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立:早期儒家人口生育论的三个基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3 次 更新时间:2021-09-17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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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立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人对于自身的生产与发展具有一定的自觉。人口的生产与发展不同于其他物种的生产与发展,其他物种受制于自然环境与食物链,而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意义在于人有文明教养。孔子对“仁”的诸多论述,体现了儒家尊重人性的伟大思想。

《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到卫国,看到卫国人口众多,感叹地说:“庶矣哉!”弟子冉有给老师驾车,听了老师感叹卫国人口众多,就问老师:“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这段对话,就是孔子的“庶富教”的思想,即先有充足的人口,再使民众富裕起来,再进行教化。庶富教的人口观奠定了儒家与中国传统人口思想的基调,符合人口生产与发展的规律。“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仅重视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且更重视人口的教化与文明延续。

夫妇是人口生育的前提。人的生产首先是男女的结合。男女结成夫妇,天经地义。《周易?序卦》论述了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组成人类社会的七个要素及其派生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夫妇正好处在中心位置,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作用不言而喻。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就是《序卦》所言的“七要素”在礼仪之下安放好,达到“致中和”的状态。这个状态正是中庸之道。只有君子才可以做到中庸,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原因正是夫妇之道中也有君子未必知晓的道理。“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夫妇之道为什么难以知晓,笔者以为,原来不认识的男女结成夫妇,之前既没有共同的生活经验,也不知道对方的性格,却要生活在一起,完成下一代的生产与抚育,这就需要彼此的包容、理解与支持。

成年男女结合就可以完成生产后代的任务,为什么儒家一定要强调夫妇的重要性。这是由于人类生产与抚育的特殊性造成的。人口的生育,生是第一步,育是第二步,而“育”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夫妇的作用不只是生,还有育。从“成人”的意义上说,“育”更重要。把孩子抚育成“人”,即从伦理、道德、品格、责任等方面承担社会义务,传承人类文明,随意结合的男女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作为以教化为己任的儒家,强调男女结成夫妇之后,才具有生育的合法性。《大学》篇:“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正是这个道理。“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恒久的夫妇关系,才能提供抚育孩子的稳定的家庭环境,进行完善的人格培养。

家庭是抚育孩子的基础。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对于人口的抚育既要关注当下的家庭需要,又要着眼于代际传递。

新家庭的组建以婚礼为起点。婚礼之后,有了孩子,新婚夫妇的角色成了父母。孩子成年后,举行冠礼(成人礼),意味着又一个新家庭即将组建。等新的家庭有了孩子,原来家庭的父母就成了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等祖父母、外祖父母去世的时候,孩子们给他(她)们举行丧礼,让他(她)们有尊严地离开人世。等到了春节或他(她)们的祭日,就会举行祭礼。儒家倡导与维护的传统礼仪: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是人生的重要礼仪,蕴含着丰富的人道教养与文化传承意义。而这些以家庭为场域的教化活动,无疑都是人口抚育与价值培养的重要环节。

祭祀祖先的追远意义在于通过祭祀上五代或始祖,来构建家族共同体意识,强化族群观念。这对于家族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看似是人口生产的问题,其实也是家族文化延续的需要。“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是孝的体现,但是如果没有后人,靠谁来继承志,靠谁来传述事?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世系图,也是家族生育制度的维护者,起到保证人口的生产、可持续发展与文明代际传承的指导作用。家谱对于家族先人的嘉言懿行予以记载,激励后人奋发有为,家规、家训、家风对后人起到规范与教化作用,防范作奸犯科,引导积德行善。儒家通过论述与阐释,以及推动礼仪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维护现实、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家族文化与生育制度。这种融入仁爱、孝悌等伦理的价值体系及其制度保证,使得中国人对于修身、齐家具有积极态度。这正是社会发展所需的稳定的人口生产、抚育与文明教化的保障。家庭的稳定与家族的延续,保证了家族成员的生产与延续,这对于家庭来说,是家里的事,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就是文明的延续性发展。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得益于千万个家庭与诸多家族承载的人口生产与抚育的功能。

社会是人口生存与发展的保障。人出生之后,从自我生存能力上说,新生儿需要母亲的哺育,需要父母的照顾。“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新生儿至少需要父母养育三年,才可以脱离父母的怀抱。三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就要逐步接管抚育孩子的职责。因此,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要有家庭与社会的共同抚育。

孟子对于仁政的论述,是儒家关于社会抚育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孟子认为,决定人口多少的因素除了家庭人口生产之外,更重要的取决于政治因素。《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梁惠王向孟子抱怨“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但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梁惠王自认为做得很好了,但是百姓的数量却还是没有增长。孟子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指出了梁惠王的问题所在。梁惠王施政只是量的增减,而不是根本上的改变。河内歉收,就把百姓移到河东,把粮食移到河内,“河东凶亦然”。但是,孟子看到了更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当孟子告知王,你的“大欲”所导致的后果不只是“缘木求鱼”,“缘木求鱼”最多求不到鱼,但是“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在孟子看来,如果不施行仁政,是得不到民心的。儒家之所以强调统治者的角色是“民之父母”,其意义在于强调其对民众的社会抚育与教化责任。

作者系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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