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以赣南A县的服装代工业内迁为案例，分析家庭再生产推动产业转移的发生和聚集过程。首先，县域城镇化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和人口向县城集中，塑造了县域“生产—再生产重叠”的空间特征。其次，家庭照料需求增加和家庭重心转移促成农民工返乡回流。在县域就业机会有限的约束下，返乡农民工凭借沿海务工时积累的技术和资金承接沿海代工订单，促成订单转移，并以家庭为单位整合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突破以往从生产成本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角度对产业内迁的经济理性解释，为国内“雁阵模式”提供了一个家庭本位的新解释。
作者简介
郑广怀，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赖华香，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问题的提出
产业为何内迁？自2004年以来，因劳动力短缺和要素成本上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雁阵模式”。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分别达7038万和6603万。以往研究多从要素比较优势、地方政府政策吸引以及社会网络等视角解释产业转移现象，将农民工简化为遵循经济理性在行业和区域间流动的生产要素。事实上，农民工既非纯粹的经济理性人，也非个体主义行动者，其流动决策深受家庭再生产逻辑支配。改革开放初期，“拆分型家庭再生产体制”为沿海工业化输送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奠定了沿海地区承接海外产业转移的比较优势，从而支撑了世界工厂的运作和沿海城镇化发展。在高速城镇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景下，家庭再生产压力（如子女教育、老人照料）正在重塑农民工的流动轨迹、生计选择和家庭分工，进而引致区域劳动力格局变化与产业内迁，但目前学界对家庭再生产如何影响产业内迁缺乏关注。
服装产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05年左右开始从沿海向内地迁移。赣南A县不断发展的服装代工业可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内迁的缩影。本文以A县服装代工业为案例，发现该产业内迁现象难以完全被利润空间或政策优惠解释，不仅内地代工利润低于沿海地区，而且当地政府并未给服装代工业内迁提供相应政策优惠。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代工产业的两个群体（老板和女工群体）的返乡动力与子女抚育和老人赡养等家庭再生产事项相关。这启示我们，不仅需要考虑要素成本和政策优惠对于产业内迁的影响，而且需要站在农民工的角度，考虑家庭再生产如何影响产业内迁。
因此，本文旨在探究如下问题：一是家庭再生产需求如何推动服装代工业内迁？二是这一微观动力如何与县域城镇化互动，进而重塑产业转移的路径？下文将首先回顾既有解释产业转移的文献，指出既有研究较少关注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家庭再生产对于产业转移的影响；其次运用已获取的田野材料描述和分析县域城镇化对于家庭再生产的影响，以及家庭再生产推动产业内迁的过程；最后基于家庭再生产视角补充既有关于产业转移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揭示产业转移中被忽视的微观社会基础。
产业转移与城乡间的流动家庭
一、产业转移的经典解释及其不足
经济学对于产业转移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分析当数“雁阵模型”。这一理论最早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用于解释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追赶过程和产业转移现象。该模型指出，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源禀赋结构上存在差异，区域间的比较优势会发生动态变化，从而引发产业在国家与地区间转移。20世纪90年代，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吸引了大量境外资本在沿海投资开厂。随着沿海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逐渐向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在资源禀赋、要素价格和发展阶段上存在较大差异，具有在国家内部进行产业转移的条件。自21世纪初开始，中西部地区凭借低于沿海地区的劳动报酬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等生产优势，不断吸引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与此同时，沿海地区不断攀升的生产和生活成本对低附加值产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推动产业向内地转移。
