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中国的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55 次 更新时间:2007-01-27 11: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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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1922年15日,燕京大学神学和史学教授王克私(Phlip de Vargas)在以来华西 人为主的「文友会」上陈述其关于「中国文艺复兴时代」(Som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的报告,胡适和丁文江等参与此会并加入讨论。据胡适的记载,丁认 为「Chinese Renaissance一个名词应如梁任公所说,只限于清代的汉学;不当包括 近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而胡则「反对此说,颇助原著者」。这部分因为王克私此文 根本是在胡适帮助下写成,此前和此后胡适日记中都有王克私来访问近年的「新运动 」或「文学革命运动」的记载;同时也因为丁文江提到的梁启超那时一面追随胡适的 治学趋向,一面又向其哲学史观念挑战。[1]  

   丁文江在一次大战后曾追随梁启超游欧洲,两人关系密切,不过他这次站在梁一 边大概不是从私人关系处罚,而因这一论题牵涉到民国学人对清代汉宋学术/思想之 争的认识,在次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玄学)」之争中丁文江曾立场鲜明地贬斥宋学 而表彰方 054 法「科学」的汉学。[2] 这这方面胡适与丁的看法本来详尽,但他此 时对梁启超的作为不甚满意,认为「其实任公对于清代学术的见解,本没有定见。他 在《(新民说)·论私德》篇中曾痛诋汉学。……任公编集时,不删此文,而独删去 《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第八章。近来因为我们把汉学抬出来,他就也引他那 已删之文来自夸了」。[3]   

   胡适所说的第八章当为该文最后论清代学术那一章,梁启超在1902年初撰《中国 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拟分中国学术思想「为七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 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 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汤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 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但他实际写完第五 章即暂停。一年多以后,游美归来的梁氏再续此文,舍去宋元明的「儒佛混合时代」 而直及清代学术,标题也改为「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似乎包括原来的 七、八两章。这恐怕不止是简单的篇章调整,此时梁的许多主张已发生明显变更(他 自己当时有公开的陈述,各家多已论集,此不赘),其对清学的观念显然也有改变, 故不仅标题更中性,且将清学的衰落与复兴整体论述,实际强化了后者的地位。[4]

   梁氏总结说,「综举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 055 思,故可谓 之为思想最衰时代。虽然,剥与复相倚,其更化之机,章章然次第进行」。即「取前 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 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要而论之,此二百余 年间,总可名为古学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 ,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这一观念影响了许多人后来对清代学术的认 知(详后),丁文江、胡适及王克私皆受其影响,也在其树立的「典范」中进行辩难 。到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来,思想又有转变,与一些同人开展他们自己的「新文化运 动」,其中一个成果即写出《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明言清学是「以复古为解放」, 进一步凸显出对清学的肯定。[5]  

   后者的确如胡适所说是收到「我们把汉学抬出来」的影响(详后),而近年多被 引用的恰是梁启超思想又转变之后的这一论述。其实说清儒「复古」大致是叙述,「 求解放」则显然是以今度古的所谓「当代诠释」,绝非清代大多数学者有意识的努力 目标。不过,梁启超的概括若用于指谓清季最后几年一部分学人,也就是他最初章节 安排中的「今日」那一「时代」,则大致不差。当时「古学复兴」或类似的表述的确 是一些士人(以《国粹学报》同人为主)提出的口号,可以说是其当下的努力方向。 从表面看,复古和出新当然是对立的;但那时许多人的共识则意为复古的手段可以达 到寻求改变以出新的目的。这样一种看似矛盾而带有「辩证」意味的取向能为时人所 采纳,是与「欧洲」这一已经成功的榜样曾有此一段实际的经历分不开的。 056

  

   一、 清季的古学复兴

  

