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光:两周时期农业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 次 更新时间:2021-12-22 16: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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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光  

   内容提要:

   依据传世文献和简牍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两周时期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承担的任务和劳作状况。妇女的生活境遇,社会对于妇女的态度,是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之一。通过对两周时期农业家庭中女性的研究,初步判断是:根据性别、特长以及体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女性承担了很多任务。第一,持家、生育、抚养教育后代是女性的主要任务,生育状况对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至关重要。第二,家内劳动在很长的时段内都是女性的主要任务,因其属于无酬劳动,所以决定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不高。女性地位的变迁源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体现在法律制度之中的财产关系变化。第三,至两周时期,女性与男性的劳作分工由“男渔猎女采集”“男猎女耕”向“男耕女织”“男耕女爨”转化,但女性的劳作领域又相当宽泛,没有被限制在纺织和炊煮范围内,女性在农业及其他方面劳作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女性参与劳作范围比较广泛是因为这些劳动适合发挥女性的特长和适应女性的生理承受能力,但并不意味着女性群体在社会上拥有更多的权利和更高的地位。第四,农业家庭中女性的劳作是家庭生产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贡献大可能意味着她在家中拥有一定的地位及较大的发言权。第五,在特殊情况下,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不仅仅是辅助性的,尤其是男子出征时,妇女更是承担起全部家庭劳动。因此,战国时期的战争对女性劳动强度增大有一定的影响。第六,战国时期连坐法的推行使得女性要受到夫家和父家的双重连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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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周时期  农业家庭  女性地位

  

   赵光贤先生认为:“在西周,王田上实行井田制,农民分得私田,还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个人的经济,地位稍见提高。……这说明农民有一个小家庭……是隶属于主人的。”[1]农业家庭在两周时期广泛存在。中国古代“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生活模式和“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模式怎样形成并在何时形成,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权利如何,是学界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内”“外”之别与这两个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通过对两周时期农业家庭女性从事劳作范围和劳动强度的分析可以了解当时女性的生活状况及其在家庭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生育及教养子女是农业家庭女性最重要的工作

   人口是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资源,而女性承担着人类自身繁衍的重大责任。春秋争霸时,吴国大败越国,越国谋士提出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人口繁育。《国语·越语上》载:“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饩。……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2]635政策的核心就是鼓励繁衍人口。战争时期人口缺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女性在人口繁衍中的作用显而易见,哺乳、养育子女需要母亲付出更大的辛劳。

   战国时期也很重视人口的繁衍。《墨子·节用》篇载:“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3]女子出嫁年龄的规定比春秋时期越国还早两年。《管子·入国》篇所载的“九惠之教”,其“二曰慈幼”,“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4]299-300免除赋役、配备保姆、提供口粮,都是国家为鼓励人口增殖所采取的措施。不仅是平民家庭中的女性,“徒隶”群体的产子情况也受到国家的重视。反映战国时期秦国历史的“里耶秦简”反映出官府要对“徒隶”的产子情况进行严格记录:“仓课志:……徒隶死亡课,徒隶产子课,……·凡8-495。”[5]164-169

   战国时期严密的户籍制度对编户齐民的登记也作出严格规定,“生者著,死者削”,[6]33严格管控人口,而人口和劳力的增加都离不开女性十月怀胎的孕育。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在先秦秦汉时期长期存在,战国时期,韩非子对人口增长与社会财富之间的不对称产生了担忧:“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7]339-340〗总之,在两周时期以及整个的中国历史上,基于自然生理条件而决定的女性生育、哺育以及教养儿女是女性在十几岁以后承担的一项重要而无可替代的工作。

  

   二、打扫、做饭、浣洗、饲养家畜、捡拾采摘等杂类劳作

  

   《诗经》中有多处提到女性的工作:饲养家禽家畜;采集植物茎叶以供药用、食用;采摘桑、麻、葛等用于纺织;浣衣;做家务;田间送饭及参与田间劳作;拾滞穗;舂米等。两周时期女性所从事的劳作与男性有差别,女性与男性出生后的差别对待和教育是客观存在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女性所从事的劳作类别。

   《诗经·小雅·斯干》中记载了男女出生后的差别对待,“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8]437-438男婴女婴出生后住的、穿的、玩具都不一样,纺线瓦锤是给女孩的玩具,对女孩的教育是训诫她顺从有礼、料理家务烧好饭,别给父母添麻烦。《礼记·内则》中也有关于男婴女婴出生后的差别对待规定,“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三日始负子,男射女否。”郑注曰此“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于武也。帨者,事人之佩巾也”。[9]1469孙希旦认为“男射女否者,女子卑,略其礼也。”[10]男女之间的尊卑体现在礼仪形式的差异和繁简中。