除去比较优势，政策因素也对产业转移产生影响。国家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引进等方面为内地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支持，这些政策实践为后来的产业转移奠定了物质基础。中西部政府充分抓住沿海地区“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机遇，通过招商引资、提供产业配套设施、税收减免和放松监管等方式吸引企业进驻。分权财政体制和地方竞争体制刺激地方政府采用早已被沿海政府放弃的大规模招商引资方式，例如通过大量供应工业用地和压低工业地价等方式来吸引企业投资。在此背景下，县级政府往往会给能够创造政绩和具有较强“形式竞争力”的产业提供特优特惠的政策支持，而对于中小微的传统企业则在用地控制和环保监督等方面倒逼其转型或搬离。
此外，乡缘和地缘等社会关系网络也会影响产业转移中的区位选择和技术传播。20世纪晚期，中国涌现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等。其中，珠三角地区借助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和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发展出“三来一补”的工业化模式，自下而上地推动了区域工业化。同乡同业作为一种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经济活动，有助于产业的扩散和跨区域的连接。一方面，产业依靠乡土社会资源和传统社会网络降低经济活动成本，并以同乡为经营载体将同业产业链推向全国市场。另一方面，同乡同业的社会网络在城乡之间建立了连接纽带，使得生产工具、劳动技术和市场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循环流动，如莆田“打金”业和安溪茶业。
尽管要素成本、政府行为和社会网络均对产业转移做出过有力解释，但这些解释都将农民工简化为经济动机驱动下流动的生产要素，忽视了劳动者背后的家庭及他们所承担的家庭再生产事项和代际责任。本文试图在上述视角之外，探讨家庭再生产如何影响产业转移，即在沿海利润显著高于内地且内地政府无直接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小规模的服装产业为何仍往内地迁移。
二、域城镇化、家庭再生产与产业内迁
家庭往往是中国人思考和行动的重要出发点，因此有必要将家庭再生产带入产业内迁的研究。与此同时，县域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在改变着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实践，从而影响人口的城乡分布，而县域产业政策则为产业的落地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1.从城乡拆分到县域缝合：家庭再生产的空间转向
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塑造了农民工群体的“拆分型家庭再生产模式”，其劳动力雇佣和简单再生产在打工地城市完成，但子女抚育和老人赡养等再生产事项则留在农村。拆分型再生产体制导致公共服务缺位、家庭解体和农村“三留守”集中等问题。当城市难以容纳农民工完整的家庭生活时，他们多数不得不返回流出地完成家庭再生产事项，农民工返乡回流的节点与其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关。
在这一回流过程中，县城因其在公共服务、生活成本和社会文化上的综合优势，成为返乡农民工实现“家庭缝合”和市民化的重要空间。而地方政府的“经营城市”行为，特别是通过教育资源集中和房地产扩张推动的城镇化，深刻影响了返乡农民工的家庭策略。撤点并校、教育竞争及婚姻市场压力，共同驱使农民工家庭进城购房并安排子女在县城读书，再生产重心从乡村转移至县城。这一方面加速了农村人口和经济资源向县城集聚，带来乡村空心化和乡村产业衰败。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以女性为主和以家庭再生产为中心的本地劳动力市场，为内迁产业提供了特定的用工环境。
2.从生产导向到嵌入家庭：内迁产业的组织逻辑变化
与沿海地区服装代工业以生产效率为核心的柔性供应链和赶工体制不同，内迁至中西部县域的产业呈现出生产嵌入家庭再生产的突出特征。内迁后的服装代工业主要雇用以“妈妈工人”为代表的本地女性劳动力，她们的经济行为具有鲜明的家庭本位取向。
