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本体与常无: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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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进入专栏)  

方法论是我最喜欢讲授的课程,也专门出版过一本谈方法论的书——《本体与常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在我已经出版的近30本著作中,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

作为老师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呢?因为方法论将决定一个学生最终能取得多高的成就。

我常常讲,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也都会大师辈出。同时,中国在21世纪会变成全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将是全世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学研究的中心。

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性,要想变成现实,需要年轻一代的努力,而努力的结果取决于方法论是否正确。

中国经济奇迹的意义

我在课堂上常讲,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平均每年9.5%的经济增长,连续几十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我经常用两个指标,一个是中国1978年81%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84%的人口收入水平低于国际贫困线(每天1.25美元的生活费),而国际贫困线是世界上收入最低的15个国家政府所定贫困线的平均值。另一个指标是中国1978年人均GDP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平均水平490美元的1/3都达不到。大家可以想见当时的贫困状况。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现在成为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2017年人均GDP为8640美元,同时有7亿多人的生活跨越过国际贫困线。

一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摆脱殖民统治或者半殖民地地位,这些国家后来又为赶上发达国家而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但直到今天能取得成功的屈指可数。二战后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真正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台湾,另一个是韩国,中国很有可能在2025年前后成为第三个。1960年全世界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只有13个进入到高收入行列,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简单说,就是二战以后到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每个国家的人民和精英都一样。人民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下一代的生活变好,精英们也都希望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国家现代化;每个国家的领导人也都一样,都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

不仅各个国家在为现代化和进入发达水平努力,许多国际机构也在努力。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有许多地区发展银行,比如亚洲开发银行(ADB)、非洲开发银行(AFDB),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民间慈善机构,比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等,它们都想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但发展中国家普遍并没有因为自己这些努力和别人的帮助而成功。

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到2025年前后将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2700美元)。目前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比重为15%,如果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将增加19%的人口,使全世界34%的人口能生活在高收入国家,这在人类经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国的成就还有什么重大意义呢?在我看来,那就是如果能把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道理总结出来,进而帮助到更多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奔向现代化,这将是对全人类都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

中国是一座理论创新的金矿

为什么目前取得成功的国家那么少?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现在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自觉不自觉地把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明的或暗含的条件,前提条件不一样理论就不适用,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和发达国家不同,把发达国家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很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北京大学在2016年成立了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下称北大南南学院),以培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为目标,我有幸担任该院院长,曾跟很多人讨论过怎么办学才更有效。

从组织形态和目标来看,北大南南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比较相似,都是为了培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大家普遍认为肯尼迪学院很成功,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了许多总统、部长级别的政治领导人,所以北大南南学院应该学习哈佛肯尼迪的办学方式。如果仅仅看培养出的政治领导人数量这个指标,肯尼迪学院肯定是成功的,现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教育和培训机构比肯尼迪学院培养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别官员数量更多。但再往下思考,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官员们回到祖国以后能把国家发展好。而问题就在于前面说过的结果:这么多年来真正取得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少之又少。因此,从这个角度衡量,肯尼迪学院的办学效果要打个问号,这就好比开办一家医学院,培养的医生很多,但他们会去开业后却治不了病,因此不能说这家医学院办得很成功。所以,我认为南南学院成功的标准应该是学生们回国后能把他们的国家发展好。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尽管二战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非常努力,社会精英们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到英美求学,再回国当政治领导人,但真正成功地带来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消除贫困实现繁荣属凤毛麟角。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也表明,如果用西方的理论来看,中国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崩溃论”一直如影随形的原因之一。确实中国存在各种问题,但又怎么能取得持续4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还是过去四十年来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性经济危机的国家,这显然不能简单地仅仅用运气来解释。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少问题,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是否缺失怎么让一个存在许多问题的国家保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理论 ?中国难道不是为这种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片沃土?

如果能把中国成功的道理总结出来,可能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道理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更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一直坚持给同学讲,你们坐在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上,如果去发掘这个金矿,你们做出来的贡献将有机会改变人类的命运,千万不要坐在金矿上去挖煤矿。

怎么去发掘金矿呢?一个要能认识到什么是“金”;另一个是要有能力去挖,这就涉及到了方法论。

怎么能不坐在金矿上挖煤矿?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金矿,什么是煤矿?金矿指的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对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的改善做贡献,煤矿则是跟着现有理论来做研究,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存在的问题或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现有的理论,为现有的理论做脚注。其次,要挖金矿则必须有民胞物与的胸怀,要知道为什么读书,进入北京大学的学生应该已经超过了“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混口饭吃”的条件,要具备有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使命感,以贡献于国家的现代化,民族的复兴为职志。

