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旭:论唐宋时期的李贺故事讲述与形象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7 次 更新时间:2021-12-22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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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旭  

内容提要:李贺一生虽然短暂,但充满着传奇色彩,其独特的创作方式、超常的艺术思维、怪异的长相与性格、为帝掌记白玉楼的神话传说等,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话题。李贺的“人”与“文”都充满着神奇的色彩,千百年来在人们的不断讲述中,逐渐编撰出了一系列奇异的故事。唐宋时期李贺故事的讲述与形象的建构主要采用史传互动,诗歌、小说、诗话等多维评价,凸显白玉楼传说,用图画描绘等多种途径。李贺系列故事的讲述,不仅是对历史史实的超越,达到了艺术的真实,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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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诗人李贺才高命薄,就个人命运而言,体弱多病、仕途多蹇、官卑位冷、英年早逝;就文学成就而言,他文才卓异、诗名早著,诗篇千古流传。李贺一生虽然短暂,但充满着传奇色彩,其独特的创作方式、超常的艺术思维、怪异的长相与性格、为帝掌记白玉楼的神话传说等,成为后世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李贺的“人”与“文”都充满着神奇的色彩,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千百年来在人们的不断讲述中,逐渐编撰出了一系列奇异的令人津津乐道的李贺故事,其中有显示少年奇才的7岁吟诵《高轩过》,表现刻苦作诗的锦囊苦吟,体现仕途坎坷的讳父名不能应进士举,遭人妒忌诗文被投入溷中,且以表达美好期冀的死后成仙掌记白玉楼的传说最为典型。李贺故事的流传经历了从晚唐杜牧、李商隐开始文人编撰,到五代时期不断地丰富与延展,再到两宋时期进一步地深化成型的过程。唐宋时期人们所讲述的李贺故事主要侧重“文”与“人”方面,所载虚虚实实、似有似无,美丽又凄恻,既寄寓着对李贺的喜爱、敬仰与惋惜之情,又饱含着讲述者的身世之感。


一、晚唐五代时期李贺故事的肇起与流变


自李贺病逝后,关于李贺的故事讲述与形象建构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现有史料可知,李贺故事的讲述起于同时代的杜牧、李商隐,随后文人学士开始接续李、杜的讲述,内容越来越丰富、手法越来越多样、形象越来越丰满。晚唐五代时期李贺故事的流传不仅有抄写传阅、题写上壁、歌妓传唱等各种各样的文学传播方式,而且还出现了7岁作诗、死后成仙掌记白玉楼的神奇故事编撰。“晚唐五代文人,或感于李贺一代奇才英年早逝的可惜,而有意识地补叙追忆;或为当时好奇志怪、有闻必录的时代风尚所驱使,而撰写传记、序文或笔记,向世人讲述他们心目中的李贺”[1]174-175。李贺形象的建构具有“史”与“传”互动以及“史传”与“诗文”互证的特征。

1.史与传之互动建构李贺形象

李商隐《李贺小传》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李贺故事讲述的肇始。李商隐《李贺小传》:

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叙》,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疲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所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欻下榻叩头,言:“阿弥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圃、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四年,位不过奉礼太常中,当时人忌,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2]8-9

李商隐的这个小传开篇就谈到两件事:一是杜牧的《李长吉集序》(《李长吉歌诗叙》)对李贺的人与文之异作了详细的记述;二是声明本文所记之事是李贺姊王氏所讲。首先,从生卒年来看,李贺(790-816年)、杜牧(803-852年)、李商隐(813-858年),三人基本属于同时代的人,杜牧是在李贺去世十多年后给李贺诗作序的,所记内容应该较为可靠。其次,“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李商隐在此表明小传的材料来源,是“长吉姊”的叙述,并再次强调“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坐实李贺神话故事的真实性、可靠性。李商隐的《李贺小传》基本上是李贺故事讲述的正式肇起,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最为典型的情节有:异貌(细瘦、通眉、长指爪)、特长(能苦吟疾书)、交游(韩愈、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创作(奚奴、疲驴、锦囊)、临终(升仙、玉楼掌记)。李商隐的小传与杜牧的集序构成了李贺的生平事迹、文学创作及传说故事的基础性的原始资料。中晚唐时期正是搜奇猎异的传奇小说兴盛时代,李商隐《李贺小传》中的神异记载,既是当时文人们尚好的集中表现,又为晚唐五代文人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于是相继出现了对李商隐《李贺小传》的续写与敷衍,如张读《宣室志》:

