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 张亢:反思科学论战:舍格斯特尔的科学技术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 次 更新时间:2021-10-16 21: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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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 (进入专栏)   张亢  

  

   内容提要:通过研究“社会生物学争论”和“科学大战”,舍格斯特尔提出了重建科学技术研究的主张,对于把握科技哲学未来发展极具启发意义。她的观点反映了当代科学哲学前沿发展的两大重要特点:(1)从物理学哲学转向生物学哲学,(2)从辩护论、批判论转向审度论,它们是新科学哲学兴起的重要表征。

   关键词:奥莉卡·合格斯特尔/社会生物学争论/科学大战/新科学哲学

   标题注释: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2XNJ023)。

  

   20世纪末,科学哲学陷入了混乱或危机中,90年代“科学大战”(Science Wars)就是明证。科学哲学将或应如何发展?这已经成为科学哲学界近年来最为关注的问题。舍格斯特尔(Ullica )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学界两次最重要的科学争论即“社会生物学争论”(Sociobiology Debate)与“科学大战”的研究,提出了“重建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以下简称STS)”的观点,对于把握整个科技哲学未来的发展极具启发意义。

   一、反思“社会生物学争论”

   舍格斯特尔对“社会生物学争论”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这场争论发生在70、80年代,参与者主要是美英科学家。争论的双方为社会生物学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核心参与者均为顶级生物学家。争论触发点为1975年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威尔逊出版的《社会生物学:新综合》(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该书提出了社会生物学的基本框架,主张系统地研究所有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他认为,人类所有行为如性角色、攻击性、道德关注、宗教信仰等均能与人类进化过程及其遗传性征联系起来,即潜在的基因排列是人类何以如此行为的基础。威尔逊的理论立刻招致大量批评,也得到一些支持,双方展开了论战。之后,美国的社会生物学争论迅速蔓延到英国。

   舍格斯特尔指出,“社会生物学争论”的焦点不是科学证据、实验操作等具体问题,而是涉及何为科学的基本科学观问题,尤其是:科学与道德的关系如何?争论双方均视自己为“真理辩护者”,但“恰巧他们对真理存在于何处有不同的概念”[1]1,因此“这是一场关于科学本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和特定时间中可接受知识本质的争论——它被看作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1]2。这是一场基本局限于自然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争论。社会生物学支持者们认为,科学与道德分离,意识形态因素不应干涉科学的自由探索,而且科学必然是有利于人类福祉的。而批评者们则认为,科学研究应该接受政治和道德的审查,对于错误意识形态观念指导下的“坏科学”要进行批判。

   与传统观点不同,舍格斯特尔认为,以道德和政治关注为核心的“社会生物学争论”推动而不是阻碍了社会生物学发展。首先,争论澄清了社会生物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某些问题,促进了社会生物学中许多具体科学问题的研究。其次,社会生物学是跨学科研究领域,争论扩大了学科影响,吸引了许多科学家注意并加入其中。最后,争论让社会生物学接触到更多其他知识领域,推动不同领域知识在社会生物学中的综合。因此,舍格斯特尔认为,社会生物学争论说明,道德正确对于科学家学术成就、新知识被共同体认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科学家们都希望积累某种“道德资本”(moral capital);在科学活动中,真理问题与道德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社会学对科学的反思是无法将两者截然分开的。

   在舍格斯特尔看来,“科学家们对于科学的标准有多种意见,唯一标准的科学‘质量控制’是很难建立的”[2]。在社会生物学领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甚至冲突的研究传统,社会生物学争论同时也是这些传统间相互竞争的表现。

   首先,社会生物学支持者属于自然主义传统,而反对者属于实验主义传统,两种传统的实践者信守不同的科学范式。自然主义传统试图按照自然本来面貌来研究和理解自然,这是包括达尔文等人在内的进化生物学乃至自然史在内的悠久传统,而实验主义传统囊括如基因学、分子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等领域,不仅缺少自然主义精神,而且坚持以讲求实际和批判态度来训练实践者,要求精确数据、实验证据,不接受尝试性、假设性的观点,对既有科学文本坚持批判性阅读。

   其次,社会生物学支持者属于作为“种植者”(planter)的科学家,而反对者属于作为“铲除者”(weeder)的科学家。“种植者”科学家以建设性的态度生产新知识,坚信所有新知识均有用,至于新知识的应用则应交给民主程序处理。他们是科学界的主流,对追求知识以及科学知识产品的诚实和社会作用带有毫无疑问的信仰。而“铲除者”科学家不相信民主程序能铲除坏科学,因而把自己的责任视为帮助大众在“坏科学”没有产生社会危害之前清理它们。种植者鼓励公众相信科学家的中立性,铲除者则不相信科学家,认定政治目标会滥用科学,把阻止这种滥用视为必须的政治任务。作为铲除者的批评者对将科学生产置于民主化之外不满,努力推进科学的民主化即公众要参与整个科学活动。

   再次,社会生物学支持者被批评为还原论者,被认为犯了将人类的本性还原为基因的生物决定论错误,而批评者自称坚持进步的环境主义,即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将生物学争论视为典型的进步的环境主义者(environmentalist)对抗保守的遗传论者(hereditarian)的自然—教化(nature-nurture)争论,是整体论范式对抗还原论范式的斗争。但是,正如舍格斯特尔指出的,在社会生物学争论中还原论被泛化,被等同于生物决定论,成为攻击他人的方便工具或某种宏大攻击手段——“反还原论推理中最麻烦的假定可能是,一个人能区别‘好’‘坏’科学,而且‘坏’科学而不是‘好’科学当受谴责”[3]。

