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执政。外界期待美国新政府能够促成中美关系的重启，避免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应看到，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所谓“大国竞争”政策已经具有明显的对抗性和冲突性，给中美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损害。中国方面也希望与拜登政府共同对双边关系进行再调整。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言，中美关系面临新的十字路口，新的“希望之窗”正在打开。王毅表示，期待美国的新政府能够回到理性的路径上来，恢复与中国的对话，让双边关系回归正常，并重启合作。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和他的核心外交政策顾问在涉及中国的表态上稍显和缓，但仍然强调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对手”，美国和中国之间将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及其他高层官员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敌意，他们确实想与中国开启一场“新冷战”。然而，拜登政府并不倾向于和中国开始“新冷战”，而是更加注重通过有效的“战略竞争”对中国进行压制，拜登政府力图解决美国内部危机和提升美国自身竞争力，与中国展开一种“正向竞争”。但是，绝不能幻想中美关系的“红色警报”会随着拜登执政而解除，拜登政府时期中美竞争沦为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管理中美“战略竞争”关系，需要双方做出持续、主动的努力。

　　 目前，学界在讨论中美“战略竞争”问题时主要是介绍美国专家和政策精英的观点，对中方学者和政策界人士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缺乏必要的梳理和辨析。然而，这种梳理和辨析对于全面、深入、平衡地探究中美“战略竞争”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从根本上来说，管理中美“战略竞争”需要管理双方对中美关系的相互认知以及双方之间的复杂互动。本文将首先对拜登执政与管理中美“战略竞争”的紧迫性进行分析，继而围绕中美“战略竞争”的驱动因素和主要领域问题，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学界和政策界人士的相关观点进行简要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就中美“战略竞争”及其管理这一核心议题提出看法，希望引发进一步的讨论。

　　 一、中美关系是否存在“希望之窗”？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已就如何确定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以及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做出一系列表态。概要而言，拜登政府将以“战略竞争”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框架，力图综合、动态地运用竞争、对抗与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同中国打交道。拜登政府强调对华外交要“务实且以结果为导向”，注重通过激活壮大盟友与伙伴体系等方式，确立和巩固自身的“强势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以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此外，拜登政府还强调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2021年2月19日，拜登以视频方式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特别论坛时表示，美国不想造成东西方对抗的局面，也不想制造冲突，“我们不能也绝不会回到冷战时期那种对立僵局中，不允许竞争阻碍在重大问题上的合作”。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对外交问题的处理总体上会回归较为传统、稳健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会出现根本性调整或“重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景并不明朗。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面临诸多限制性因素。

　　 第一，拜登将需要同时处理好美国对华政策的“奥巴马遗产”和“特朗普遗产”，这意味着他要确保自己有选择地继承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的理念和方式，且不能被外界认为是对华软弱。2017年上台执政的特朗普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极限施压”，其在下台前还大力塑造对华政策遗产，力图对拜登政府进行框限，增加拜登政府调整中美关系的阻力。比如，2020年11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的报告。该文件是在蓬佩奥的主导下制定的，旨在极力渲染中国对美国带来的所谓深刻威胁，力图构建一个超越美国选举周期的强硬的对华战略框架。

　　 第二，拜登政府执政的优先事项是控制疫情以及与疫情相关联的经济挑战，因此，其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的政治资本和政治操作空间是有限的。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内部冷战”，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对立越发严重。正如美国知名评论人士苏珊·米利甘（Susan Milligan）所言，在美国“这样一个深度分裂的国家之中，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不仅是意见相左，他们还憎恨彼此”。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将给中美关系增添更多的复杂性。拜登如果想要取消任何一项针对中国的压制性举措，都可能会被视为对中国软弱并因此遭到抨击。无疑，共和党和民主党如今在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基调上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2020年9月，共和党众议员组成的中国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报告，就美国如何与中国展开竞争提出400多项建议。虽然这个工作组完全由共和党人组成，但这份报告也征询和吸取了很多民主党人的看法。

　　 第三，拜登在对华政策上还会面临来自民主党党内的压力。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国防部长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以及其他新一代的民主党政治人士，都对中国抱持消极的看法，甚至在很多问题上与共和党的观点并无二致。尤其是，民主党人的对华强硬态度受意识形态因素驱动的特征更为明显。此外，拜登属于民主党内的温和派，而民主党内的进步派人士如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对中国也抱有很多偏见。他们声称，中国的贸易做法是不公平的，伤害了美国的工人和中产阶级。民主党进步派人士十分关注他们所倡导的外交政策对国际经济政策的地缘政治影响，他们担心中国等其他“威权”国家会将自身的经济实力武器化。