陇西李贺字长吉……其先夫人郑氏,念其子深。及贺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白夫人曰:“某幸得为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从小奉亲命,能诗书,为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饰也,且欲大门族,上报夫人恩。岂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养,得非天哉?然某虽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讯其事,贺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以某荣于词,故召某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今为神仙中人,甚乐,愿夫人无以为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异其梦,自是哀少解。[3]304

《宣室志》对李贺升仙掌记白玉楼的传说做了补充、完善、丰富,故事性更强。李商隐的小传写到李贺临终成仙就没有了,而《宣室志》接续了死后的事情,从“其先夫人郑氏,念其子深”后梦见儿子,李贺告知升天后的生活情况,并且把“白玉楼”改为“白瑶”,“记”具体化为“《新宫记》”,并有具体活动:“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俨然为神仙中人了,更富神异色彩,更符合人们对仙境的美好想象。后世文人在诗文、诗话、笔记、小说等中更多地采用张读的《宣室志》的记载。

李贺英年早逝、仕途坎坷、诗才奇异,晚唐五代文人非常惋惜与钦佩,所以在李贺“才”字上大做文章。康骈《剧谈录》:“时元相国稹年老(应为“少”,笔者注),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父名晋,不合应进士举。”[4]1497《剧谈录》所记多为中晚唐期间的朝野遗闻、神仙灵怪及剑侠故事。虽然所记史料多有可疑之处,但是所作传奇对后世小说具有一定的影响。此处的李贺因拒见元稹而致科举考试时遭其报复之传说,杜撰附会成分极大。但是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李贺清高孤傲的个性,也反映了后人对李贺没能参加进士举的推测与辩解。

又如,王定保在《唐摭言》卷一〇《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中对李贺7岁赋诗《高轩过》让韩愈、皇甫湜甚为惊叹的故事进行了详细描述。李商隐《李贺小传》中有一句“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于是张固在《幽闲鼓吹》中就附会其事、生发出李贺之表兄记恨李贺孤傲而将其诗集扔到厕所粪池里的故事:

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旧者,召之见,托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尽记其所为,亦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葺者视之,当为改正。”李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李公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小同处,恨其傲忽,常思报之。所得兼旧有者,一时投于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篇什流传者少。[4]1450

李贺留世之作较少,主要原因应是英年早逝,但世人觉得诗才横溢的李贺不应少文,也不愿意他少文,于是就杜撰了诗文被妒忌者所毁的故事。但作为历史著作的《旧唐书》和《新唐书》,与李商隐、张读等人的传记记载有明显的差异。刘昫等《旧唐书·李贺传》:“李贺字长吉,宗室郑王之后。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辩》,贺竟不就试。手笔敏捷,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补太常寺协律郎,卒时年二十四。”[5]3772全文不足120字,主要涉及家世、无缘科举、文学成就、最后官职,叙述极为简洁。而后来的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李贺传》对李贺的记载就较为详备:

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素构,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它人牵合程课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见所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愈为作《讳辩》,然卒亦不就举。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迳,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为协律郎,卒,年二十七。与游者权璩、杨敬之、王恭元,每撰者,时为所取去。贺亦早世,故其诗歌传世者鲜焉。[6]5788

与《旧唐书·李贺传》相比,《新唐书·李贺传》增加了7岁赋诗《高轩过》的故事、奇特相貌描述、早出晚归苦吟作诗、与王参元等交游及诗歌传世情况等内容。《新唐书·李贺传》内容更加丰富,这也是李贺故事讲述不断累积的结果。

晚唐五代时期李贺故事主要由史传完成。历史传记与文人传记之间在取材上有着密切承继关系,但在书写方式、态度、角度上又存在明显差异。《旧唐书·李贺传》与《新唐书·李贺传》中的一些材料均来源于杜牧《李长吉集叙》和李商隐《李贺小传》,但两唐书毕竟是正史,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比较客观、真实,叙事平实简洁。“然与正史记载情况相反,许多野史札记,特别是在一些诗歌评论的诗话著作方面倒留下许多关于诗人生活、创作方面的传说故事,尽管有不少系前人道听途说得之,或系小说家言式的艺术加工与虚构,但却表现出诗人的鲜明形象,反映出诗人的性格特征”[7]。而《李贺小传》重在记叙李贺临终前的幻觉,升天成仙、掌记白玉楼,爱憎分明、感情浓烈,两唐书却因事涉虚诞并没有采录。但历史传记与文人传记的互动进一步丰富、巩固了李贺故事内容。