在北大当学生是为了学习理论,学习理论则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什么是理论?理论是解释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是学者对过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总结现象产生的因而构建的一个简单逻辑模型。比如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理论是怎么来的?并不是靠数学模型的推导,而是来自于他对现象的观察所提出的解释。他把自己所处的18世纪中叶及之前一两百年认真观察,发现在“地理大发现”以后有些国家兴盛起来,有些国家发展停滞,他就从观察中不断分析和总结原因。国富论的英文全称叫《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inquiry”一词的意思就是“探索”,对现象的探索,看到的本质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

当然,大家要清楚,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刻舟求剑”,是对过去现象的观察总结,而社会是一直在变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能不能改造世界,决定于条件变化与否。如果条件不变,按照理论去做没有问题,就好比船不走水不流,刻舟求剑其实是很好的办法。但如果船动水流,刻舟求剑就是愚蠢了。

现在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条件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法治条件、各种技术的发展水平等也都不一样。比如经济发展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才能提高。怎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应该是现有产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好,而且必须不断涌现新的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从而把劳动力、资源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不断配置到附加价值高的产业,这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两个重要机制,即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都一样,不同之处在哪呢?发达国家由于收入水平、劳动力生产水平都是全世界最高,产业技术也是最高水平,产业附加价值亦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继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要靠自己发明创造。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由于原有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产业附加价值也低,除了自己发明创造,还可以把发达国家用过的成熟技术拿过来用,或引进发达国家的产业。因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前提条件不一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式就可以有本质差异。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要认真了解这种差异,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论著里不会去教“怎么去模仿”,更多是教“怎么去发明创造”,简单的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就像在流水行舟中去刻舟求剑。事实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一定都适用于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的条件也在变化。比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出现凯恩斯主义,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连凯恩斯的坚定反对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都曾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地位被其他理论取代,因为发展的条件变了。

凯恩斯主义出现的背景是什么?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导致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失业率猛增,产能大量过剩,需求严重不足,很多人负债累累乃至破产。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的消费意愿、投资意愿都很低,经济陷入到恶性循环中。由于消费减少,投资变少,需求就更少,过剩产能更高。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经济就会陷入到通缩的漩涡,所以理论家要让政府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以创造需求,重回良性循环。这个理论在当时很需要,但60年代以后出现“滞涨”:政府赤字增加,不管是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无法再实现就业和增长,只带来通胀。这是什么道理?二战后连续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原有过剩产能被充分利用,进入了充分就业的经济平衡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即便采用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实现更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只会在短期内加剧通货膨胀。

由此可见,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能保证“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长期的适用,拿到发展中国家来,条件很难相同,想“放诸四海而皆准”需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仅发达国家如此,从中国自身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也不一定长期适用于中国。比如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十多年。乡镇企业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私有制,产权关系相当模糊。但当时政府对私有制有所限制,发展私有企业比较困难,再加上当时各种商品都短缺,虽然乡镇企业的产权不太明晰,管理不太好,技术也比较落后,但由于市场需求旺盛,皇帝女儿不愁嫁,很快就能发展起来。邓小平“南巡”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一是意识形态上不再排斥私营企业,二是中国经济开始从短缺走向平衡,甚至出现过剩,乡镇企业于是逐渐被私营企业取代。产权模糊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在1980年代的伟大发明,是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意想不到”之一,另一个是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动的农村经济发展。人们当然可以找出一种理论来解释乡镇企业当时为什么成功,但当外部条件变化以后,乡镇企业就日渐式微了,如今全国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已经绝大部分私有化,变成了产权关系明确的企业,说模糊产权好的理论也就不再适用。

何谓“常无”与“本体”

既然理论是 “刻舟求剑”,那如果想用理论来认识世界的方法是否可行?

大多数人从小到大都被要求学习理论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其实,人们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因为真要认识世界是不能有任何理论的,每一次观察世界时都必须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去看,才不会带着有色眼镜,被过去的理论或经验所局限,对号入座,不能看到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例如,你接受了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产权是唯一有效的制度安排,那么,看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就会将之归因于产权安排的问题,而不会思考是否还有其它因素造成。这是为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开始转型时,萨默斯会写文章说以休克疗法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是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推行的结果却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给予资本密集的大型企业的保护补贴反而增加。

但如果要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世界,为什么还要再读经济学?这不是很矛盾吗?答案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在变,但也有些东西不变。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对过去现象的总结,世界是变动不居的,前提条件可能发生变化,所以不能以现有理论作为观察现象认识世界的工具,但任何一个学术体系,所以能成为一个体系也总有这个体系的不变之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理论中不变的是对人性的假设:任何决策者在做选择时,都会在自己的可选方案中去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案,这是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之根本的理性人假设,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本体”,各种经济学的理论是此“本体”在各种具体状况下的应用。学经济学的目的是从各种理论中去学会运用这个不变的本体,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上发生的种种社会经济现象。