   两周时期因性别不同而对男孩、女孩区别对待和教育,这在其出生后就开始了。更极端的是女婴出生后有被杀掉的现象,《韩非子·六反》载:“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7]319《礼记·内则》篇反映了对贵族女性的教育内容,这种教育对于其他阶层的女性而言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也可以据之了解先秦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农业家庭女性的家庭教育,“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寻穿,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9]1471贵族家庭的女子所接受的劳动教育一方面是由女师教导她女工,另一方面是学习准备祭祀所需要的食物。对农业家庭中的女性而言,纺织、缝纫和炊煮是其出嫁前要学习的主要内容,也是出嫁后持家之必需技能。女性出嫁后除了从事以上两项劳作之外,还要伺候公婆。《礼记·内则》载:“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總、衣绅。”[9]1461农业家庭中结婚后没有与父母分居的主干家庭也涉及这一问题,只不过伺候公婆的活动不见得有贵族家庭那样复杂。

   女性与男性的社会分工不同,《礼记·内则》记载儿子和媳妇右手边佩戴的东西,儿子是“玦、捍、管、遰、大觿、木燧”,都是射箭必备的物品;媳妇则是“箴、管、缐、纩”,[9]1461是针、线一类的东西,为女子在室内从事女红之所需。这条材料再次说明了女性主要从事女红等家内劳作。而农业家庭女性除了女红等家内劳作还要辅助农业生产,从事室外的劳作。农业家庭的女性与贵族女性身份、地位悬殊,劳作强度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所从事劳作的类别上是一致的。

   从女性与男性的内外之别看,《礼记·内则》载:“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郑玄注曰:“谓事业之次序”,[9]1462用以严格内外之别。这明确说明了贵族家庭男女的分工,女主家内、男主家外之别。农业家庭中也有这样的分别,但是因为女性参与田间劳作,因此,界限不是很严格。

   除了女红、炊煮、侍奉公婆以外,农业家庭中的女性还要喂养家禽家畜。《诗经·王风·君子于役》载:“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8]331这首诗说的是一个等候丈夫服役归来的女性看着眼前“鸡栖于埘、羊牛下来”的场景,思念着丈夫。可见,女性承担着鸡、羊、牛等家禽家畜的饲养工作。据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畜牧业的发生与女性息息相关。除去犬的驯化是男性功劳,其他动物的驯养可能都是由女性完成的。[11]采集野生植物也是先秦时期农业家庭女性重要的季节性工作。《周南·关雎》《周南·卷耳》《周南·芣苢》《召南·采蘩》《召南·采蘋》《邶风·谷风》等篇的内容均反映了女性与采集野生植物之间的关联。春天的野菜,秋天的蘑菇、野果等是农业家庭生活的重要补充。打扫卫生也是女性重要的家内劳作之一,《诗经·豳风·东山》载:“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8]396表达的是服役者离家在外已经三年,想家中的庭院、生产、妻子打扫卫生的情形。

   农业家庭女性的劳动强度很大,炊煮食物是每日生活之必需,而舂米也是一个重体力活。《谷梁传·桓公十四年》载:“天子亲耕,以供粢盛……甸粟,而内之三宫。”范宁注:“甸,甸师,掌田之官也。三宫,三夫人也。宗庙之礼,君亲耕,夫人亲舂。”[12]从祭祀礼仪上看,天子要亲自耕种,夫人要亲自舂米,当然,这只是做做样子,目的是起到示范性的作用。但这却证明了女性舂米是男女分工的一个表现,舂米去壳、担米、做饭是女性的一系列工作,其劳动强度并不低。秦汉简牍中“城旦舂”之“舂”是指舂米的女性刑徒。

   农业家庭的主妇起早贪晚,没有一刻停歇。《诗经·卫风·氓》载:“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8]325“氓”是周代的“野人”,居于野中,从事农业生产。这首诗表达了农业家庭的主妇多年整日辛劳,没有一天不早起晚睡,却得不到丈夫关爱的怨恨、悲伤和无奈。《韩诗外传》卷一记载:“孔子南游适楚……,有处子佩璜而浣者。孔子曰:‘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13]《史记》中记载了姜嫄到野外采集时踩了大脚印而生弃、①女修纺织时食玄鸟卵而生大业,②这表明了早期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包括浣洗衣物、野外采集、纺织等。

  

   三、女性在缝纫、纺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14]33说明一些地区农业家庭养蚕种桑的普遍性和可能性,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特点也体现在家庭纺织中。纺织是中国古代女性的主要工作,“女织”一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男耕女织”的“织”是一个大概念,是从植桑、养蚕、漂丝麻、丝染色、纺织到制作服装的完整过程。因此,这一过程中许多重体力活需要男性参与,而女性因细心、耐心、心灵手巧、擅长女红而成为这一系统工程中最核心部分即纺与织工作的主力。除了因子宫而独有的孕育功能之外,任何一种工作都不能绝对属于女性,这是常识性的认识,但这并不影响“女织”一词的概括,女性是纺线织布的主要劳动力。

《史记·秦本纪》载:“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15]173女修是秦的先祖大业的母亲,在纺织时吞玄鸟蛋而感生大业。《诗经·小雅·斯干》载:“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瓦,《毛传》:“纺砖也。”于省吾先生认为,《毛传》“纺砖”本当作纺专,砖为后人所改。纺砖即纺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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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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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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