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与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需求往往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外发工厂为返乡女工提供了弹性但低薪的本地化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弹性雇佣也导致工厂难以回应刚性的订单生产需求，从而陷入可持续发展困境。既有研究虽注意到了工厂生产与农民工家庭再生产之间的矛盾，但并未解释沿海工厂为何仍源源不断地将订单转移至内地。这一解释困境与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乡村工厂的女工群体，而忽视掌握一定生产资料和管理经验的“农民工老板”群体有关。与此同时，城乡关系的结构性变迁和县域快速城镇化，引发了人口、资源、生产要素的重新布局，这对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安排和服装代工业的订单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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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分析思路
前述研究回顾表明，产业转移不仅受到要素成本、政府招商引资行为与社会网络的影响，也可能与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有关。家庭再生产不仅影响女工群体的流动轨迹和家业安排，同时影响产业的关键经营主体——“农民工老板”的回流动力和生计安排。而县域城镇化通过改变公共资源和人口的城乡分布，影响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空间和再生产成本，从而影响产业的转移。
本文的分析思路是，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决策并非单纯受经济理性支配，而是嵌入家庭生命周期和代际责任伦理。在家庭生命周期中，再生产事项的变化和家庭重心的转移会塑造出农民工返乡回流的模式。县域城镇化政策会影响农民工的再生产需求和产业落地空间，而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则构成了内迁产业发展的制度基础。
三、案例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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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县简介
A县位于江西省西南部，毗邻珠三角与闽东南地区，下辖14个乡镇。2022年，全县户籍人口32.11万人，常住人口26.89万人。A县原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于2019年正式脱贫摘帽。改革开放初期，该县工业基础薄弱，经济落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至福建、广东从事服装代工工作，具有同乡同业的特征。目前，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A县政府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旅游，但此类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对就业的直接拉动效应有限。
近年来，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大规模城中村改造及用工成本上升，挤压了服装代工业的生存空间，促使该产业加速向内地转移。A县所在的N市承接了部分外迁产能，服装代工规模呈扩大趋势，2022年N市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千亿元，生产数量达3.5亿件。A县的特殊性在于，该县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自发出现了服装代工业的内迁，并形成了一定规模。这为研究家庭再生产对产业内迁的影响提供了理想案例。同时，A县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7年的41.69%升至2023年的51.22%，常住人口外流趋势减缓，这为承接服装代工业内迁奠定了劳动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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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笔者分别于2024年1月至3月和2024年7月至8月进行实地调查，收集服装代工厂老板和女工的生产、生活和再生产资料，通过滚雪球方式联系制衣厂老板和工人。笔者在访谈中有意识考虑受访者年龄、性别、代际、厂址、返乡前工作的差异，确保受访对象的异质性。笔者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和观察法收集资料。2024年1月至3月，笔者访谈了5位服装代工厂老板和8位制衣厂工人，重点了解服装代工的生产分工、农民工返乡动力、县域制衣厂生产经营和女工家庭照料等内容。2024年7月至8月，笔者进一步访谈了7位老板（其中一位为物流公司老板）和4位工人，通过追溯生命史的方式了解老板在沿海工作时期积累的多种资本和返乡后创业开厂的过程。
