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向晨:在现代世界中拯救“家”——关于“家”哲学讨论的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 次 更新时间:2021-11-18 09: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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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向晨 (进入专栏)  

   在现代世界,“家”的观念受到各方面的挤压与挑战,如何来拯救“家”已然成为一个急迫问题。在社会现实中,不婚、少子、老龄、单亲、同性婚姻等现象不断增加;在价值观念上,现代社会也多以自我为中心。“家”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最为普遍的现实;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非常深入的反思。拙作《论家》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图书在一年之内就进行了第二次印刷,说明社会对这个问题较为重视。在此感谢张祥龙老师、张再林老师等对于拙作的评论,他们都有深厚的西方哲学研究背景,同时也都致力于中国思想传统的再阐释,有着丰硕的学术成果。本文将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与思考予以回应,并进一步阐发在现代世界如何来看待“家”的问题。

  

   哲学层面还是社会层面

   “家”是一个社会性极强的论题。“家”在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有许多的论述。确实“家”作为一个社会议题涉及很多可以论述的方面。《论家》一书主要是从哲学角度来论述“家”的问题。拙作出版之后,得到了许多评论,其中有一种观点也认为《论家》的论述过于哲学化,这种观点从本体论角度来论述,忽视了“家”在现代社会遇到的新的问题,因此提议要多从现实生活角度来谈论“家”的问题。“家”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价值?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世界是一个全面反思性社会,是一个“后习俗”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组织都不会因为它的古老而自动获得它的合法性。因此,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要对社会本身的方方面面进行批判性反思。在社会由传统转入现代的当口,确实会有许多哲学理论,尤其是政治哲学涉及“家”的问题。当社会发生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由家庭到个体的转变,由家的自然权力到个体的自由权利的转变时,“家”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否定性观念来进行反思的,在现代的理论图景中完全没有“家”正面的位置,这是历史变迁使然,但由此也发生了一种“理论性遗忘”,“家”的问题在现代社会缺乏全面思考,更缺少从肯定性角度出发的理解与思考。如果不在哲学层面对这些问题作出整体性梳理,就会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而反映在社会生活中也就会出现种种偏移现象,如离婚率高居不下、同性婚姻的出现等。哲学思考与社会现象似乎相距甚远,事实上,内在却有着密切的关联。

  

   第二,“家”是人类这个物种在地球上生存的一种普遍现象。相较人类其他文明,中国文化尤其重视“家”的传统,从儒家“生生”到“亲亲”的根本性观念,从“家风家训”到“修齐治平”的抱负,从“四海之内皆兄弟”情谊到“天下一家”的隐喻,可以看到“家”文化在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这样的文化传统只是一些前现代思想资源,抑或它还有着现代的价值与意义?如果有的话,那么“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究竟何在?只是一种自然繁衍的需要,还是对于“人生在世”有着深度刻画?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家”文化如何才能进入现代社会呢?这些根本性问题,必须在哲学层面加以厘清。如果传统思想在现代世界得不到理性层面的概念重构与思想转型,那么也就很难在现代社会得以留存。

  

   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强烈的反传统文化特征,其中对于“家文化”的批判是一个重要方面。新文化运动的批判都是在社会现象、礼教制度层面展开的,着重于对家族文化的批判。“家庭”还是“家族”,在汉语中一字之差,其理论内涵差别很大。由历史上家族主义文化的批判而一并带上了对于家文化的批判。“家族”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制度性文化的概念,在历史上承载了太多体制上的涵义,而“家”是可以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加以澄清的。从哲学角度讨论“家”的问题就需要正本清源,防止这个根基性的问题被历史上种种制度化机制所遮蔽,防止这个问题被家族问题带偏。对笔者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家族”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于“家庭”与“家族”等概念没有给出清晰区隔,对于“仁孝”与“礼教”也没有作出层次上的区别,于是对家族文化中各种现象的批判就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家”的深入理解,并造成对于“家”理解上的理论空隙。

  

   第四,现代价值观与家庭价值观之间有着巨大张力,现代价值观念偏向个体主义立场,家庭价值观念更多的是一种伦理主义立场。因此在现代价值观与家庭价值观之间是有差异与冲突的。这一点尤其需要在哲学层面得到澄清: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给予了一定的分析,是这项工作的一个理论起点;霍奈特在《自由的权利》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呼吁在现代社会中要更加重视家庭价值观的积极意义,但其并没有给出更具体的路线。究竟怎么才能对两种价值观的关系给予一种清晰而圆满的解读,这是现代世界中“家”哲学最为重大的课题。

  

   第五,尽管“家”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普遍性论题,在世界各个文明体中都有关于“家”非常细致的论述,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于“家”的论述最为完备,源远流长。因此,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家”作出清晰的哲学分析与梳理,便于建立起汉语哲学的独特视角,以此来重新建立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形成某种中国特色的西方哲学研究。

  

   在哲学层面上来论述“家”,带动了大家从这个层面来进一步反思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非常感谢专栏几位作者,他们都是从哲学层面来推进这项工作,把对“家”的讨论拓展到更广泛的理论范围内。

  

   “二本一体”还是“双重本体”

  

  

