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2020年GDP总量在经济发展史上首次突破百万亿元，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相对于以往发展至少形成“基数效应”带来的增长动能减弱及经济“下行”挑战，“大国效应”带来的经济转型及发展格局的挑战，“短板效应”带来的经济发展与安全及创新驱动的挑战。应对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必须树立新发展理念，引导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实现机制；必须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国家统计局2021年1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00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一、GDP破百万亿元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体现

　　 GDP（GrossDomestic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指的是一国的生产者在一定时期（一年）创造的增加值总和（不包括重复计算）。GDP产生出来之后，要在国民经济内进行分配，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等环节，所有对GDP作出贡献的生产要素，按照市场贡献分配到相应的收入，这些收入加总，即按收入法统计的GDP。GDP经过分配后，形成人们的最终收入，获得收入者通过市场实现购买使用，包括投资支出、消费支出、各机构部门以及国外对国民经济发生的最终支出总和，就是按支出法统计的GDP。原则上，按收入法统计的GDP与按支出法统计的GDP应当相等，即在市场均衡条件下，GDP是在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条件下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支出方面看，GDP即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从收入方面看，GDP即总供给，包括劳动者报酬和剩余。GDP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指标，更重要的它还是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收入核算和投入产出分析、资金流量分析、国际收支平衡分析、资产负债分析等结合为一个完整的账户体系，在这一体系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因此，GDP是一国经济的总体反映，GDP的总量是国民经济水平的基本反映，人均GDP的水平更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我国2020年GDP总量在经济发展史上首次突破百万亿元。这具有重要时代标志性意义，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经济体现。

　　 从经济增长速度看。2020年，我国GDP总量破百万亿元，是我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累积的结果。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GDP总量按照可比价格计，比1978年提高了近40倍。这种持续高速的增长不仅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而且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的记录，远远超出上世纪50—70年代日本经济创造的持续20年的高速增长期（神武景气）和上世纪60—90年代韩国经济创造的持续30年之久的高速增长（汉江奇迹），创造了发展中国家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

　　 从增长的稳定性上看。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在世界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长期低迷的状态下，中国经济能在2019年GDP总量已超过99万亿元的基础上，再增长2.3%，破百万亿元，成为世界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抗击打能力较强，宏观经济反周期能力突出。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先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中国经济均是首先摆脱危机影响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经济体。

　　 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上看。GDP过百万亿元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1978年，中国GDP总量占当时全球GDP的1.8%，列世界第11位；2020年，101.6万亿元人民币按汇率法折算美元为15万亿左右，占全球GDP比重为17%左右。事实上，自2010年起，中国GDP总量折算为美元（按汇率法）就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不断缩小着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的差距。1978年，我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3%；2012年时，大体相当于美国的54%左右；2017年，大体相当于美国的63%左右；2020年，达到美国的70%左右。

　　 在GDP总量过百万亿元条件下，人均GDP水平获得阶段性提升。经济增长2.3%，总量达到101.6万亿元，在现有人口条件下，意味着人均GDP水平从2019年的10041美元上升至1.1万美元以上，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世界人均GDP水平1.1万美元），表明以人均GDP水平为标志的经济发展水平又有所上升，更加接近当代高收入发展阶段的起点水平。我国1978年人均GDP200多美元，属于当时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96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189位）；到1998年，达到世界银行划分的下中等收入阶段的起点（温饱水平）；到2010年，达到世界银行划分的上中等收入起点阶段水平（小康状态）；到2020年，虽未达到高收入阶段水平（起点线为1986年美元计的人均0.6万美元，折算到2019年为1.23万多美元），但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1万美元），为“十四五”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稳健进入高收入阶段（超过高收入起点线水平20%—30%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GDP过百万亿元本身意味着中国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支出总规模达到新水平。GDP从支出角度看，即从最终用途上可分解为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GDP总规模越过百万亿元大台阶，表明我国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达到了新的规模。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超过50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表明我国内需规模水平的扩张，也表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备客观经济发展基础。

　　 总之，GDP总量达到百万亿元以上的规模，是我国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的重要体现，包括经济规模、生产能力、市场需求规模以及各级政府财政调控能力等等，也是我国国际经济影响力上升的重要经济基础，包括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等等。

　　 二、GDP破百万亿元意味着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GDP破百万亿元，人均GDP水平逾1.1万美元，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意味着“基数效应”有可能日益突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依靠高速增长支撑的国民经济运行将面临日益增强的“下行”压力。GDP过百万亿元的基数上若增长1%，便是1万多亿元，若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推动，依然依靠原有动能，伴随基数规模的扩张，推动力必然逐渐减弱。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现在增长7%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集聚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事实上，尽管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GDP年均增长率在9.4%左右，但伴随经济规模的扩大，自2010年至2020年的时间里，平均增长率是低于7.2%的（若达到7.2%，则2020年GDP总量应达到2010年的200%，即翻一番，事实上2020年对比2010年只相当其197%）。而自2015年以来，年均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7%以下，直至2019年的6.1%。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下降至2.3%。其实，即使没有疫情冲击，2020年经济增长率也很可能降至6%以下。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达到新水平，一个突出特征便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有新特点，首先就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三期叠加”，首当其冲的便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伴随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胜利在望，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GDP总量超百万亿元，增长速度放缓的“基数效应”很可能进一步强化。据预测，若其他条件不变，2020-2035年15年间中国长期平均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降至3.8%—4.4%左右，而要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GDP总量或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按不变价格）要比2020年翻一番，为此，年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4.8%以上。显然，经济发展面临的“下行”压力不是短期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否则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意味着“大国效应”越来越鲜明。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发生深刻变化，从1.8%上升至17%左右。因此，无论是就国内经济还是就国际经济条件变化而言，均要求推动经济朝着“大国经济均衡”方向发展。“大国经济均衡”不同于小国经济的重要之处，在于其“基本内向型”特征。“基本内向型经济”并非指封闭型经济，而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大国经济的投入和产出两个基本方面均主要依靠国内经济循环来实现，比如通常所说的两个80%以上，即80%以上的投入和80%以上的产出依靠国内市场循环。中国经济GDP过百万亿元，近年来占全球经济存量17%左右，年增量30%以上。2020年，更是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一方面，我们有能力把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大循环建立在国内市场基础上，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也不可能成为如此巨大的经济体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尤其是2020年以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进入负增长，世界市场对于中国经济虽不可或缺，但长期看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动能。2020年，虽然出口增幅较大，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呈正方向，但在结构上主要是防疫用品及相关产品，原因在于中国防疫控制有效，复工复产较早，而国外疫情仍在蔓延，防疫急需产品生产的产业链仍未修复，伴随疫苗的使用和疫情放缓，这种出口格局极可能改变。

　　 我国以往经济发展规模相对较小，处于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上。我国有生产要素成本绝对或相对低廉的竞争优势，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世界市场规模急剧扩张，我国抓住这一重要机遇期，开始改革开放。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初级产品，利用我国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加工、再加工之后，向发达国家出口，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推动制造业体系建设，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之间，形成“双环流”，即所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我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相应的都有20%以上的出口需求增长率的支持。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净出口占GDP近10%，而到2019年，只占不到1%。显然，以往的发展格局已不可持续，需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在逆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条件下，这种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新发展优势的培育更具紧迫性。

伴随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短板效应”更加凸显，关键的短板在于创新力不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在经济规模较小、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经济增长是可行的。从要素角度看，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生态环境承载力等方面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既充裕又低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