   清季所谓「文学复古」、「文学复兴」、「古典兴复」、「古学复兴」等,皆今 日所谓欧洲「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的不同译法。实际上,中文「文艺复 兴」一词出现甚早,传教士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丁酉(约1837)年二月介 绍西方之「经书」时,先述希腊罗马之古典著述,复称:「未能印书之际,匈奴、土 耳其、蒙古各蛮族侵欧罗巴诸国,以后文书消亡磨灭。又千有余年,文艺复兴掇拾之 。于本经之奥蕴,才学之儒,讲解而补辑之。」黄时鉴认为这似乎是「文艺复兴」一 词「见于中文文献的最早纪录」。[6] 很明显,这里所述正是今日所谓欧洲文艺复兴 时代。不过这一词汇后来似乎没有流传开来,所以清季中国读书人多以为「文艺复兴 」这一译法是采自日本人(详后)。[7]  

   郑师渠注意到,1879 年出版的沈毅和的《西史汇函续编·欧洲史略》,其中介 绍欧洲文艺复兴即冠之以「古学复兴」的标题。[8] 在其 057 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 ,不少中国士人沿用了此种译法。如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八年(约1902)写的〈论学术 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说,「凡稍治史学者,度无不知近世文明先导之两原因,即 十字军之东征与希腊古学复兴是也。」[9] 马君武在次年论新学术与群治的关系时说 ,「西方新学兴盛之第一关键,曰古学复兴Renaissance;古学复兴之字义,即人种 复生时期A second birth time of the race之谓也。」[10] 马氏所说不知何所本, 但当时许多中国士人恐怕很希望看到这样的含义。

   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1858-1927)在1898年写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中说: 「意大利文学复兴后,新教出而旧教殆,于是培根、笛卡儿创新学讲物质,自是新艺 新器大出矣。」[11] 所采用的译法又不同,然尚沿用「复兴」一词。惟章太炎(1868 -1936)在1906年却说,近世学者以为中国之祸,可以追咎于汉学。其实「反古复始 ,人心所同」。汉学家「追论姬汉之旧章,寻绎东夏之成事,乃适见犬羊殊族,非我 亲昵。彼意大利之中兴,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 」[12] 康、章二人皆突显所复者为「文学」,与前引诸人不同,而太炎不取「复兴 」而曰「复古」,其隐含之倾向,又与这些人皆不同。(不 058 过这里「文学复古 」乃是「意大利中兴」的前导,似乎是先复古再中兴的整个历史进程的前一阶段,则 「文学复古」也可能不是Renaissance一词的中译)

   邓实(1877-1951)和黄节(1873-1935)分别使用梁启超和康有为采用的译法 ,然其对此历史事件的理解又稍特别。邓实在甲辰(约1904)年论保存国学时说:「 昔欧洲十字军东征,载东方之文物以归;意大利古学复兴,建〔达?〕泰氏以国文着 述。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倡国粹保全主义。顾东西人士,无不 知爱其国者;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者。盖学者,所以代表其种人材之性而为一国之 精神也。」[13] 次年黄节在其〈国粹学报叙〉中重申此意说:「昔者欧洲十字军东 征,弛贵族之权,削封建之制,载吾东方之文物以归;于时意大利文学复兴,达泰氏 以国文著述,而欧洲教育遂进文明。昔者日本维新,归藩覆幕,举国风靡,于时欧化 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撰杂志,倡国粹保全,而日本主义卒以成 立。呜呼,学界之关系于国界也如是哉!」[14]  

   以外国事例来证明在中国实行某一举措的正当性是清季朝野士人的共习,但将十 字军东征、意大利古学复兴与日本维新时的国粹主义联系起来共论,在历史顺序上固 无问题,在逻辑上则似乎有些勉强。邓实虽用爱国而爱其学来串连三事,然「欧洲十 字军东 059 征,载东方之文物以归」一语看上去与其全段论旨并不相合,因其所见 的十字军根本是爱他国之学而非爱自国之学。黄节所论稍详,且其特别主张学不论中 外皆可以爱而纳之,然十字军东征在此仍与上下文不够妥帖。[15] 不过,若注意梁 启超所说的「近世文明之先导」一语,将此欧洲二史事视为一事之两阶段,便与他们 所论日本维新时提倡国粹主义相通了,因为欧洲和日本两例皆具先采他人之学而后珍 重己学这一发展过程。