2.诗歌、小说、序跋、诗评等多面之建构

晚唐五代时期,李贺的接受以及故事的讲述在民间与文人等层面上展开。在文人层面上,主要通过诗歌、小说、序跋、诗评等形式进行的。最早关注并传播李贺诗歌的是其好友沈亚之,元和七年(812年)沈亚之下第东归,李贺曾作《送沈亚之歌》慰勉。后来沈亚之在《送李胶秀才诗序》中对李贺的诗歌进行了评述:“余故友李贺,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其所赋亦多怨郁凄艳之巧……由是后学争效贺,相与缀裁其字句,以媒取价。”[2]6出现时间较早且对李贺评议较为完备的当是杜牧的《李长吉集叙》,这是李贺研究的较为关键的资料,尤其是对李贺诗歌的相关评论,奠定了后世评价的基调。在《李长吉集叙》中云:“贺,唐皇诸孙,字长吉。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贺死后凡十有五年,京兆杜牧为其叙。”[8]3-4杜牧的《李长吉集叙》中还没有出现白玉楼的故事,主要侧重李贺乐府诗歌的评价。后来陆龟蒙在《书李贺小传后》中接续了李商隐小传中锦囊故事的内容,并与孟郊、李商隐进行了对比评议:

玉溪生传:李贺,字长吉,常时旦日出游,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暮归,足成其文。余为儿时,在溧阳闻白头书佐言:孟东野,贞元中以前秀才,家贫,受溧阳尉。……长吉夭,东野穷,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9]3731

陆龟蒙表达了“文章憎命达”的观点,表现出对苦寒之士怀才不遇的深切同情。

其实,李贺诗歌与声名影响的扩大还离不开与他交游群体的造势与传播。总体来看,李贺性格孤傲、不善交往、英年早逝、家境寒微,他的朋友较少。但这些为数不多的朋友对他的诗歌与故事的传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与韩愈、皇甫湜等德高望重的年辈交往演绎出了少年天才的故事;与沈亚之、陈商、张彻、崔植、王参元、杨敬之、权璩、韦仁实、李藩等同辈交游唱和,扩大了他诗歌传播的范围,王参元、杨敬之等好友热心收集和传播李贺诗歌,讲述李贺生前故事。正如《新唐书·李贺传》所云“与游者权璩、杨敬之、王恭元,每撰者,时为所取去”。唐末大中、咸通年中,赵牧、刘光远等模仿李贺为长短之制,赵牧仿作的短诗甚至“蹙金结绣,而无痕迹”,对李贺声名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外,如晚唐诗僧齐己《酬湘幕徐员外见寄》:“诗同李贺精通鬼,文拟刘轲妙入禅。”《读李贺歌集》:“玄珠与虹玉,璨璨李贺抱。”《还人卷》:“李白李贺遗机杼,散在人间不知处。”唐末诗人张碧曾自序其诗云:“碧尝读《李长吉集》,谓春拆红翠,霹开蛰户,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览李太白词,天与俱高,青且无际,鹏触巨海,澜涛怒翻。则观长吉之篇,若陟嵩之巅视诸阜者耶!”[10]691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将学李贺一派的诗人纳入以孟郊为主的高古奥逸一路,把李贺放在“入室六人”之首:“入室:李贺、杜牧、李余、刘猛、李涉、胡幽贞,升堂六人:李观、贾驰、李宣古、曹邺、刘驾、孟迟。及门二人:陈润、韦楚老。”[11]83诗僧昙域的《禅月集后序》、孙光宪的《北梦琐言》等都对李贺诗歌作了高度评价。

唐末五代,学李贺诗更成为众多诗人的共同选择之一。学习痕迹非常明显的就有张碧、刘言史、庄南杰、韦楚老、陈陶、李商隐、温庭筠、陆龟蒙、皮日休、齐己、牛峤、贯休、吴融等。李贺的诗史意义与宗主地位开始凸显出来,长吉体已初步具有唐诗体派上的意义。李贺诗歌的巨大成就引起后世文人的景仰、仿效,这对李贺故事的形成起着奠基性的作用。