   舍格斯特尔认为,“社会生物学争论”既是科学论战,也是文化对话。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看,社会生物学争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争论有关,是该问题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重要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争论,是西方思想中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争论即自然—教化争论在当时的体现。人性究竟是先天自然遗传决定的,还是后天教育教化的,是该争论的核心问题。“二战”后该问题集中表现为人是否有自由意志的争论,最著名的就是存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对立。萨特等人主张的存在主义从自由选择的角度力主人的自由意志,要求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在战后对纳粹战争罪行以及其他辩解说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的人的审判中非常重要。社会生物学的批评者相信“完全自由”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基因限制的意志。面对批评,社会生物学认为,由于基因与环境之间互动,预先设定的东西会改变,建立在这些设定之上的伦理学认知也是会改变的,因而也为自由意志留下空间。因此,社会生物学争论的双方均认可人有自由意志的观点。

   二、反思“科学大战”

   20世纪80年代,社会生物学争论逐渐归于沉寂。这期间,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迅速兴起,从英国蔓延至整个西方学术界,在90年代甚至占据了欧美讲坛。SSK所提出的社会建构主义把科学知识看作社会建构的产物,加上与之相呼应的后现代主义者、激进女性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把科学视为与政治共谋的权力、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听命于赞助人的工具和残酷统治自然的帮凶,引发了持正统科学哲学观念的哲学家、科学家的强烈不满,他们针锋相对地奋起反击,在90年代导致了以“索卡尔诈文事件”为标志的、科学卫士与科学反方持续碰撞的“科学大战”。在科学卫士们看来,科学反方均属于“反科学”思潮,不仅敌视自然科学,并且实际上对科学很无知。直至今天,科学卫士与科学反方的争论仍未完全平息。并且,“科学大战”逐渐从北美辐射开来,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科学大战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共同体内部,而表现为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论战,并且引发了学术界之外的媒体、非政府组织(NGO)和公众的广泛参与。有趣的是,社会生物学争论的一些主角比如威尔逊、道金斯后来又参与到90年代“科学大战”之中,并且从被批判的对象变成了科学卫士。并且,科学卫士的干将格罗斯和利维特也是生物学家。因此,舍格斯特尔把“科学大战”与“社会生物学争论”联系起来解读,甚至追溯到50年代、60年代由斯诺《两种文化》关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野的讨论。

   在舍格斯特尔看来,科学大战实际上既不是人文与科学的对立,也不是整个STS与科学家的对立,而是占少数的两个极端的对立。准确地说,是某些坚决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与强纲领SSK学派以及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矛盾。科学卫士并非所有科学家,而是很小一部分科学家。科学反方并非所有STS研究,而是其中持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在STS内部,SSK一经提出就遭遇了各种批评,近年来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虽然SSK的兴起完成了STS内部的一次范式转换,但它终究只是STS的一个流派,并不能囊括整个STS研究的立场。

   在“社会生物学争论”中,被批评的是“坏科学”;而在“科学大战”中,被批评的是“反科学”。被称为“坏科学家”的是自然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成员,而被称为“反科学家”的则是某些人文社会科学家。舍格斯特尔认为,“坏科学”和“反科学”的认定均没有明确或客观的标准,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中、在不同的视角下标准是变化的,并没有某种一致的对自然科学进行攻击的思潮或运动,批评自然科学即被认定为“反科学”是不公正的。

   舍格斯特尔认为,“科学大战很可能看起来是关于科学的文化内涵的冲突”[4]114。科学反方认为自然科学仅仅是一种文化或共识观念,而不应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优于其他的、理想主义的文化。“科学大战”真正的界限在于此,而不是某种政治的左右之分。“科学大战”双方持有不同的科学观,对于科学的客观性、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与民主关系等理解不同。科学卫士认为科学客观性是理性知识和有效实践的保障,能为具体的社会目标和人类福祉服务。科学反方把科学客观性看作社会压制和精英统治的工具。科学卫士认为科学促进民主,但科学本身是精英的专业实践,科学反方认为科学压制民主讨论,坚持科学要民主化。但是,舍格斯特尔认为,科学大战的双方均毫无疑问地认定自然科学的理性是有问题的,科学理性是在实际科学实践中确认和变化的。

   舍格斯特尔指出,与“社会生物学争论”相比,“科学大战”爆发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科学大战”爆发之际,西方校园流行后现代主义,对科学进行激进的文化分析,尤其以建构主义科学观为标志。诚然,“强”建构主义者遇到了挑战,但“弱”建构主义者断言科学被社会因素影响的观点获得了大量拥趸。以后现代主义者和SSK社会建构论为主干的科学反方共同组成了所谓“文化左派”的主干。美国的科学卫士们对SSK对科学的批评非常重视。在科学卫士们看来,科学作为进步文化的优势地位正在受到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价值观如客观性、无私性和事实判准等支撑起美国文化的基础。60年代,美国的科学主义文化遭遇了马尔库塞等“新左派”的挑战。90年代,“文化左派”延续了对科学的攻击,甚至成为大众文化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反击在科学卫士们看来不可避免。因此,舍格斯特尔认为,科学大战可以看成是围绕科学主义的文化霸权之争。

从某种角度来说,科学大战可以视为新老左派之间的争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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