他决定着眼于小样本数量的家庭,详细记录他们的日常开销。在一批中国助手的帮助下,甘博记录了二百八十三户家庭在整整一年里每天的收入和支出,并一丝不苟地将这些收支分为三十七大类。他和助手将家庭收入和出生地联系起来,并且按照单位、年龄、性别、职业(五十五种男性职业,十四种女性职业)、食物类型、穿着、房租和生活用品分类,对比各类别的薪酬和消费水平。

除了研究北京家庭的城市生活以外,甘博进一步把研究触角伸向更具挑战性的中国农村生活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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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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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纵横》史景迁著;钟倩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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