3.李贺形象建构的故事化特征

晚唐五代关于李贺的讲述是由一个个相互关联的、生动的故事所组成的,由此也就建构了一个丰满的、立体的李贺形象。

首先,晚唐五代李贺故事讲述呈现出五个面向。一是少年天才的故事。杜牧《李长吉集叙》中有一句“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于是就有了王定保《唐摭言》中生动故事的讲述:“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连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4]1669冯贽《云仙杂记》卷三:“有人谒李贺,见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文成三篇。”[2]15张固《幽闲鼓吹》:“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4]1450-1451以及后来《新唐书·李贺传》也承此说。在后世文人眼中李贺俨然成为手笔敏捷、挥毫成文的少年天才形象。二是锦囊觅句的苦吟故事。李商隐《李贺小传》:“恒从小奚奴,骑疲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常时旦日出游,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暮归,足成其文。”作诗方式奇特且刻苦,带着小奴,骑着瘦驴,携一古锦囊觅句,暮归成文。于是,一个行为怪异的苦吟诗人形象呼之欲出。三是因父名讳而不应进士举的故事。韩愈《讳辩》:“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2]2韩愈的《讳辩》是李贺不应进士举这个故事的源头。于是后来者就此展开想象,附会一些具体生动的故事,如康骈在《剧谈录》中就杜撰为因拒见元稹而后遭其报复,此事虽经不起考证,但却有文学意义,同时也反映了唐人重进士、轻明经、爱交游、重干谒、重名人延誉的时代风尚。王定保《唐摭言》:“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讳辩》一篇,不幸未登,壮室而卒。”《旧唐书·李贺传》也说:“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辩》,贺竟不就试。”《新唐书》也承继此说。于是,一个才高命苦的失意文人形象就出现了。四是诗文投于溷中的故事。李商隐《李贺小传》:“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后世对李贺诗文存世较少的原因进行了想象,如张固《幽闲鼓吹》:“某与贺中外自小同处,恨其傲忽,常思报之。所得兼旧有者,一时投于溷中矣!……故贺篇什流传者少。”世妒英才,篇什流传较少的原因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五是临终成仙的故事。始载于李商隐《李贺小传》,后张读《宣室志》有所发展。“天才诗人李贺年仅27岁就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过早地夭亡了。这本是一件令人极其悲伤的事,但却由此留下了诗人临终‘为帝作白玉楼记’的美丽传说,这不仅使李贺之母和姊及其众多友人,同时也使历代广大读者由此感到一丝的宽慰,因为李贺不仅没有死,而且还登仙去了”[12]。于是,就有了流传千古的李贺掌记白玉楼的美丽传说。

其次,李贺故事的特点。一是故事的传承性。李贺故事肇起于李商隐的《李贺小传》,小传基本奠定了李贺故事的情节和情感基调。在故事情节方面,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直接引用了李商隐《李贺小传》中的骑驴背囊觅句一事。张读《宣室志》中李贺母亲梦见李贺与之述说在天上为新楼作记一事,是对李商隐《李贺小传》的续写与想象。在情感基调方面,李商隐《李贺小传》中的叙事态度和文末6个追问句,所表达的愤懑、惋惜、赞叹之情,为后世所继承。二是故事的虚构性。基于英年早逝杜撰了一个李贺临终升仙的美丽传说,晚唐五代文人笔记小说基本上有此事记载;李商隐《李贺小传》说李贺留诗较少,后人就编撰了一个表兄妒才将其诗投于溷中的故事,张固《幽闲鼓吹》把此事杜撰得有声有色;李贺7岁作《高轩过》诗的少年英才的故事,经学者缜密考证也是虚构的;唐骈在《剧谈录》中记载有关李贺因拒见元稹而致科举考试时遭其报复之故事,据考证也是杜撰的。三是故事的丰富性。李贺传说故事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多样,在唐代诗人中是极为罕见的,如少年神童、苦吟作诗、韩愈延誉、父讳拒考、诗文投溷、挥毫成文、玉楼掌记等。总之,晚唐五代主要从现实生活、幻想世界、文学世界等维度对李贺展开讲述。


二、两宋时期李贺故事的流播与新变


宋代对李贺的接受与建构,比晚唐五代更加全面、深入。无论是对长吉体的模仿、对李贺诗的评论、笺释、考证,还是对李贺故事的讲述,内容更加深刻、宽广,意象更加丰厚、立体,态度更加客观、理性。两宋时期李贺故事的讲述与形象的建构主要从诗词、诗话、笔记小说、绘画等方面展开。

1.在诗词、诗话等中援引李贺故事,多维视角形塑其形象

首先,宋代诗人们在诗词中赞誉李贺,以及化用李贺故事为诗的内容。郭祥正《上赵司谏》:“愿学李贺逢韩公,他日不羞蛇作龙。”《留别宣守贾侍御用李白赠赵悦韵》:“几欲效长吉,微吟谢高轩。”释道潜《刘咸临秀才挽词四首》其三:“吾希李长吉,异代不得友。赖余锦囊篇,把玩时在手。”张耒《寄陈器之》:“醉歌昌谷和我吟,锦囊旧句无颜色。”喻良能《张持荷示诗编次韵一篇为谢》:“长吉穷崄怪,奚囊销永日。”陆游《宿近村》:“邯郸倦枕晨炊熟,昌谷空囊晚醉归。”仅从上述几位诗人的几首诗中的“李贺逢韩公”“微吟谢高轩”“锦囊旧句无颜色”“昌谷空囊晚醉归”等诗句以及“锦囊”“奚奴”等字眼来看,宋人对李贺故事浓缩为诗歌意象进行传播非常娴熟。张耒《岁暮福昌怀古四首·李贺宅》:“少年词笔动时人,末俗文章久失真。独爱诗篇超物象,只应山水与精神。清溪水拱荒凉宅,幽谷花开寂寞春。天上玉楼终恍惚,人间遗事已埃尘。”[2]21张耒用诗歌概括了李贺一生的境况,可见其对李贺的一切了然于心。