笔者访谈的代工厂的老板和工人多为35岁至50岁的中年人，其工作地点分布在县城或乡镇，返乡动机均与家庭面临的再生产需求有关。代工厂老板主要采取夫妻共同开厂的方式。老板不仅要负责具体经营和订单对接，同时还需参与到具体的厂内劳动中。受访的12位老板中有2人目前已经关闭厂房，其中一位因在县城找不到合适的厂址选择在电器专卖店工作，另一位则因开厂事务繁杂且经营效益较低选择在朋友家中做代工。
笔者访谈的12位制衣工人基本在沿海务工时掌握了制衣技术，返乡后进入本地制衣行业，其中10位工人在厂内代工，2位在家中代工。返乡工人的工资收入在3000至7000元间不等，这与家庭再生产需求程度、工作投入时间、制衣手速等因素有关。由于内地单价普遍低于沿海地区，所以返乡后的制衣工人的收入普遍低于其在沿海务工的收入。
四、生产—再生产重叠的县域空间
A县将服装代工业定位为解决本地就业的产业类型，这为服装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制度环境。而县域城镇化则通过重塑公共资源分布改变了农民工的再生产形式和再生产空间，间接为服装代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低成本的生产空间、县城人口集聚等关键性条件。产业政策和城镇化政策的结合，最终在中西部县域实现了工业生产与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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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缝隙：解决就业的产业定位与区域战略的约束
A县的产业发展呈现务实的“二元逻辑”。对于能创造税收和打造政绩亮点的玻纤、稀土等产业，政府不仅将其安置在工业园区，同时提供低价工业用地、租赁补贴等政策支持。而对于经营主体为农民工出身的老板，产业层次偏低且无法贡献财税的服装代工业，地方政府并未出台任何产业扶持政策。由于服装代工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并且能解决“陪读妈妈”群体本地化就业的问题，政府赋予服装代工业解决就业的产业定位。在脱贫攻坚时期，遍布城乡的制衣厂曾作为农村脱贫典型案例被官方媒体宣传推广。一般来说，开办制衣厂需要办理营业执照，而注册营业执照的条件之一是生产场地必须为工业或商业用地。但政府对于无证经营、使用民房作厂房等“非正规”实践持包容态度，并未严厉打击服装代工厂。此举实质上为服装厂利用廉价且靠近居民区的空间，实现“家厂一体”以兼顾生产与家庭照料提供了制度缝隙。
不仅如此，A县的产业发展逻辑还嵌套在更大的区域发展战略中。近年来，A县所在的N市承接了许多沿海地区的服装代工业。2022年该市纺织服装全产业链营收达1100亿元，各县（市、区）零零散散地也出现了许多小型制衣厂。但是N市基于各县的比较优势和“一县一策”的差异化发展思路，在服装产业承接上重点扶持了宁县，为其提供低价工业用地等政策支持，而A县在N市发展战略中被定位为重点发展乡村旅游业。这一市级产业布局导致A县服装产业在争夺市级注意力与资源时处于弱势，难以获得市级层面的政策与资源支持，只能在县域内的缝隙中自发生长。
综上所述，在县域层面，A县服装代工业因解决就业而获得当地政府的默许发展和宽松监管；在区域层面，又受到N市整体产业布局影响难以获得政策扶持，但正是在这种制度缝隙中，服装代工业获得了独特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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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镇化、人口集聚与产业空间生成
过去十多年来，“以地谋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沿海向内地蔓延。A县经历了快速的县域城镇化。A县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销售面积和住宅销售面积均呈大幅增长趋势，城区范围不断“南扩西移”。这一城镇空间扩张直接引发了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外出流动人口逐渐减少，人口不断向县城集中。这为产业转移提供了潜在的劳动力储备。
重构人口城乡分布格局的核心机制是“教育—住房”的捆绑政策。随着农村“撤点并校”的推行，A县将县城公立学校的入学资格与城镇户口或房产所有权直接挂钩。2024年A县城区中小学的招生办法中规定：新生入学必须满足拥有城镇户口、在县城购买居住性房屋、在县城拥有保障性住房这三项条件之一。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引发了农村家庭的教育焦虑，为了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即使面对县城高达6000元/平方米的房价，大量农村家庭仍选择进城购房和陪读。结果是，一方面县城生源规模持续扩大，农民工再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乡镇学校生源不断萎缩，农民工家庭的再生产空间与生活重心被系统性地导向县城。