   在具体论述“家”的问题时,拙作提出了“双重本体”概念,即个体与亲亲。一方面积极肯定“个体”之于现代社会的正面意义,同时清晰地看到“个体”自身的局限性与消极面;另一方面高度推崇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亲亲”的发见,肯定“亲亲”对于个体的成长以及伦理发生的重要意义,但也应看到“亲亲”之为“家”文化的基础在历史上形成的重负。祥龙教授与再林教授都对“双重本体”的说法予以肯定,祥龙教授称拙作“坚持成色十足的两种原则或价值的共在并用,给人以爽利之感”。再林教授也认为,他“的‘二本一体’是基于孙向晨教授‘双重本体’所提出的一种观点。这种耳目一新的‘双重本体’针对以往或‘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各执一端,既坚持现代个体价值,又尊重传统的‘亲亲’价值,以此‘双重视野’试图使‘个体’与‘亲亲’两者以一种相反相成的方式得以趣成”。非常感谢两位教授对于拙作的肯定以及对其中立场所给出的充分体认。

  

   两位学者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不约而同地认为“双重本体”是不够彻底的,祥龙教授认为现代社会应该有“三体”,即个体、集团与家,并认为“个体”是与“集团”相对的“实体”,而“家”则是更为本原性的“本质”。在“三体”中,只有“家”是自足的和源发的。因此,祥龙教授的立场可以称为“家本位”,“三体”也就成了“一源二体”。

  

   再林教授基于明清之际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欲本主义”与“家本主义”的双重性,同时认为,“在孙向晨教授那里,使两者得以整合得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哲学理据实际上却付之阙如,也即他需要进而回答两者在什么基础上相反相成、相互成趣”。在此立场上,再林教授提出了“身本主义”,认为无论是“欲本主义”,还是“家本主义”,都是从“身”引发出来的,故称之为“一身开二门”,引用戴震的说法,“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有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具”,以之佐证“一身二门”,“身体”既为我们开出了基于“欲”之具体个人,又为我们确立了基于“家”之社会伦理。

  

   祥龙教授的“一源二体”与再林教授的“二本一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都针对拙作的“双重本体”给出了进一步阐释,并努力使“双重本体”的整合有更深厚基础。祥龙教授重视“家”的“本原性”地位,从跨世代的时间性角度给予阐发,这种时间性“完全不离人类的生命时间,但看出它本身就有超个体的、可不断生出意义的结构,也就是体现和生发代际时间的家结构”。同时,祥龙教授对西方的时间性概念进行了批判,他们“虽是很重要推进,但他们都没有找到这基底时间在实际生活中的处身结构,其实也就是它的原结构,所以胡塞尔毕竟拿不出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真实生活形态,海德格尔到晚年也只好说‘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

  

   再林教授非常重视内源性的思想贡献,也就是说,个体性原则并非只是来自西方现代世界影响,“家”的原则在明清之际也再次得到重视。两位教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泰州学派的罗近溪,认为现代新儒家苦苦寻觅的“内在超越”,也体现在“家”与“身”之中,它就在“太极即太祖”,体现在“孝行通于神明”的“家道”之中,体现在“世代相生”“由近及远”的“家道”之中。

  

   两位教授在肯定“双重本体”的基础上,都试图再推进一步,或是回归“家本位”,或是强调“身本位”。笔者认为强调“双重本体”的“双重性”之于现代中国仍有它的必要性,进一步的归约工作也可能带来某种局限与限制。

  

   首先,“双重本体”有其文明性来源,“个体”原则与“亲亲”原则虽然对于人类都具有普遍意义,但两种原则是在中西各自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个体”概念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意义,是人类对于自身理解与尊重的一个高峰以及终极单位,但“个体”概念完整的演进路线却是在西方文明中完成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个体”诸多环节,比如“欲望”等也有深入论述,但一个对现代社会影响至深、形态上完整的“个体”概念主要还是来自西方文化传统。“亲亲”同样是人类的普遍情感,是在父母与子女之间自然发生的情感,但一种基于“亲亲”和“孝悌”的文明却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逐渐展开和形成。因此,“个体”原则与“亲亲”原则,虽都具有普遍价值,也可以从不同理论层面作出各种“归并”;在现实中,两者却是在两大文明体系中各自孕育,渊源有自。祥龙教授论述了“个体”是在“亲亲”中发育形成的,但“个体”概念的演进却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完成的。这一点不是理论上阐发相互的“归并”就可以取代的。

  

   祥龙教授认为“个体”对应的应该是“集团”,这在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有所强调,本质上讲“集团”并不是本原性概念,既不是时间上的本原,也不是逻辑上的本原;完全是后发性的,是构成性的。“集团”既可以由“个体”构成,如俱乐部、现代政党之类;“集团”也完全可以由“家”构成,如部落、部族之类。这一点同样需要辨析清楚。

  

   其次,“双重本体”是逻辑性的。之所以是“双重”,是因为“个体”与“亲亲”各有各的地位,在逻辑上相互之间不可还原,都是一种缘起的“起点”。就人的理解而言,“个体”是最基本的,是逻辑上的起点,是不可消融的最小单位。“亲亲”是发生学上的“起点”,是源发性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个体”在发生学上是不可能自足的,须由“亲亲”养育。因此,“个体”与“亲亲”各有各的“起点”,就像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启示”与“理性”各有各的“起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之间不可还原的张力。

  

最后,“双重本体”是制衡性的。在《论家》中特别强调“个体”与“亲亲”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个体”有其积极成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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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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