同时,宋代文人也喜欢仿效李贺作诗,仿写长吉体一度成为宋代诗坛的时尚,也显示出对李贺的诗歌及其故事的喜爱。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皮日休白莲诗条云:“东坡尝喜皮日休《白莲》诗‘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坠时’,谓决非红莲诗。然李贺《新笙》云:‘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乃知皮取此。”[15]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八记载牛峤博学有文,以诗歌著名:“窃慕李长吉所谓歌诗,辄效之。”[16]姚勉《赠行在李主人二子》:“李家自古两诗仙,太白长吉相后先。蟠螭屈曲作妙语,到今气焰干云天。”[2]57

其次,宋代文人在笔记小说、诗话等中讲述与传播李贺故事。唐庚在《唐子西语录》中谈到写诗的辛劳感受,就以李贺母亲的话来进行佐证。他说:“诗最难事也,吾于佗(作)文不至蹇涩,惟作诗甚苦,悲吟累日,仅能成篇。……李贺母责贺曰:‘是儿必欲呕出心乃已。’非过论也。”[13]51洪迈《容斋录随笔》: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补阙韦庄奏请昭宗恤录本朝寒苦的儒士,列李贺为首,奏称:“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沾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方千,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14]501-502洪迈的笔记进一步强化了李贺在世不得志、仕途坎坷的生活境况,对怀才不遇的贫寒士子的感慨。王禹偁在三馆遇到少年刘少逸,爱其少俊,赠诗曰:“待学韩退之,矜夸李长吉。”言刘少逸年少才高有似李贺。

李贺避父讳未能应进士举,宋人蔡启云:“唐人避家讳严甚。韩退之为李贺作《讳辩》,当时哄然非之。举子就试,题目有犯其家讳者,皆托题目不便,不敢就试而出,其严固可知。”[13]131王观国在《学林》中有两条专论李贺避讳之事。

李纲在《五峰居士文集序》中云:“欧阳文忠公有言:‘非诗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信哉!士达则寓意于功名,穷则潜心于文翰。……余尝观唐李贺,号为俊人,《高轩过》之作,在其稚年,韩愈、皇甫湜皆爱重之,歌诗之妙,独步一时。以父讳之故,不得举进士,坎坷以终,年未壮室。平时负古锦囊以出,得句辄投其中。暮归足成,不知凡几何篇。仇嫉之者尽委粪壤。今行于世才数十首,则贺不特其身之穷,而诗亦穷也。”[17]涉及李贺7岁作诗、不应进士举、负囊苦吟、诗投溷中几个故事。

2.突显白玉楼传说,形塑理想形象

白玉楼传说是李贺故事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也是后世文人学士与民间百姓津津乐道的故事。北宋萧贯特别喜欢李贺诗,梅尧臣在《答萧渊少府卷》中云:“君先大夫临终时,梦中尝赋晓寒歌。骑龙跨鱼不是诞,直对上帝传吟哦。才如李贺天亦少,直其在世尤难多。”称他“才如李贺天亦少”,临终之际还梦见自己骑龙跨鱼,“直对上帝传吟哦”。《宋史》记萧贯云:“初感疾,梦绿衣中人召至帝所,赋《禁中晓寒歌》,词语清丽,人以比唐李贺。”[18]13072-13073其中《禁中晓寒歌》运思造语、色彩境界神似李贺,北宋人称之“奇语”。阮阅《诗话总龟》也说:“萧贯少时,尝梦至宫廷中,长廊邃馆,如王者所居,有千门万户,望之洞然,金碧烁耀。既过数门,见群妇如神仙,视贯,惊问何所从来。贯愕然,亦不知对。贯自陈进士,能为诗。中有一人,授贯纸曰:‘此所谓衍波笺,烦赋《宫中晓寒歌》。’贯援笔立成,既有奇语,其人甚赏之,因曰:‘先辈异日必贵,此天上,非人间也。’贯寤,尚能记所赋。俞秀老往尝得之于萧翰林之孙。”[19]349梅尧臣所记临终之事,阮阅此记说是少年之事,这应是萧氏后人对他有意神话与杜撰。但萧贯故事内容恢诡神异,与李商隐《李贺小传》、张读《宣室志》所叙李贺白玉楼故事情节颇为相似。同时,也说明李贺才高早亡、亡后升天成仙的故事在宋代早已深入人心。