县域城镇化带动人口向县城集中，这为服装代工业的内迁和落地提供了基础条件。依托县城空间和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市场，A县订单承接量逐步扩大，形成产业集聚优势。不断增加的制衣厂催生了裁剪、缩水、物流等专业化分工，初步形成了本地产业协作网络。制衣厂也为留守在县域的人们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使得他们得以兼顾家庭照料和收入获取。笔者在县城走访时看到，几乎每家制衣厂门口都贴有招工启事，厂内也有一些空闲的车位。这都表明县域制衣厂对于劳动力的旺盛需求。
然而，人口向县城集聚也对服装代工业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乡镇制衣厂因人口向县城集中面临招工困境，可雇佣工人数量减少导致订单规模不断缩小，老板无奈增加自我劳动强度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县城制衣厂则因数量激增陷入订单和工人的“内卷化”竞争，更加依靠老板自身和家属亲戚的生产劳动，多数制衣厂都出现了招工不足而机器闲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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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再生产融合的县域空间适配
在县域城镇化背景下，A县的服装代工业展现出与沿海和内地工业园企业截然不同的空间逻辑。沿海制衣厂大多嵌入在城中村中，并为工人提供住宿，这部分成本被计算在订单中。内地工业园大多远离城镇，工人一般住在工厂，生产与生活相对分离。而内地制衣厂则嵌入生活空间，分布在县城老旧小区的沿街店面或者乡镇自建房。由于没有建造阻隔墙，沿街店面可利用面积更加宽敞，便于摆放多台缝纫机和堆放货物。
这样的空间分布具有四重优势：一是物流便捷，沿街店面方便车辆进出和货物装卸，避免了高层楼房的二次搬运；二是招工灵活，临街位置便于招揽附近居民，尤其是需要兼顾家庭的“陪读妈妈”，她们大多选择在家附近的制衣厂工作；三是家业兼顾，女工在“工厂—学校—家庭”间的通勤时间短，能够统筹工作与子女照料、家务劳动等家庭责任。四是租金低廉，县城的房租成本远低于沿海地区。例如老板阿洛的厂房面积近180平方米，月租仅需1000元，而同等面积厂房在广州至少需要5000元。
与沿海依赖“宿舍劳动体制”，将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纳入生产成本的模式不同，内迁后的产业深度嵌入本地家庭生活。正是这种生产空间与再生产空间的高度重叠与深度融合，为家庭再生产推动产业内迁提供了坚实的社会与空间基础。
五、家庭再生产与服装代工业内迁
家庭照料和子女陪读等家庭再生产需求促使农民工返乡回流，将家庭重心从收入获得转移到家庭再生产任务上。由于县域就业机会有限，掌握技术、资金和人脉的“农民工老板”通过开制衣厂、承接沿海订单解决自身生计问题。返乡“农民工老板”以家庭作为生产经营和再生产的单位，形成自我雇佣、夫妻分工的生产经营策略，围绕家庭再生产展开时间安排、厂址选择、生产劳动等经营事项，并在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上寻求来自上一代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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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再生产：生命周期、教养焦虑与返乡决策
返乡决策的生成，首先源于迫切的家庭照料缺口。随着子女进入初高中关键学龄、祖辈迈入高龄体弱阶段，原有依靠隔代抚育、远程经济支持、阶段性返乡的代际分工模式难以为继。这迫使农民工将家庭重心从经济积累转向家庭照料，返乡承担子女抚育和老人赡养等再生产事项。
农民工返乡照料与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强化的“教养焦虑”有关。在市场化转型中，儿童抚育责任逐渐从公共性事务转化为私人事务，并且性别化为母亲的职责。而消费市场大力宣扬精细化儿童抚育，强化了社会和家庭对于母职的期待和要求，不仅母职被层层加码，同时还背负着“子不养母之过”巨大的伦理负担。在母职私人化与层层加码的社会语境下，返乡农民工强化了自身对子女抚育的责任伦理认知。有过城市生活经历的年轻父母，其教养观念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他们深信初高中是子女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隔代抚育可能导致管教失败和情感疏离，因此他们选择返乡亲自抚育。
普遍存在的“教养焦虑”因农村撤点并校和教育资源上移等因素进一步凸显为“教育焦虑”，这促使农民工的返乡节点不断提前。“70后”农民工通常在孩子读初中、高中这类关键节点返乡，而“80后”“90后”父母通常在小学、初中阶段返乡。这不仅与年轻一代父母更加关心子女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有关，也与学校日益提高的家长参与要求有关。教育水平有限的祖辈无力承担习惯养成、作业辅导、网络教学等事项，因此年轻父母返乡亲自照料，通过密集抚育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为子女争取向上流动的可能。