在这儿对理性人假设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一下,有许多人误解为是在没有任何预算约束、信息完全、不存在交易费用、对全体社会最好的选择为理性。其实,理性人假设是对做决策而言,从他所拥有的信息和预算所决定的可选范围来决定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选择,信息变了,预算变了,或是决策者变了,那么最好的选择也就会不同。比如要想从北京到上海,有步行、火车、飞机等很多方式可选,但哪种是最好的?取决于各人的预算、时间的限制条件等。但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资源、条件等,在可选范围内做出他自己认为最好的选择。这里的最好选择是在当时条件、情况下的最好选择,在未来条件变了,选择也可能变。另外,比如在金融市场上有所谓“羊群效应”,不少人在选择股票是喜欢从众选择,从事后来看不见得最好,有人以此认为是对理性人假设的否定。其实不然,在股市的投资中,多数投资人缺乏对各个公司和对整体经济运行情况信息的条件下,从众也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另外,有些决策对个人是好的,对社会是不好的,例如,个别商人利用和政府官员的关系去寻租,对社会来说是不好的,但这样的行为也是决策者在给定条件下的理性行为。并且,理性人的选择也可能在事后证明是错误的,出现错误以后,是否要改?则决定于改的成本和该的收益。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决策者在给定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一般平民百姓,当他面临选择时,总选择在自己可选择的范围内选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方案。这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这个“本体”在具体问题上的运用。

想要通过研究经济学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要知道世界一直在变,选择时面对的约束条件在变。所以,最佳的选择也会随之而变。大家要成为一名好的经济学家需要秉持一种哲学观点,如禅宗所讲“有而不有谓之真有,无而不无谓之真无”。什么是“有”?当他们研究一个现象时,要从这个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是在他给定的信息、预算等条件所限定的选择范围内去选择他所可选择的方案中自己认为是最好方案的理性人假设作为出发点来观察。要“有”,也就是要坚持这个作为经济学不变“本体”的理性人假设。什么又是“不有”?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讲理性的人如何在某一限制条件之下所做的选择,因为条件可能会变,理论就不能一成不变,条件变了最佳的选择就变了,所以,对待理论需秉持“不有”的心态,否则条件变了,还去坚持过去条件下的选择,那就不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了。要坚守本体,但对本体的应用要随条件的变化而变,这样才真正坚守了不变的本体。什么是“无而不无谓之真无”?在内心里没有任何具体理论乃是“无”,对理论之“无”是本体之“有”的表现故要有“不无”,这样的“无”才不会妨碍对真实世界的现象背后的原因的掌握,故谓之“真无”。学理论是为了体悟“有”,也为了达到“真无”的境界。

这是大家应该记住的。

经济学中心随经济中心而转移

循着这个逻辑,经济学理论怎么进展?答案是理论是对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解释,其进展一定来自于现象的变化。比如196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解释得非常好,所以大家一时间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1970年代以后经济条件变了,经济理论就发生了革命,过去的理论已经不再能解释新现象,现象变化带来理论革命,而不是理论革命带来现象变化。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始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从那时一直到20世纪初,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数量非常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乃至现在,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又绝大多数是美国人或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学理论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理论的特性是越简单越好,那么,什么是重要的理论?就是解释重要现象的理论。什么是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全球最早的经济中心在英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战。一战以后,美国开始取代英国的经济地位,但是学术研究中心有将近一代人的落差,所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学的中心都还在英国。二战后美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一半,1950和60年代达到鼎盛。美国不仅毫无疑义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发生在美国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相对老一些的理论主要来自英国经济学家或在英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新一些的理论则来自美国经济学家或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

能提出新理论的经济学家,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也都是在刻舟求剑,因为理论无非就是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因此,哪个理论重要,主要取决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25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2700美元,成为第三个由低收入进到高收入的经济体。最迟到2030年,即便用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也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学家现在面临的机会是什么?跟一战后美国取代英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相似,到在座的各位读完学位开始工作到2040、50年时正是各位作为学者的黄金时期。到那时各位要挖煤矿还是要挖金矿?仍然沿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做研究,或是用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就等于是挖煤矿,这样的理论只是给现有的理论做脚注,在学说史上不会有贡献。而以常无的心态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直接从现象找出背后的因果机理的,就有可能提出新理论,这才是挖金矿。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改变了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要把这背后的道理讲清楚。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根据主流理论来批判中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非常缺少能真正解释中国为什么行的经济学家?当然,我并不是说经济学家忽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在看到问题时,要了解为何这些问题和成绩相伴而行,理论必须同时解释两者的存在,这样才能找出问题真正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措施。

随着中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中国出现的现象也将越来越重要,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就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理论。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将会向中国转移。在根据中国的现象来进行理论创新上,诸位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希望各位要抓住创新理论成为大师的历史机遇。