赵与时在《宾退录》中云:“颜渊、子夏,为地下修文郎,陶弘景为蓬莱都水监,马周为素雪宫仙官,李长吉记白玉楼,其说荒唐,不可究诘。然近世此类甚多,见于传记,班班可考。大抵名人才士,间锺异秉,世不多得,使无神仙则已,设或有之,非斯人之徒,其孰能当之!第怪神之事,圣人不语,六合之外存之可也。”[20]4198刘斧《青琐高议》将《丽情集》中所载的书仙故事与李贺白玉楼为记的传说结合起来,撰成志怪小说《书仙传》,谓长安倡女曹文姬书法绝伦,原为上天司书之仙人,以情爱,谪居尘寰二纪。一日,有朱衣吏从天而降,原来是李贺奉天帝之命,新撰《玉楼记》已成,天帝召书仙写碑,因得升天[20]1024-1026。这是对白玉楼故事的再创作与进一步的发挥。

北宋中叶后,李贺白玉楼传说成为文人喜爱的典故,一般用于哀挽才高早夭之士。张淏《云谷杂记》载,名臣李光之子李孟博苦学有文,随父南下,卒于琼州,“未卒数月前,忽梦至一处,海山空阔,楼观特起,云霄间有轩,榜曰‘空明’。先世诸父皆环坐其间。顾指其一曰:‘留以待汝。’既寤,知非其祥也。未几,遂属疾。临终,有云气起于寝。冠服宛然,自云中冉冉升举,琼人悉见之。”其父思念孩儿作诗纪念:“脱履尘寰委蜕蝉,真形渺渺驾飞烟。丹台路杳无归日,白玉楼成不待年。晏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飞仙。恩深父子情难割,泪滴千行到九泉。”[21]李孟博升仙故事,神似李贺临终升仙的故事,也应是李贺故事对宋人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芦浦笔记》所载刘昌诗《白玉楼赋》:“观贺诗清峭,人物超迈,真神仙中人,跨赤虬去,当是高仙无疑。”[22]65在赋后面还注明材料来源于《李贺小传》。高似孙《白瑶宫》:“李贺卒,母梦贺言,上帝建白瑶宫,令作记,又剏凝虚殿,使其纂乐章,今为神仙中人,其乐也。上帝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召李贺为记。长吉忽昼日,见一绯衣人,驾一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倏下榻叩头,言阿奶老且病,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道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义山之传,盖得于长吉姊嫁王氏者。”[2]43基本上是对李商隐关于李贺故事的复述。此外,张扩《读李长吉集诗》:“玉楼无人可作记,应须此子当此文。”李纲《读李长吉诗》:“呕心古锦囊,绝笔白玉楼。”因此,“白玉楼传说的形成表现了人们对李贺的推崇和喜爱,他们不愿意也不希望自己所喜欢的天才诗人就这样因忧病早衰而平淡地死去,从而想方设法地让他由死而成仙,到天上去为玉帝作记去了,这既表现出人们对他的美好愿望,也说明白玉楼临终传说与诗人的生平和诗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12]。

3.用图画描绘李贺故事,立体呈现其形象

宋代文人画是我国绘画史上最为发达的时期,题材丰富、内容多样、技法成熟。许多画家用图画来呈现唐代文坛故事,尤其是诗仙李白、诗鬼李贺成为他们主要描绘对象。这也是李贺故事接受与讲述史上最为独特的方式。许多文人学士由爱好李贺诗歌而将其人、其事、其文绘入图画中,一些诗人又赋诗与画相搭配,这也表明从两宋时期尤其是北宋后期开始,对李贺接受的内容愈趋丰富、方式愈趋多样。宋代著名的书画家米芾在《画史》中云:“嘉祐中,一贵人使江南,携韩马一匹行。及回,渡采石矶,风大作,三日不可过。欲过,又大作。于是祷于中元水府庙典祀也。是夕,梦神告:‘留马,当相济。’翌日,诣庙献之,风止乃渡。至今奠于庙中。因知天才神不能化,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秀气而成才也,天不能资,神不能化,所以玉楼成必李贺记也。”[23]米芾通过这则故事来说明绘画需要“天造神设”的禀赋,正如天宫玉楼作记只有李贺这样的天才才有资格。这段话既有对李贺天下奇才的肯定,又有对李贺玉楼掌记故事的接受。