返乡后农民工的家庭重心从经济积累转变为子女教育，充分体现了费孝通所揭示的中国家庭“恩往下流”和托举下一代的代际伦理。正如女工瑞连所说：“你自己挣得再多钱，但是你子女不够优秀，成了拖累，那不等于零？”这句话生动表明，农民工的返乡并非单纯的经济计算，而是在家庭生命周期关键节点上，为维系代际绵续和世代发展的责任伦理做出的家庭策略调整。他们将家庭重心从“打工挣钱”转向“代际发展”，背负巨大的经济压力在县城买房、陪读，只为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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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策略：从沿海资本积累到返乡开厂实践
农民工的城市经历不仅是为获取工资的打工，更是进行“移动学习”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他们通过在非正式经济中“闯荡”，逐步掌握技术、管理经验和社会资源，并成长为具有少量生产资料的“农民工老板”。这些技术和资源在其返乡后构成了自主创业的重要基础，不仅解决了自身生计问题，同时提供了大量本地就业机会。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往往需要通过熟人介绍才能进入大型服装厂，他们在流水线分工中逐渐掌握了各类缝纫技术。然而，工人要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老板”，还需要积累生产管理、订单谈判等经营技能。以老板阿洛为例，初中毕业后他跟随老乡进入一家大型服装公司并工作了7年。起初，他做了两年平车工，掌握了基本的制衣技术。后因能力突出并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阿洛被提拔至版房学习制版，再晋升为管理30人生产小组的“师傅”，负责分配订单和组织生产。在7年的工厂经历中，他不仅掌握了制衣技术，更掌握了订单分配和生产管理的技能，并积累了关键的客户资源，这为他2004年离厂自主创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移动学习”或“闯荡”多发生在非正式经济中，其低门槛特征是农民工创业当老板的关键。
返乡后，面对A县工业园区就业机会有限、通勤不便且时间不灵活等问题，一些具有技术、资金和客户资源的农民工选择开厂做老板来解决生计问题。他们固定领取沿海某一家工厂的外发裁片，依靠多年合作累积的信任而极少签订正式代工合同。若代工客户为首次合作，老板们通常会要求客户压一批货在厂内，以避免上游客户卷款逃跑。在完成第一批订单后，部分老板会亲自到沿海工厂了解客户的工厂规模和订单情况。一般来说，内地老板与沿海工厂是月结费用，单价通常仅有沿海的三分之二，利润空间较低。如果客户经常拖欠代工费或无缘故罚款，下次接单时老板会更加谨慎，必要时会减少订单量，避免积压过多代工费。
虽然内地代工利润低，但是制衣厂老板的收入仍然高于本地工业园工人和制衣工人的工资。老板通常按照衣服单价的60%分给车位，除去固定成本，老板剩下的利润在15%至20%之间。相当于每件衣服老板可留下的纯利润在1元左右。此外，部分老板还会选择自己再做一份车位代工，从而至少可以获得接近沿海制衣工人的工资。
县域制衣厂还具有强烈的生计导向。笔者访谈的老板中有几位试图中途换行，但因县域就业选择有限不得不重新开厂。如陈圣从2014年返乡后便一直开厂，考虑到服装代工利润减少且风险较高，2024年他关闭了工厂，试图在县内寻找其他工作。由于A县的多数工作无法同时保证较高收入和家庭照顾，半年之后，陈圣就拉亲戚入伙，重新开厂接单。这充分说明了老板返乡开厂的核心动机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在县域就业机会有限的约束下，为维持家庭再生产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对于掌握制衣技术的老板来说，服装代工依然是就业选择有限的县域内能够带来稳定且较高收入的生计方式，并且弹性的工作时间满足了家庭照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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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化经营：生产与再生产的整合
内迁的服装代工业，形成了一种深度整合生产与家庭再生产的“家庭化经营”模式。服装代工不仅解决了农民工的工作与家庭照料之间的空间隔离问题，同时相较于低收入的农业劳动和不稳定的县域零工工作，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加稳定和可观的经济收入。该模式通过自我雇佣、空间嵌入、弹性时间与代际合作等策略，缓解了返乡农民工的生计与照料压力。
A县制衣厂普遍规模较小，采取自我雇佣的劳动形态，老板不仅是生产管理者，同时也是直接参与代工生产的劳动者。这种“老板—工人”合一的双重身份，构成典型的“自我剥削”劳动体制。老板们往往自嘲他们是“做老板”而非“当老板”，原因在于：一方面，代工利润较低，老板必须生产出足够的订单量才有较高的收益，因此他们有动力自己做代工来增加收益；另一方面，制衣厂以“陪读妈妈”为主体的工人队伍工作时间不稳定，订单压力往往转嫁给老板，迫使他们加班赶工来保障出货。这种劳动体制延续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男性主要负责对外联络，包括与沿海上游客户协商单价、样式和货期，以及跟进物流和货物外发情况。老板娘则承担了厂内生产与家庭再生产双重职责。她们需要对时间进行精细的管理和安排，从而在碎片化的时间中穿插完成车间指导、车位劳动及接送子女、准备三餐等再生产劳动。简言之，老板通过“谈生意”这一关键工作彰显劳动价值与养家责任，老板娘则通过做车位、做家务等具体可见的身体劳动来证明自己时刻都在为家庭创造价值。