来自中国的理论能更好地帮助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

在座的诸君生活在一个理论创新的好时代,不仅抓住机遇成就个人为大师,而且,还有可能以自己的理论创新,帮助中国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来自于中国的理论会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更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比如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穷的国家,地处内陆,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也很糟,大家都认为它不可能发展起来。其实中国在1980年代的基础设施也很糟糕,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并没有先把营商环境、公司治理、国家治理等都简单地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或理论的要求那样先统统做好,然后再去发展经济,而是一边发展一边改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要把营商环境、腐败等治理好了以后经济才能发展好,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是以此方式把经济发展起来。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开始向非洲国家介绍中国的发展发展经验以及根据中国经验总结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并据此做了试点,结果是立竿见影,星火燎原。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繁荣,一定要结构转型,推进工业化,发展符合比较优势可以出口的制造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变成制造业工人。但在营商环境很差、基础设施到处是欠账的条件下如何快速工业化?如何快速地发展符合比较优势可以出口的制造业?按照中国的经验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等,在这些园区里把基础设施搞好,实行一站式服务,以在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普遍不好的情况下,迅速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2011年3月我见了埃塞当时的总理梅来思,向他介绍了上述思路,他接受了,付诸实行,一年时间就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改变了大家对其原有的印象。在2012年之前,大家都认为埃塞俄比亚的投资环境很差,不可能成为现代制造业的加工出口基础,而从2012年到现在即使埃塞俄比亚在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不断下降,从2012年的111位降为2018年的第156位,但是在过去5年年均增长10%,是非洲吸引外商投资最多、工业化进程最快的非洲国家,外商投资额和工业产值都翻了两番,原因何在?就是学习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局部的工业园区内创造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

非洲的领导人其实也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埃塞俄比亚旁边有个内陆小国叫卢旺达,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听到我帮助埃塞俄比亚改变思路取得立竿见影的成绩,2013年9月到天津参加达沃斯论坛之前,就先通过使馆跟我取得联系,希望到时能见个面,谈一谈怎么发展经济。可是很遗憾,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我正好去乌兹别克斯坦,结果这位总统在北京等了两天,到北大来谈了一个下午才离开。他是现任的总统,这个故事比刘备的三顾茅庐还感人。

2016年9月,广州召开中非投资论坛,我应邀做一个主题演讲,谈中国怎么从比非洲国家人均GDP三分之一不到的基础上取得连续38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当时刚刚竞选成功的贝宁总统塔隆在论坛上听到我的演讲印象非常深刻,回国后马上于10月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邀请我去访问。代表团有三个人,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加上总统个人经济顾问,万里迢迢专门从贝宁到北京,我当然很感动。不过由于我的很多日程早有安排,不能马上过去,必须要到2017年6月上完课才能成行。三个部长级人物组成的代表团专程来邀请一个学者,得到的答案却是“愿意去,但必须在8个月以后”,他们有些失望地回去跟总统报告。好在2016年12月我到塞内加尔开会,贝宁就在塞内加尔旁边,会议日程原定5天,我表示可以把在塞内加尔的时间挤出一天来,然后再把回国的日程也延后一天,这样可以有两天时间去贝宁。大家知道,非洲交通不便,从一国到另一国距离看起来不远,但要到迪拜或巴黎转机,贝宁总统为节约我的时间,派一架专机到塞内加尔接我。最让人感动的是,我12月4日晚上9点多到贝宁时,他正在欧洲访问,12月5日早上3点多,他从土耳其搭专机回来,早上9点和我谈了3个小时,下午又赶回欧洲继续他的访问。一位总统为会见一位学者,不仅派出专机,而且还临时中断自己在国外的访问千里迢迢赶回来,怎么能不让人感动?!他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就是因为来自中国经验和理论对他的国家可能会有帮助。因为这些理论已经帮助埃塞俄比亚走上繁荣的道路,也正在改变着卢旺达。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怎么进行这样的跨越?过去的理论没有帮他们取得成功,中国在同样的基础上获得的成功经验,对他们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都不能全面照搬,但是中国以及东亚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以及源自非洲最成功的国家毛里求斯的经验,这背后的道理都一样:在不利的总体环境下,政府创造局部有利条件,把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做大做强。

在此之前,非洲国家所用的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做为参照系,看发达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就试图去拥有发达国家有的,按发达国家做的去做。我的理论正好相反,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己有什么,根据现在有的,能做好什么,然后在市场经济中由政府创造条件把能做好的产业做大做强。这是参照系的根本改变。

我能想到这些理论并非因为我聪明,而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中国。

如果大家能够按照“常无”的心态来观察发生在中国的现象,会有和许多主流理论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中国固然还有许多有待改善的问题,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为何在那么低的起步条件和总体环境一直不好的情况下能有这么样的成绩?成功的道理是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总结的。

拿着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中国,会看到到处都是问题,但是,按照这些理论来做,通常未能解决好这些问题,有时反而把问题弄得更糟。

中国经济学家坐在这个金矿上,必须要有“常无”的心态,认识到任何现象背后都是人。要看到现象背后谁是主要的决策者,相信决策者是理性的,理性是不变的,但是,在中国的最优选择和发达国家的最优选择可能不同,因为条件不同。

