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合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为一——关于中国近代史叙事问题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 次 更新时间:2021-09-17 10: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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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  

   【内容提要】 中国近代史的叙事问题对于当前而言极为重要。在此问题上,应当将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结合起来。虽然三者各有侧重,但在形成整体性的叙事时,应从三者所共同涵盖的部分着眼,以三者的内在共性与相互关联为基础,旁涉三者各自的侧重点。这种结合,即以文明叙事凸显中国近代史演进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厚度与德性品质;以富强叙事彰显中国近代史上大多数集团、群体参与历史活动时的普遍心理共性与共同诉求,并启发人们思考成败得失之道;以阶级叙事呈现中国近代史上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以及真正能走出这些困境的历史力量,并从中总结值得后人珍视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 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

  

   在历史研究、历史教育与大众历史传播中,历史叙事问题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历史叙事,即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基于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从哪些角度着手来叙述、描绘历史,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广阔的、长时段的、自洽的历史演进图景。历史叙事的重要性包括以下三点,首先,它决定了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当中,哪些史事、人物、思潮、制度会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哪一部分史料会成为历史研究当中的重点。因为大部分的个案研究虽然建立在“窄而深”的基础上,但研究者自身关于整体历史图景的认知,对于历史演进趋势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人会选择哪些具体的个案,运用怎样的方法,基于怎样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其次,历史叙事之优劣关乎历史教育之成败。在现代社会里,历史教育旨在通过向广大民众讲授整体性、宏观性的历史知识,形成稳固的、自洽的、具有情感基础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让人民群众热爱本国的历史文化,认同国家的基本制度,明晰国家发展的目标与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好的世界视野与文明视野,它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与文化合法性,是政治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根基。而在历史教育当中,历史叙事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体现其核心价值观、基本教学宗旨、教学内容选取的作用。历史教师具有怎样的历史叙事基础,影响着广大学子基本历史观的形塑。最后,历史叙事也是政治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史学固然强调考订史实、分疏典制,但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叙述历史以明得失之由、致治之道,经世致用之意非常明显。现代历史学在近代西方兴起,在学院化、学科化以及重视文献档案的表象之下,依然重视通过研究历史为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延续提供合法性论证,为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进行理论铺陈与经验总结,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活动离不开历史叙事,后者为前者提供历史参考,使政治参与者具有合格的政治智慧,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思考政治活动的重点与方向,培养良好的使命意识与担当意识,并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文化理念等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事项上,形成具备历史感的政治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和政治叙事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贯穿于其中的就是历史叙事。

   具体到中国近代史领域。这门学科的诞生与中国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迫使时人必须面对与思考中国的症结何在,世界的景象为何,时势的逻辑如何把握,未来的道路如何走等这些与中国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怎样的历史叙事框架下来叙述、阐释晚近的历史流变,对于明确当前的政治社会特征,探索未来发展的方向至为重要。从梁启超用“中国四十年大事记”作为李鸿章传记的另一名称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陈恭禄为彰显南京国民政府合法性而写的近代史通论,以及范文澜、胡绳、何干之、华岗等左派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分析近代中国的各种问题,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与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出现的各种近代史研究新理论、新范式,可以说在现代中国,中国近代史虽然不断被赋予一定的学科属性与学术规范,却从来不能只从学科的意义来理解其内涵(或“范式”),否则将不易看到一些深层次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这在冷战之后中国多种意识形态共存、论争、纠缠的语境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对于今天而言,需要形成一套既贴近历史本相,又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状况的历史叙事,使之成为历史研究、历史教育、政治叙事的基础。

  

  

   一、富强叙事的要点

   对时代变动有极强敏感性的梁启超,早在撰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一文里就指出:“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①换言之,近代中国遭逢西方势力的入侵,为了振衰起敝,必须在政治上有所兴革,以此建立富强之基,来与“西人交涉竞争”。这表明,随着中国日渐被卷入由近代东西方列强帝国主义扩张所形塑的世界体系,时人已经逐渐认识到,思考中国问题必须同时思考同一时期的欧洲与全球问题,以辨别中国在全球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并提供一种具有比较性的全球视野。单纯地从中国自身历史轴线上思考中国问题已不复可能。②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分析近代中国如何抵御、反抗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不断扩张、殖民,维系国家统一与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就是近代中国如何吸收、借鉴各种现代性因素,将其内化为中国自身的积极因素,进行国家建设,寻找富强之道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变化的内外形势下,形塑新的政治实践主体,反抗各种政治、社会与文化压迫,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平等与解放的历史;更是在古今中西纠缠不清的情况下,思考中国文化存续与更生的历史。