   这样,邓、黄之意大约即一方面「兼爱」他人之学,而尤当爱自国之学。从黄节 为十字军东征所增加的「反封建」含义看,他正是从历史顺序上着眼,在梁启超所说 的意义上处理这一历史事件,即将其视为欧洲走向文明之「近化过程的一阶段,也就 是整体的近代欧洲这一榜样的一个组成部分。」[16] 蒋方震在论「国魂」时更清楚 地阐述了这一意义,他说:「彼欧洲文明进化之阶级,其径路奚若?则所谓有古典兴 复时代者发其先;彼日本改革之次序,其径路奚若?则有所谓王政复古时代者当其首 。」两者皆是「由黑暗时代 060 而进入文明所「必经」的阶段。[17]

   那时将欧洲(或意大利)古学复兴与日本维新合而并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杨度 也曾说:「意大利统一、日本振兴之实效」,皆因「意大利诗人当的〔按:即但丁〕 编国语以教民族,日本维新之名儒福泽谕吉著书教人务使人人能懂。」[18] 惟普遍 化后随之而来的即是简略化,结果可能改变榜样的原义。刘师培(1884-1919)在1906 年也曾论及「欧民振兴之机,肇于古学复兴之世;倭人革新之端,启于尊王攘夷之 论」。但次年《国粹学报》上一篇遣词造句颇类刘氏的〈拟设国粹学堂启〉在论及同 一事例时则说,「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全之论。 前辙非遥,彰彰可睹。」[19]  

   后文转换用语的本意或是避免文字的雷同,然重新表述后所论日本史事也已有所 转换。「尊王攘夷」乃促成明治维新的早期运动,与「王政复古」大致处于同一阶段 ;而「国粹保全之论」则是在明治维新造成「欧风」已甚之后的反应,在时间上一前 一后,其间虽可能有内在的联系,实非一事。而且,说日本革新之端启于尊王攘夷之 论大致还接近史实,若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全之论就未必成立;盖日本国粹保全论 者固然不一定彻底反对「欧化」,在取向上毕竟与明治维新向往「欧化」的大方向对 立,实难说成是日本振兴之基。

   不过类似的想法出现较早,1898年湖南人辜天佑在南学会听 061 讲时就问及日 本之强是否与其「汉学重兴」相关,皮锡瑞(1850-1908)答称,「日本无本国所创 学派,儒教、释教,皆从中国、朝鲜传来,其旧俗崇释而尚武,不重文学。」自德川 氏柄政,「稍取文学,于是其士人有讲汉学者,有讲宋学者。近日盛行西学,而汉学 、宋学皆不讲。所谓『汉学重兴』者,乃其国人以中国之学为汉学,非中国之所谓『 汉学』。」而且这也是「冀幸之词」,实「未知将来何如」?无论如何,「日本之强 ,在多设学堂,广开民智,实事求是,上下一心,不专在礼仪、服色之间。」[20] 辜天佑虽尚不清楚何谓日本汉学,但确实关注到强国与所谓「汉学重兴」的关系。所 以中国士人有这方面的联想已非一日了。[21]  

倒是邓实、黄节等将国粹主义视为对欧化风气的某种调适,还更接近事实。而杨 度稍早的一句话或许表达了许多人潜存的意识:「日本由汉学一变而为欧化主义,再 变而为国粹保存主义;其方针虽变,其进步未已也。」[22] 正如邓实所说,在各种 观念对立之时,「则必有一胜一败焉,其胜者必其说之最后出者。」[23] 当时「天 演」观念风靡中国,「后出者胜」恐怕即是邓实无意中据「天演」规则而导出的推论 ,如是则「再变」而后出的「国粹保存主义」似比先前的「欧化主义」更为「进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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