李新《送张潜夫入道序》:“潜夫能诗而善画。如刘奉先画,如李长吉诗。……读牧之序长吉集,则长吉诗可概见,长吉诗可见,则知潜夫画,要之不贵丹砂。”[24]将李贺诗与刘奉先画相提并论,强调李贺诗中有画,表明李贺诗入画是有基础的。赵士暕是宋代著名画家,字明发,精通诗词。他画的李贺《高轩过图》,技巧高超,境界潇洒,在当时影响较大,许多名士墨客诗文唱和。比如,释道潜赋有《观明发画李贺高轩过图》、陈师道赋有《题明发高轩过图》等题画诗,用图画配诗的形式将少年奇才的故事展现出来。还有无名氏《李贺晚归图》,选择了最具传奇色彩、最富画意的李贺日出骑驴出门觅句、日落晚归的苦吟图景为内容入画。徐俯为《李贺晚归图》赋诗云:“近代推名画,诸君作荐书。皇都开艺学,博士是新除。高柳长安道,乱云昌谷居。丹青聊置此,仆马晚归欤。”[25]835他们娴熟地把李贺的故事化为具体形象进行描绘,说明李贺故事在宋代早已深入人心,运用自如,成为集体无意识式的文化符号。


三、李贺故事讲述与形象建构的文化趣旨


唐宋时期所载李贺故事虚实参半、似有似无,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塑造出符合自己心目中的李贺形象。李贺系列故事的讲述,不仅是对历史史实的超越,达到了艺术的真实,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1.李贺故事讲述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李贺诗歌出人意表的思致想象、诡丽神奇的意象组合、幽折跳脱的结构布局,形成了其浪漫奇艳、荒诞怪幻的风格。在当时诗坛上不啻“石破天惊”,引起诗坛浓厚兴趣与强烈关注。正如杜牧所言:“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8]3因此,李贺文辞奇诡、风格冷艳的诗歌,呕心沥血、石破天惊的作诗方式,牛鬼蛇神、光怪陆离的内容,为后人讲述李贺故事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其实,李贺诗歌与传说故事存在“草蛇灰线”般的痕迹,两者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李贺的诗歌有很大一部分带有自我书写的成分,如《公无出门》就与李商隐《李贺小传》在叙事路径上具有直接联系。“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嗾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兰客。帝遣乘轩灾自息,玉星点剑黄金轭。……”[26]308境界神奇,遭到毒蛇猛兽威胁的“佩兰客”,被上帝派车辇接到天宫,渡过难关。李商隐在《李贺小传》中写李贺登仙也用“乘仙车”的方式,因此李贺描述的升仙方式与李商隐神化李贺所使用的方式存在一致性[27]。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道教与文学发展同臻于极盛的时代,二者自然就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在唐朝道教得到朝廷的特别推崇,把教主老子李耳视为祖先,把全部道士视同皇室宗属,大兴道观,信道、学道、访道、做道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道教中的鬼神信仰、地狱信仰等民俗信仰相当流行和兴盛,道教在唐代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文人的生活和创作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李贺的家乡福昌县的女儿山自古就是道家圣山,他的《兰香神女庙》《神弦曲》等诗就是描写家乡的道教祀神活动,他在《罗浮山人与葛篇》《绿章封事》记载了与一些道士的交往,他在《南园十三首》记叙了自己炼丹的情况,道教深深地影响着李贺的生活与创作。因此,道教的神仙世界,自然而然就融入唐代文人的创作中,李贺成仙的故事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所以,李贺临终为白玉楼作记传说的形成是世人对诗人生平与诗作准确把握的结果,也与唐人喜欢搜奇猎艳的风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商隐等人“造神运动”背后的动机,是对中国古代文人整体命运的反思以及唐代道教思想盛行条件下,对李贺极具特殊性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特点的认同[27]。

2.李贺形象多维视角建构的文化品格

从晚唐五代到两宋时期,李贺故事的讲述先由对李贺诗歌的传播再到对李贺生平事迹的撰述。李贺故事尤其是神话传说应该起源于李贺的家人、乡邻等人的口口相传,再由文人学士们附会演绎开来。李贺故事在唐宋时期经历了起源、发展、成熟、定型过程。李贺故事讲述的路径主要有史、传、诗、文、评、画等文化方式。