新理论来自于新现象,中国的现象肯定是新现象,解释中国的现象绝不能简单地拿国外的理论。身处如今的中国,的确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同时又能本着“常无”的心态来观察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人,才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抓住时代给予的理论创新的机会。

中国现象需要理论创新

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我是第一位学成回国的社会科学博士(1987年6月回国),当然也是经济学人中的第一位。去芝加哥之前是抱着去西天取经的虔诚心态,1980年代又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的鼎盛时期,刚回来时,总觉得自己学习了最先进的理论,回来以后可以指点江山。但1988年的高通货膨胀现象对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一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达到18.5%,前一次通货膨胀是1985年的8.8%,其他年份基本上没有通货膨胀。

发生高通胀该怎么治理?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答案就是提高利率、收紧银根。为什么要提高利率?因为可以使投资成本提高,投资需求随之减少;同时储蓄意愿提高,消费需求减少,进而带动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随之下降。西方主流经济学不管哪个学派都是这么说,也都会建议这么做。但面对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中国政府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治理整顿的办法。利率不动,直接砍投资、砍项目,一时间造成很多所谓的半拉子工程。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新大都饭店,有座新楼原本要盖17层,盖到第14层时就停止了,成为烂尾楼,这是不是很浪费?当时我认为提高利率多好,不好的项目自己就会因为支付不起利息成本而主动关掉,好的项目由于回报高,有条件选择继续建设。从主流的理论来看,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处理方式明显是一刀切。因此,我当时完全可以写一篇文章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以弗里德曼、卢卡斯等大师级经济学家的理论为支撑,批评中国政府,连提高利率这么简单有效的方法都不知道采用。但我后来一想,如果中国政府不理性,怎么能从1978年到1987年维持9年平均每年9.9%的高速增长?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发展中国家非常少见,而且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换个角度想问题,就能回到基本点上:中国政府一定也是理性的。从那时起,我悟出了“有而不有谓之真有”,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人是理性的,中国政府的选择和主流理论的选择不同,是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和主流理论所描述的决策者面临的条件不一样。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比现在多很多。这些企业资本密集,规模很大,雇用很多人,这些企业与国防安全或者社会稳定有关。1980年代的中国还一穷二白,一直到2002年才跨过中等收入国家的最低水平。虽然到1988年已经持续10年高增长,但人均GDP仍然连非洲国家的一半都不到,资本十分短缺。这种情况下如果提高利率,难免造成资本密集的大型国企大面积亏损。一旦大面积亏损,政府怎么办?任其倒闭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一是国企承载着大量就业,如果倒闭,社会会不稳定;二是很多国企和国防安全有关,也不能倒闭。不倒闭就只有大量补贴,但这会造成政府财政赤字增加,要多印钞票来弥补赤字,这又会反过来加剧通货膨胀。如此分析,中国当时在有大量不能让其倒闭的大型国企的限制条件下,没有按照主流理论选择提高利率治理通胀,而是选择砍投资砍项目压低需求治理通胀,是一个在给定条件下理性政府的最优选择。

1988年以后,我就不再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来看中国现象,遇到问题总是从中国的状况以及面临的真实限制条件自己进行分析。一路过来,我基本上没有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和走向看走眼,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必然会在世界的经济中心,新的现象是新理论的来源,要了解这些新现象,身处其境是先决条件。正因如此,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时,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当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时,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而当中国变成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时,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也会不是中国人就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跟外国人相比,中国人还有其他优势,不只是语言问题,还包括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理解等。要把握这样的机会,必须要把“本体”与“常无”掌握好,而不能以任何现有的理论作为判断问题的依据,“要从真实世界的现象去想其背后的理论,不要从现有的理论去看真实世界的现象”。

我现在经常面临的情况是,和我争论的人总是用现有的理论来批评我,理论批评应该怎么进行?一个理论是不能用另外一个理论批判的,只能用一个理论是否内部逻辑严谨自恰,以及理论的推论能不能和所知的事实一致,达到外洽。

经济理论创新的方法:一分析三归纳

怎么才能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进行理论创新呢?根据这些年的经验,我总结了一个称之为“一分析三归纳”的办法。

一分析指的是面对一个现象时,不是从已有的理论出发来解释这个现象,而是要了解谁是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决策者,要到达的目标是是什么,可动员的资源和面对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那些选择方案,这些方案的相对成本和收益是什么,哪个能最好地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前面所讲的对中国政府在1988年面对高通货膨胀时,采用治理整顿,而非提高利率的办法是理性的表现,就是运用分析的方法得到的认识。

理论是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而且,理论是越简单越好,在模型中只能保留少数几个社会经济变量,到底要保留哪几个? 如何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抓住影响这个现象的最关键变量?我常用的是归纳法:

第一个是当代横向归纳法,即在同一个时代里做横向比较,去归纳某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计划经济为什么产生?从小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都认为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逻辑上似乎也说得通,一开始我也接受这种说法,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都实行计划经济。但1988年我开悟了,那年我应邀到印度参会,他们为纪念被刺杀的英迪拉·甘地在孟买成立了英迪拉·甘地发展研究院,邀请很多印度的和外国的经济学家参加开幕式的研讨会。当时参会的很多印度学者后来成为政府总理或部长,比如印度上一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会议结束后,印度方安排我到几个地方去考察,包括加尔各答和新德里,还跟印度的国家计委座谈。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印度明明是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会有国家计委?座谈开始后,计委委员跟我讨论怎么配置钢铁、化肥这类事情,让我感觉完全就像在国内参加国家计委的会议。中印两国社会性质大不一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都有国家计委这种机构?并且连讨论的问题都一样?后来我突然明白,因为这两个国家都试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优先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如果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靠市场自发发展不起来,只有靠国家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才能建立,提供保护、补贴才能生存。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产业规模很大,国家无法靠财政补贴来实现,只能靠人为扭曲,把各种投入品和原材料价格压低,才能把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建立起来。人为压低价格会造成供不应求,怎么保证非常稀缺的资金、原材料等能用在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这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如果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那印度就不应该有计划经济。当找到这两个国家共同的因素以后,才发现社会性质对计划经济并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中印都要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我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之为当代横向归纳法,所以,看到中国的问题时,不要马上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要看看其他不同的国家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再举个例子,改革开放以后,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在中国越来越严重,现有的理论会认为是因为中国采取了渐进双轨的改革,保留许多政府的干预扭曲,创造了租金,导致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是,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同样出现了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而且,经常更为严重,那么,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归结为双轨渐进改革所导致的,如果背后更根本的原因没有消除,即使把现在政府对各种价格的干预扭曲取消掉,腐败和收入分配问题也不见得能消除。所以,做经济学研究需要关心国内的问题,眼光则必须超越自己的国家。

第二个我称之为历史纵向归纳法。比如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最早出现于苏联,它是一开始就采取计划经济吗?其实列宁时代采取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市场自由交换为基础的经济。苏联的计划经济始于1929年斯大林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如果认为是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计划经济,苏联应该从1918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就开始推行计划经济,但当时并没有,直到11年以后要优先发展重工业才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那么,计划经济应该是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所导致的。从历史纵向对比来看,是哪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可以发现跟重工业有关。斯大林是一个理性的国家领导人,发展目标是重工业,而当时前苏联的经济条件一穷二白,资本非常短缺,无法靠市场自发把资本非常密集的重工业建立起来,所以就采取计划经济,由国家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并把资金等要素价格扭曲来补贴重工业。同样的情形,1953年开始在我国农村推行合作化运动,教科书一般也说是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但是,在解放区和建国后一直到1952年则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为贫下中农,直到1953年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后,才开始又把分给农民的地以合作化重新集中起来,那么,合作化的原因应该来自于重工业优先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所以,研究经济现象既要关心当下,也要了解历史,进行纵向的比较。

第三种方法是多现象多因素归纳法。真实的世界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的。一个因会导致果,而这个果则可能成为其它现象的因,如此循环反复。提出一个理论要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则需要找到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从中间因来构建理论,则根据这样的理论来推动社会的变革经常会事与愿违。例如,为了在资本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资本密集重工业,通常会对金融产生抑制,70年代时,麦金龙提出金融抑制理论,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建议取消金融抑制,结果却使得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内向发展、政府干预、腐败等等现象会并发,应该从这些同时发生的现象中去归纳总结其后更根本的原因。

解释一个现象时,知识分子往往会采用十全大补汤的办法。比如波特(Michael Porter)在讲竞争优势时说了好几个条件,其钻石理论(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提到,一个经济体的竞争优势由四个因素决定:第一是发展的产业要利用这个经济体丰富的要素,如果资本很丰富就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劳动力丰富就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第二是发展的产业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第三是发展的产业在国内要形成产业集群,有很多企业同时在做这个产业;第四是这个产业在国内必须是竞争的。其实真正研究问题还需要再想想这些因素之间是不是都等价。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其实第一个因素是充分利用相对丰富的要素,这就是一般所讲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产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国内会不会有竞争力?仔细想应该不会,因为如果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会有自生能力,就需要保护性补贴,否则活不下去。国家不太可能同时大量补贴给很多企业,资金毕竟有限。真要补贴,只能给一两家企业,那就不会产生竞争,也难以形成产业集群。细细思考以后,波特的四个因素讲得头头是道,但其实第三、第四个要素都内生于第一个。如果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不用保护性补贴,要素生产成本较低,很多企业自然会进入市场并进行竞争;反过来如果发展的产业违反第一个原则,即比较优势,则第三、第四都不成立。这样一来,四个要素完全可以归纳成两个要素。剩下的两个因素里哪一个更重要呢?应该是符合比较优势更重要,因为一个产业如果符合比较优势,不仅可以在国内市场有优势,在国际市场也可以有优势,国际市场比国内市场还大。这样的分析是告诉大家要学会从无数个同时存在的因中找到最根本的因。