   就此而言,基于在近代中国影响极大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富强叙事,理应成为中国近代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多言,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力。③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于维持秦汉以来形成的大一统国家政权,特别是清代以降的领土版图,组织、动员广大社会力量,抵抗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蚀,进行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让中国摆脱日益加剧的危机,走向独立自主、国富民强。许多现代性因素在近代中国的展开,都与这一时代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促进了这一过程,才能具备基本的政治合法性。可以说,近代许多政治势力、社会组织、文化团体、思想流派,都曾对实现富强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实践方法展开分析与讨论,并以此作为表达自身政治与文化主张的不证自明之基本前提。由此出发,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人基于强烈的乡土、国家、民族、文化情感,奋不顾身地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去,把国家富强、民生充裕视作自己的主要奋斗目标。这正如周恩来在回忆其投身救亡运动的心路历程时所谈到的:“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④

   近代中国寻求富强的历史进程,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显得尤具特色。有论者指出:“到1914年为止,欧洲国家的殖民范围已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84.4%以上,但是直到近代,中国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⑤具体而言,这一历史特征表现为“1850年后,欧洲帝国主义的威胁为中国的国家建构时代拉开了序幕,这是7世纪早期以来最具革命性的时代。虽然晚清被描述成一段衰败不堪、积贫积弱、王朝末路的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来自列强持续的战争威胁下,近代中国却成了一个军事-财政国家。这种政治形态将财富、官僚体制与枪炮以崭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确保中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能屹立不倒”。⑥因此该论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必须重视“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为何与被欧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径庭?它的命运是因其广袤的国土而生,还是在与强大对手的角逐中造就,或者另有他解?”⑦这些问题,其实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富强叙事的范畴。

   关于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学科早期的代表人物那里已有不少论述。比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特征,蒋廷黻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⑧言下之意,中国近代史的时代主题就是考察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与经济集团能否充分运用一切手段,在洞察中外大势的基础上汲取各种新知,使中国摆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落后挨打的局面,一面“赶上西洋人”,一面形成“近代的民族国家”。与之相似,郭廷以也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适应环境或近代化,首须对于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说起。无疑义的,近代中国在民族大竞赛中,纵不能谓为完全失败,最少也当承认是暂时落伍。”⑨在著名的《近代中国史纲》一书里,郭廷以正是按照这一观点展开历史论述的。其中他特别瞩目于晚清以降的中外关系,包括西洋(以及日本)如何一步一步地冲击、蚕食、侵吞中国,中国各个时代的政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如何在世变面前进行思考与实践。在郭廷以看来,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必须学习现代知识与技术,但对挟这些知识与技术侵略中国的列强之行径也需要有十分清晰的认识。例如关于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势力曾参赞其中的史事,郭廷以指出:

   自强新政的推进,与外人的诱导协助,虽有关系,但他们并非完全为了中国的利益。经济上是为本国开拓市场与投资,政治上是加强对中国的控驭操纵。如果仅利于中国,则不惜竭力倾挤,轮船招商局即为著例。条约的束缚,尤为重大伤害……其阻挠中国富强的意图,不打自招……中国地大物博,取之不尽,最好是永远为被掠夺者。所谓象有齿而焚其身。⑩

   又如,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状况时,郭廷以认为,日本在一战期间,利用列强无暇东顾,根据与北洋政权签订的借款协定之附加条件,大肆在中国展开经济侵略,使得中国微弱的重工业无法与之竞争。而西方列强在一战结束后卷土重来,又造成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复趋上升,致使中国本土经济难以发展。11在此背景下爆发的五卅运动,他则称之为“壮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12由此可见,郭廷以充分注意到了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列强在中国所展开的各种帝国主义行径对中国政治与经济主权的严重破坏,而近代中国人之所以要汲取新知,正是为了摆脱这种被侵略与被支配的惨痛局面。在这个意义上,以郭廷以的观点为代表的早期带有现代化理论色彩的富强叙事,与下文所提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叙事,二者之间是有比较明显的理论交集的。

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指出:“十九世纪欧洲之大进步,正靠其民族主义,中国此时非民族主义不足以锻炼国民。”13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虽然有了明显的提升,但在各项基本建设方面依然有不少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地方,需要全国人民保持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切不可在全球霸权意识形态面前放弃民族国家立场,鄙视爱国情操,忽视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随着史料的不断扩充与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的不断发展,随着中国与世界形势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从“富强”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在继承前贤关于中国近代史叙事思考的基础上,通过更为细致且全面的研究,形成更为饱满、自洽、扎实的历史叙事。其中的重点,正如陈恭禄所说:“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14中国近代史的富强叙事,离不开对于近代世界形势的深入探究,除了要更为全面地把握近代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逻辑之外,还需从近代世界体系变迁的角度,通过对比和近代中国处境相似的国家与地区寻求独立自主的历程,形成一种“第三世界”的视野,准确地评价中国近代史上各种致力于国家富强与民生充裕的活动。15这就要求研究者对现代国家建设所必须面对的各种事项,对19世纪以来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对改变了世界面貌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有理论上的自觉;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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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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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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