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慧: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演进特征与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 次 更新时间:2021-12-08 10: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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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慧  

   摘要: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演进嵌入整个高等教育权力结构乃至国家市场化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变迁是政府、市场和学术三种力量不断调整与选择的结果,不同历史阶段政府、市场、学术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投射形塑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不同特征。从整个过程来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呈现出从政治导向到学术导向,继而到学术质量和社会质量并重的转变,体现了坚持学术自身演进与学术外部适应相结合的变迁特征,并且在不同的方面遵循着不同的逻辑。政府、市场、学术作为共存于学术评价场域中相互作用的关系共同体,三者制衡的平衡点至关重要。与学术质量评价相比,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质量评价要复杂得多,目前尚处于探索之中,仍需进一步完善后续的评价监管。

  

   关键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三角协调模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四进维度评价研究”(BIA170201)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1-0138-07

  

   客观合理地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和促进作用,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和持续创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高校依据特定的评价指标,运用相应的评价方法,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价值判断的活动,是高校科研管理的主要内容。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演进嵌入整个高等教育权力结构乃至国家市场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变迁历程,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因政府、市场、学术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投射而呈现出的评价特征与变革动向,揭示整个演进过程所蕴含的内在逻辑,有助于科研管理部门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的基本规律,及时调整管理的政策思路,完善知识生产管理体制,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一、政府、市场、学术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嵌入

  

   当科学知识生产成为社会行为,特别是成为具有独特功能的社会劳动而被纳入到社会分工体系之后,确立科学知识生产目标的过程就是一个包括科学家、政府和其他科学资源的投资者等多种社会角色参与的社会互动和社会磋商的过程,而磋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不同目的选择之间的冲突,并塑造合理的社会文化,寻找恰当的制度安排对这种冲突进行有效的协调。① 美国学者伯顿·R·克拉克从政府、市场和学术三者的互动消长关系出发,提出了国家(政府)、市场和学术权威的“三角协调模式”。② 该协调模式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所界定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的综合社会力量不仅可以用来描述各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的主张,也可用来表述高等教育系统中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观点。③ 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中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概念,认为现代大学是一种在若干种意义上的多元机构,有若干个目标和权力中心。开放的社会使得高等院校更加多元化,多元化的社会价值也推动了大学制度的不断修订与发展。④

  

   作为引导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方向的制度安排,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多种社会角色的互动磋商,其往往是科学家和政府、相关企业等不同角色的不同价值追求相互调适的产物,这种不同价值追求之间的互动和协调往往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国家(政府)一直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市场和学术力量相对薄弱,市场力量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处于遮蔽状态。⑤ 我国高校科研经费大部分来自官方机构的资助,还有少量的来自校企合作项目和私人资助,这些机构、企业和个人有权制定规则来保障这些资金的支出合理和有效。高校科研成果的应用者除了学术同行之外,主要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各类科研经费资助者,它们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不同需求决定了成果本身所具有的不同价值。因此,多元化的投入和需求主体促使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国家或政府作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投资者,无论从政治的角度、经济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讲,都有理由通过自己的权力来指导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政府主要通过立法、拨款、信息服务、政策制定、质量监督等行政手段,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施加影响。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政府首先在政策的顶层设计中嵌入了外部调控职能,在尊重学术自主性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融入了“国家意志”;其次,政府也扮演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购买者的角色,在资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市场力量是与学术力量和政府力量相对应的,是市场经济制度在大学组织层面上的直接体现,它作为无所不在的决定性力量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政府力量和学术力量起到广泛的制约作用,并通过增加具有不同价值诉求的参与者作用于高校哲學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当高校科研的市场扩大并开始依赖于外部资金的时候,有着不同要求和期望的组织在提供资金的同时也介入到成果评价当中,为成果评价增添了其他的标准,如社会的接受程度、市场竞争力、科研效率等。

  

   与政府、市场等社会角色对知识外在功利的价值诉求不同,对知识进步的追求、对哲学社会科学内在意义的判断决定了学术力量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无可取代性。学术性是大学组织的根本属性,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离开了学术标准的支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不仅有政府和市场力量的主导或参与,更离不开学术力量的推动与矫正。学术力量通过发挥知识和专业权威的影响力,以学术治理、学术机构和学术传统等对成果评价施加影响。

  

   政府、市场和学术三种力量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由于三者的性质及运行方式各有差异,其运行理念与价值诉求自然不同。不同力量往往因主体的目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它们有共同的意愿,也有着根本不一致的利益需求。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矛盾呈现为一种相互排斥;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能够实现某种妥协。⑥

  

   二、多元主体互动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演进特征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的概括,必须以各阶段最典型的特征为基础,而各具体阶段的特征往往也会包含其他阶段的某些特征。基于这种认识,可以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1949—1977年:政府统一控制与政治导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严格的计划体制,高校的知识生产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同时高校也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部委主办并管理。截止到1955年底,全国有高等学校227所,基本上都隶属于高教部和中央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和管理。⑦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建立了15个研究所,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设立了37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⑧

  

   国家虽然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些要求,但整体上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还比较弱。在1952年至1957年的院系调整中,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招生数量呈下降趋势。如1953年与1949年相比,财经类学生数占在校学生人数的比例从16.6%降到6.4%,政法类学生数占在校学生人数的比例从6.3%降到1.8%。更有甚者,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被相继取消。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科无用论”等思想的支配下,高校文科教育遭到全盘否定,文科院校和文科专业停办,教师队伍被遣散,高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名存实亡。⑩ 学术研究被政治运动所取代,政治定性就成了学术评价的唯一标准。{11} 高校科研以突出和宣扬政治观点为导向,并将其作为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任务。在这样的导向下,科研往往以诠释领导讲话和论证中央文件为己任。{12}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政治宣传作用被着力强调,从学术期刊对学术论文的选择中就可以发现对政治性标准的高度关注。如,1973年至1976年期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的347篇文章中,学术论文占4.7%,政治宣传性文章占86.2%。同一期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的文章中,学术论文占4.1%,政治宣传性文章占91.7%。{13}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高校的知识生产几经调整,但整体上是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内进行的微调。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同样具有强烈的计划主义色彩,这不仅表现在高校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或延伸机构,是典型的国家支配型组织,还表现在党委与行政两套知识生产管理体制的权责配置上,其中行政服从党委领导,党委掌握知识生产主体的聘用、晋升以及奖惩,同时也控制知识生产内容的审核权力。{14} 这一时期我国高校以自上而下的强势一元行政权力为主导,大学的自主性完全没有得到认同,在这种“强政府—弱学术”的格局下,为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及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是高度政治化的,无论是知识人才的选拔,还是知识生产的具体活动,乃至知识生产结果的评价,都依据所谓的“德治性原则”,品德与政治表现成为知识生产性岗位的主要活动原则。{15}

  

   (二)1978—1991年:学术自主性回归与学术导向

  

   1978年之后,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下,国家不仅改善并提升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而且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恢复和重建提供了根本性的前提。{16} 到1979年底,全国高校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增至309个,专职研究人员达到27000人,像教育学、心理学、法学、美学、社会学等许多中断多年的学科被逐渐恢复,大批学术刊物开始复刊和创办。{17} 据199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统计年报的资料,1991年全国设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高校有513所;社会科学教师有12万人,比1981年翻了一番。{18}

  

政治化色彩濃重的知识生产与评价活动违背了知识生产的科学性原则。完全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全面规划的科研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的弊端,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大势所趋。1983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1985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条款中提出“高校有权接受委托或与外单位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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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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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 202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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