再举一个例子。世界范围内发展好的经济体都很少,二战后有13个发展中经济体达到了每年7%或更高速度的增长,维持了25年或更长,而一般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是3%-3.5%,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大幅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在2008年时世界银行有个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由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任主席,集合了20多位委员,他们都受过很好的经济学训练,又曾在所在国家担任过政府部长、央行行长甚至总理等职务,行政经验丰富。这个委员会就去研究这13个成功经济体共同的特性,后来发现5点:第一是开放经济;第二是宏观稳定;第三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第四是市场经济,或是像中国这样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第五是政府积极有为。

这项研究报告发布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每个国家都想取得成功,都想借鉴相关的经验。那时罗伯特·索洛已经年纪较大(生于1924年),一般不再出去演讲,而迈克尔·斯彭斯年轻不少(生于1943年),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都请他去,奉为座上宾,希望能找到推动自己国家进步的药方。斯彭斯对他们说:这5个特征是ingredients(药材),并不是Prescription(药方)。两者有什么差异呢?治病当然必须要有药材,但如果没有药方,药材可以是补药,也可以是毒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该怎么做?

其实这5个特征反映出了一个药方,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为什么呢?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市场经济,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学家才听得懂的语言,企业家听不懂。企业家不管比较优势,他们只以利润为目标。怎么能让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能按照该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呢?必须有一个价格信号能充分反映该国各种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这样企业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自然会选择进入能够使用相对丰富而且价格相对低的要素来生产的产业和技术。这也正是波特所讲的第一个因素,利用相对丰富的要素。

怎样才能有这样的价格信号?只有在竞争的市场中才会有,即市场经济是采用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

既然如此,为什么政府还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原因是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而是产业的不断升级,在此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先行者愿意尝试新的产业、采用新的技术,这种尝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失败了需要对此承担所有的成本,告知其他企业不要进来,成功了后来者会涌进,先行企业会和后来的企业赚取同样的平均利润,先行企业不管成败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而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等,聪明的企业家会愿意作为后来者而非先行者,没有先行者就不会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因此,政府必须对先行企业所创造的外部性给予补偿。同时,先行者是否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才能,还要看新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技术能力、金融支持是否存在,电力供应、港口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善,这些条件也不是企业家自己所能提供的,只能由政府来协调许多企业或政府自己来提供。而且不同的新产业,需求也不完全一样,而政府的能力和可动用的资源有限,所以,需要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并针对产业升级的动态变化来优化其有限资源的使用,也就是必须有一个产业政策。

这也是我跟张维迎教授之间存在的争论。张维迎教授非常推崇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认为这非常重要,对此我完全同意,但是企业家解决不了基础设施、金融环境完善等公共服务的问题。即便在最发达的国家里,企业家要不断发明新技术、新产品,离不开两个部分,R和D。D是development,是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成功了可以申请专利,获得垄断利润,企业家对此有很大的积极性。但是,D要建立在R(research)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基础科研。基础科研的投入往往较大,风险也很大,即便成功了可能也只是发表一篇论文,成为公共知识,企业家对此就没有很高的积极性。但如果不进行基础科研,企业家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所以,即便在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国家来提供企业家解决不了的基础科研,企业家也很难发挥其企业家的才能。企业家就像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但如果没有海平面下面的那一大块冰,冰山也显露不出来。

这样一分析,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分析的第四、第五个特性其实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必然是开放经济,因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可以多生产,并出口到国外,而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相应地不生产或不生产那么多,就需要进口。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优先发展的产业本来应该进口,现在自己生产,进口就少了,在给定资源下,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资源被挤占,发展少了,或发展不起来,出口也必然减少,这样经济就会变得封闭。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就有自生能力,产业有竞争力,内生的危机就少。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就要依靠政府的保护性补贴,也许一开始时能带来一段时间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这类企业建立起来后没有竞争力,效率低下,发展将陷于停滞,国家自己的资源有限,又想维持经济增长的话就要去国外借债来投资,这也许还能再维持一段时间,但由于经济没有竞争力,等到无法偿还国外债务时,经济危机就会暴发,就容易滋生各种宏观危机。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宏观经济会相对稳定,反之,宏观经济会不稳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投资的回报率会高,剩余多,储蓄率和投资率也会高;反之,回报率低、剩余少,储蓄率和投资率也会低。所以,增长委员会所发现的表现好的经济体的第一、第二、第三个特征,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

这五个特性感觉讲得很全面,但作为研究者,必须要去了解背后有没有更根本的原因。当你看到一个现象由很多因素同时决定时,要再深挖一层,看有无更根本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决定这个现象的真正决定因素。

