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9 次 更新时间:2021-10-12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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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民国时期的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授曾经讲过一段很深切的话,大意是:历史上中国碰到的外敌,要么是有实力、没有高级文明的,比如蒙古人和满人,他们虽然征服了中原,但灵魂上被中原文明征服了,中国依然是中国。要么是有高级文明、却没有实力的,比如佛教,最后佛教演化成了中国的宗教,中国文明更丰富了。然而,近代以后遭遇的西方文明,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外敌,既有实力,文明又比我们高级,至今化解不了西方对我们的挑战。

21世纪的中国,依然在这一挑战的延长线上,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我们依然处于“历史的三峡”:社会大转型的峡谷之中,有回流、有曲折,坎坷前行。这一历史大转型,在层次和级别上,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比千禧年之变更为深刻,是自“周秦之变”之后的第二次大变局。

古今中西新旧,一百多年前曾经困扰过晚清、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知识与精神的困境,依然纠缠着我们。当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如此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古老的中国文明,当为世界普世文明有何价值上的贡献?外来的高级文明,如何化为中国自身新的传统?

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文化是特殊的,文明是普世的。中国文化是普世的轴心文明,但到了近代,因为西方文化垄断了普世的C位,中国文明被迫降位为特殊的文化。这几年,我一直强调,真正值得面对的问题,其实是两个:其一:如何将外来“好的”文明内化为中国人能够认同的“我们的”文化?其二,如何将“我们的”文化提升为全人类普世的文明?

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相信,只要普世价值是“好的”,就应该是“我们的”,不应该有“自我”与“他者"之分,假如基督教能够拯救中国,我们为何不可接受它为中国的主流价值?要知道,再好的外来文明,也需要转换为“我们的”文化,在历史上,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但如果没有禅宗把“好的”佛教变成“我们的”佛教,佛教也不会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宋代之后最壮观的文化景观乃是儒道佛三教合流。这几年“文化认同”的问题之所以很突出,意味着任何一种“好”的文明,只有融入了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成为中国人的内在生命所在,那么它才能从工具性的外在的客体转变为内在的价值性主体,成为“我们的”身心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具有了家园感、根源感和归属感。

而另一些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又处于另外一个极端,将“我们的”文化简单地等同于“好”的文明,似乎只要是“我们的”文化,符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就是无须论证的“好”。要知道,“我们的”文化虽然在情感上值得认同,但在理性上并非自明,其好不好,要放在世界的普世文明的大背景下加以衡量。中国文化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而且是对全人类有普遍影响的普世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到基本人性的核心价值,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1947年联合国起草《世界人权宣言》,西方代表起草的草案中认为人权观念来自人类普遍的理性,但中国代表张彭春提出,人权不仅来自理性,而且也有其东方的传统,那就是儒家的“仁”,人性之善同样构成了人权的价值源头。这一观念得到了西方代表的热烈响应,最后《宣言》将人权表述为“基于人类普遍的理性与良知”。这就是中国文化对普世文明贡献的极好范例,它意味着,中国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

未来的中国文化,一定会像林毓生先生所说的,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么,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将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 早在一个世纪之前,陈寅恪在哈佛留学的时候,对吴宓如此评论过宋代的理学:“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这段话之前引述者不多,但极为重要。我猜想,陈寅恪谈的是宋儒,想的一定是受到西学冲击的文化现实。在他看来,未来的儒家复兴,必定如理学吸纳佛教那样:“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正所谓“旧瓶装新酒”,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之意也。

由此联系陈寅恪在1930年代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中的那句著名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本来民族之地位”乃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其体现为一种历史连续性的内在结构,而“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乃是与现代性接轨的文化内涵,中体而西理,古学而异教,如此融合内化,方有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

在我童年的时候,家里做上海色拉,那时买不到现成的色拉酱,必须自己调制。拿一个鸡蛋,取其蛋黄,将油徐徐倒入,用筷子按照一个方向耐心搅拌,慢慢地油与蛋黄便化为一体,一个小小的蛋黄,可以融合比其多得多的油,做成一大碗色拉酱。传统文化,便是这小小的蛋黄,而外来西学,正是这调制油。蛋与油,传统与西学,彼此融合,不分你我,由此你可以理解曾经复兴的宋代儒学,也可以想象未来的中国文化。

只是在调色拉酱的时候,家里的大人一再提醒我们这些急性子的孩子:搅拌的方向千万不能搞错!一旦方向错了,油是油,蛋黄是蛋黄,再也无法融合一体。再则,做这道色拉酱,一定要有耐心,油要小心翼翼地慢慢倒入,倒得多了,蛋黄融合不了,也会失败。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恐怕也是这个道理:一要方向正确,二是务必耐心。文化转型是急不得的,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几个世纪、十几代人的努力,无法修成正果。在“历史的三峡之中”,潜藏的逆流,短暂的回撤比比皆是,然而,大江大河的流水,毕竟是向东去的!历史漫长,人生苦短,我们这代人所需要的,只是耐心与坚韧,让时间来改变一切。


原载香港《读书》杂志试刊号,香港三联书店2021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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