工厂的区位选择清晰地体现了家庭再生产逻辑，“农民工老板”开厂选址的首要考虑因素是子女的受教育地点。以雨婷一家为例，从2013年返乡在村里开厂，到2015年因孩子进城读书将工厂迁至县城初中附近，再到2017年因孩子升入高中而再次迁厂至新学区旁，其厂址始终围绕子女教育轨迹变动。此外，在内地服装代工业中，生产与生活空间是高度重叠的。例如阿章在县城租赁民房两层，一楼作为车间生产，二楼则是一家居住休息的空间。这种空间布局打破了工厂与家庭之间的物理边界，赋予了老板兼顾生计与照料的时空自由度，但也导致工作时间延长。
为适应“陪读妈妈”的家庭再生产需求，制衣厂形成了弹性化的时间管理制度，这与工业园企业严格的时间纪律形成鲜明对比。制衣厂没有固定考勤，女工可以根据家庭需求灵活安排上下班时间。女工围绕学校作息和母职实践形成了日常时间表，灵活兼顾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笔者在访谈中注意到，老板娘和女工时不时抬头望向墙壁上的时钟，时刻留意时间的变化，以免错过接孩子或做饭的时间。这种弹性时间本质上是资本对地方社会文化的一种妥协。它使得女性能够同时扮演“工人”与“母亲”的双重角色，但其代价是她们必须进行高强度的时间管理，并承受由此带来的身心压力。而对于老板而言，接受这种弹性化是获取本地劳动力，并将生产嵌入地方社会的必要策略。
制衣厂家庭化经营模式的低成本优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家庭内部的代际合作与无酬劳动的基础之上。在代际共居家庭里，祖辈成为重要的辅助劳动力，他们通过从事家务、照料孙辈、参与简单厂内劳动（如剪线）甚至耕种自留地来降低家庭生活成本，间接补贴了微薄的代工利润。与此同时，老板娘的无酬或低酬劳动是家庭化经营顺畅运行的关键。她们统筹车间管理、代工生产和家庭再生产等多重事务，其付出却很少被计算为薪酬。换言之，家庭作为生产单位追求的是家户收入最大化，而非计较个别成员的劳动报酬。这种基于性别与代际的隐性成本，构成了A县服装代工业能够在低利润环境下持续生存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产业内迁并非仅仅是资本与技术的空间位移，更是将经济生产重新嵌入家庭生活中的一种经济形态。A县服装产业通过自雇劳动、空间嵌入、弹性时间和代际合作的“家庭化经营”模式来实现订单的承接和生产，在宏观产业变迁与微观家庭再生产需求之间，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生存与发展路径。
结论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与此同时，中西部县域城镇化迅猛推进，农民工因家庭再生产需求而返乡回流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为产业内迁准备了基础设施和劳动力供给等条件。产业转移理论多聚焦于大型企业，并将产业转移归因于内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地方政府的招商行为（如土地供给和税收优惠），这类宏观解释并不完全适用于服装代工这类小规模、以“农民工老板”为主体的轻工业内迁现象。更重要的是，产业转移理论无法解释在代工利润低于沿海且缺乏地方政府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服装代工业内迁的现象。
本研究发现，区域产业限制、县域产业定位和县域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为内迁的服装代工业提供了独特的发展空间。在区域层面，服装代工业受到整体产业布局限制难以获得政策扶持。在县域层面，服装代工业因解决本地就业而获得县级政府的默许发展和宽松监管。同时，县级政府通过房地产开发、“教育—住房捆绑”政策推动人口向县城聚集，为服装代工业内迁提供了劳动力基础。在上述背景下，A县出现了家庭再生产推动的服装代工业内迁。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突破既有的“成本—政策”解释框架，为国内“雁阵模式”提供了一个家庭本位的新解释，分析农民工家庭再生产需求对于产业内迁，特别是对小规模轻工产业内迁的影响。具体而言，服装产业内迁与家庭再生产需求和家庭生活的重心变化息息相关。家庭照料压力、老人赡养危机、子女进入教育关键期等事件促使农民工放弃沿海高收入工作返乡。县域就业机会匮乏促使掌握制衣技术和客户资源的返乡农民工通过开设小型代工厂维系生计。“农民工老板”以家庭为单位整合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他们在生产经营上采取自我雇佣和夫妻分工的策略，在提高经济收入的同时应对刚性的订单压力，借助代际辅助和生产劳动嵌入家庭再生产的方式来克服代工生产与家庭照料之间的张力。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