　　 由于上述限制性因素，拜登政府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将面临许多挑战，其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能力也值得怀疑。如果毫无作为地任由中美关系漂流下去，中美“战略竞争”或将演变为更具灾难性的冲突。诚然，过去几年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美关系带入一条“死胡同”，正如王毅所言，两国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实际上，不仅中方对此感到担忧，很多美国政策精英也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发出警告。2020年11月，前国务卿基辛格公开称，中美两国可能会爆发军事冲突，并强调这种冲突的风险不应被低估。基辛格表示，“美国和中国越来越向着对抗的方向漂流，它们正在用一种对抗性的方式来搞外交”。由此，拜登政府如何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不仅将在未来四年产生影响，还会决定中美两国在未来数十年能否实现“竞争性共存”。当前，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对的共同挑战在于：一方面，他们需要以适当的方式处理短期的风险和对抗；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为管理未来数十年的中美“战略竞争”设定框架和规则。

　　 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驱动因素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进入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这份报告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想要“打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除了这种言辞上的变化，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各个领域，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对中国施加极大的压力。经济上，特朗普掀起了对中国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并力图推动中美经济关系的“脱钩”。政治上，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所强化。两国在“海上亚洲”（Maritime Asia），特别是南海地区的摩擦出现升级，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7月发布的有关南海政策的声明中，对中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相关主张予以直接否定，要求中国执行所谓“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做出的相关“裁定”。此外，特朗普政府持续推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该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抗衡中国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然而，中美“战略竞争”并不是始于特朗普政府。美国方面，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推动了相关的战略研究工作，其重视“大国竞争”的倾向在2015年6月发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也有所体现。这份文件在谈及中国时强调，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将会增强，美国将会从“实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同年11月，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Work）公开表示，俄罗斯的复兴和中国的持续崛起带来了一个“大国争斗的新时期”。目前，在拜登政府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那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

　　 对于中国的专家学者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也并非最近几年才提出的话题。很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这场起源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美国的危机不仅导致美国陷入经济上的困难和政治上的功能失调，同时也因为危机暴露了“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对美国的软实力造成了损害。更重要的是，这场危机标志着国际秩序的深刻转型，并为中美两国之间日益显现的竞争奠定了全球性的背景。实际上，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不久，中国学者就阐述了中美关系性质的变化以及两国竞争增强的可能性。比如，2010年，时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研究员提出了非常犀利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仍会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的霸权基础已经被明显侵蚀，虽然中美两国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但双方也开始以不明显的方式进行竞争。正如袁鹏所言，中美关系的结构从“超级大国VS普通大国”变为“老大VS老二”。袁鹏甚至警告中美之间可能会出现“新冷战”。

　　 中国学者和政策精英倾向于将全球背景作为分析中美“战略竞争”的起点，注重在厘清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和治理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十数年，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全球背景。2018年，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提出，经济全球化失去动力，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很多国家升温，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世界政治将进入一个分裂和竞争越发突出的“新时代”。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现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提出，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受到攻击，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重新出现，并与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相互交织，会削弱过去几十年来各国之间建立的纽带。她在分析中美紧张关系时也强调了这些在国际层面发生的令人困惑的变化。

　　 围绕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驱动因素这一问题，目前的分析主要有四种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具有现实主义性质的路径，强调中美之间不断缩小的力量差距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种以实力为中心的思路与“结构性矛盾”这个概念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国专家在分析中美关系时经常使用的重要概念。比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认为，由于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中美“战略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正在缩小它与美国在综合国力方面的差距，这或许是中美竞争不断增强的根源。阎学通还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归因于两国的“假朋友”政策。

第二种路径是强调相互认知如何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路径。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教授等人认为，在中美关系方面，相互认知的影响具有关键性作用。一些中国学者提出，在美国出现了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认知，这加深了美国精英对崛起中的中国的焦虑感。美国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扩展保持警惕，这种扩展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美方还对政府作用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强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感到警惕。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政治变得更加分裂和极化将进一步放大美国方面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