首先,晚唐五代时期李贺的传播主要以传记、小说、集序等为主要方式,与时代的文学风尚同步,唐代文学最为流行的体裁就是诗歌和传奇小说。最初由对李贺“文”的传播逐渐走向“人”的传播。《旧唐书·李贺传》:“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新唐书·李贺传》:“与游者权璩、杨敬之、王恭元,每撰著,时为所取去。”从效仿李贺诗歌到传播李贺诗歌。李贺的朋友及其后来的粉丝们对李贺作品的传播与文名的扩大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有了他们的抄写和称誉,李贺的作品首先在其交游圈中互相传阅,后又及于四周,迅速流传,愈传愈广,愈传愈神,到了李商隐撰写《李贺小传》的时候,唐代民间已经有了天帝成白玉楼,传诏召贺为记的传说,形成了长吉奇才、世人不重视,独天帝重视的集体印象[1]154。李贺故事的讲述发轫于李商隐《李贺小传》,张读《宣室志》、康骈《剧谈录》、王定保《唐摭言》、张固《幽闲鼓吹》等接着讲,并且在讲述中不断丰富、神奇,李贺形象越来越丰满、立体。

其次,宋代李贺接受主要是通过诗词、诗话、文人笔记小说以及绘画等方式,尤其是绘画最为独特。张耒、喻良能、陆游、张扩、牛峤等在写诗作词中吟咏李贺故事,吴曾、晁公武、萧观等直接摹写长吉体,尤其是徐俯、释道潜等通过绘画来表现李贺故事,可谓李贺接受史上的新亮点。宋代对李贺故事讲述,在继承晚唐五代模式的基础上,主要体现天才与苦吟两个方面的理念。一方面李贺少年奇才,如宋祁在《新唐书·李贺传》中称“七岁能辞章”“援笔辄就如素构,自目曰高轩过”;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强调“七岁能辞章”,并再次引用韩愈试诗的故事;释道潜说“贺初为儿童,随父事迎将。须臾命赋诗,英气加激昂”。另一方面李贺文学成就的获得是他苦吟和锤字炼句的结果。宋代基本继承了李商隐《李贺小传》中骑驴觅句和其母“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的喟叹。比如,强幼安《唐人西语录》、吕祖谦《诗律武库·古锦囊》、刘克庄《跋方实孙乐府》、陈应行《诗学指南》、刘辰翁《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等均有此例。所以宋人进一步建构了李贺“天才加勤奋”的形象[28]。

升天成仙、掌记白玉楼的传说是宋代李贺故事接受的重点。宋代文人学士对才学卓绝的李贺,仕途坎坷、英年早逝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与惋惜,就进一步敷衍了白玉楼的故事,这既表达了对埋没人才的黑暗社会的批判,也寄寓了自己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

3.李贺故事的文学意义及审美价值

李贺是位极富才学而又遭遇不幸、年命不永的诗人,他挣扎于下僚,困苦于生活,以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没有显赫的功名。人们杜撰了关于他的许多神奇的传说,这些传说故事自然有虚构的成分,并非真有其事,但也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后人对李贺诗才与文名的认同。尤其白玉楼故事更是希望李贺在来世能施展才华以补救生前不得志于世之遗憾的心理。李贺其人、其诗超常的奇异性,是这一传说生成的文化机制。

唐宋时期李贺故事的讲述主要围绕天才少年、呕心苦吟、仕途坎坷、英年早逝、升天成仙、诗作投入溷中等几个维度展开的。这些故事从历史文化、现实生活、文学创作等层面共同建构了一个鲜活的、神奇的、立体的李贺形象。他们编织出的李贺故事,“既美丽又凄恻,在李贺接受史上构筑出一道亮丽的风景,其云蒸霞蔚般的绚丽,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后人”[1]175。因此,李贺故事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与艺术魅力。

李贺诗歌经常描写的鬼魂、神仙与其死后为天帝召作白玉楼记相印证,并且与李白诗歌喜欢歌咏饮酒、赏月、玩水,世人杜撰出因醉酒入水捉月而死成仙的故事如出一辙,反映出人们对天才诗人的美好期望。正如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言:“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8]19李贺故事是诗人鲜明个性与独特内容和风格的集中概括和形象展现,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与审美价值。李贺故事也体现出中华民族崇尚真善美的精神品格。李贺生命的长度与诗歌的高度构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是李贺系列故事生成的心理机制。充满神异色彩的白玉楼传说表达了对李贺早逝的深切同情与惋惜之情,也以此抚慰因其早逝令后世人们倍感伤痛的心灵。


四、结语


唐宋时期李贺故事的讲述与形象塑造的过程是中国古代文化审美趣味追求的过程。李贺的“奇”不仅包含着奇特的长相与奇异的行为举止构筑出的特殊的人生经历,而且包含着神奇的诗才与传说编撰出的凄美动人的故事,以及奇文诡词营造出的奇异虚幻的鬼神世界。唐宋文人对李贺形象的接受主要集中于才气过人、天妒英才、升天成仙等方面。李贺的接受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具有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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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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