以上就是我总结出来的“一分析三归纳”,在观察现象了解其背后原因以构建理论时,分析和归纳经常是交互使用的。有时是从一个现象的本质出发,分析其决定因素,有时是先做归纳,再根据归纳出来的关键决定因素进行分析。

理论需要现实的检验

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而且,也是瞎子摸象的结果,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观察视角,对同一现象会有不同的解释,孰是孰非仅能由实践来检验。比如,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往往比较差,从产权理论来说,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厂长是代理人而非企业所有者,会有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这个理论对,解决之道显然是赶紧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从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来看,会发现大部分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除了产权归属国家,还有什么其他特性?其中之一就是它们所处的行业一般都是资本密集型,当初建这些企业时中国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不具备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国家的保护性补贴就很难存活。企业亏损不能全怪罪厂长经理,是国家要这个企业进入这样的行业,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对国有企业进行保护性补贴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提出的,他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有软预算约束,是因为跟国家之间好比父子关系,儿子做生意亏了钱,老子总要给予弥补。一旦企业有了软预算约束,就会觉得反正经营不好也没关系,亏损了国家会补贴。接受了这种解释推导出来的解决方案也是私有化来断绝企业和政府的关系。

另一种解释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政策性负担,国企所在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违反了本国比较优势,有些企业所处行业与国防安全有关,新结构经济学将这种情形称之为“战略性政策负担”;或者政府让国有企业承担解决就业、维持社会稳定等责任,新结构经济学称之为“社会性政策负担”。不管是战略性政策负担还是社会性政策负担,都是政府强加于企业的,统一称为“政策性负担”。有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国家必须为此负责,即使私有化以后也需要继续给予保护补贴。但是政府并不参与实际经营,不知道企业的亏损里究竟因为政策性负担导致或是经营不善造成的,所以具体负责经营的厂长经理就有了借口,很容易将源于自己经营管理不善所导致的亏损,甚至贪污带来的亏空,也都归为政策性亏损,都要求国家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只能继续给予保护性补贴,以维持运营。

这两种解释看起来都可以把同一种现象解释清楚,但要想知道哪一种对,只能通过实证。苏联东欧实行休克疗法,把大型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国家给予的保护补贴不仅没有减少,而是还在增加。有一些国企私有化以后效率提高,通常这类国企规模较小,所在的是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并且和国防安全及社会就业无关,这种情况下私有化是有效的,厂长经理私有化以后,变成自己的产业,失败了国家不会给予保护补贴,在经营管理上会尽心尽责,取得较好效果的概率更大。

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大型国有企业普遍还没有私有化,很多企业经营效益不高,很多人就轻易地得出结论说:政府做得不对,没有将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可是要真正理解这些国企背后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现在面临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都是大型的资本极端密集的企业。大型企业不论私有还是国有,经营者普遍都不是所有者。产权理论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中小型企业,因为经营者往往就是所有者。大型企业所有者一般都需要雇佣职业经理人,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不一致,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理论上上的所谓激励不相容(incentive incompatibility)。企业到底盈亏多少,所有者并不十分清楚,只有经营者才真正清楚,经营者很容易利用实际经营权去侵吞所有者的利益。这是在任何大型企业里都有可能发生,而不仅仅是国有企业。

1930年代,经济学界提出一个命题:现代公司制的大企业竞争不过原有的家族企业。当越来越多的大企业上市以后,怎么解决经营者与所有者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最后找出来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把一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所在行业的平均状况做比较。如果职业经理人团队取得的利润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就代表两种可能性:要么能力低,要么侵吞了企业利益。不管哪种可能性,这位厂长经理都应该受到惩罚。如果企业经营状况跟行业平均状况差不多,说明经营者的能力和道德水准还可以;如果比行业平均状况更好,代表经营者很有能力和道德水准可以,应该得到奖励,这样才能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激励相容起来。所以,要真正解决大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并不是靠产权,而是靠市场竞争。如果处在没有竞争的产业,比如电力、铁路等自然垄断产业,没有市场化竞争企业作为参考,在发达国家也一样经营不好。只要是垄断行业,不管国有还是私营,通常都经营不好,都需要国家加强监管。在竞争性行业,如果某家企业在竞争的同时还有政策性负担,就很难说清楚经营亏损的责任该由谁负责。因此,解决市场化竞争行业里的大型国企亏损问题并不是私有化,而是消除政策性负担。

当我们把这些状况都搞清楚,在面临国有企业改革时,就会提出和主流产权理论不一样的解决方案,这样能更好地改造世界。

现实世界就是如此。比如俄罗斯在盖达尔担任代总理时(1992年6月-12月)推行了休克疗法,后来我跟他有过多次交流。他原来是莫斯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很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是他推行的“休克疗法”把俄罗斯搞垮了。是他真心想把俄罗斯搞垮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他当时接受西方的“休克疗法”理论,误以为这样能解决俄罗斯众多国企经营不善和预算软约束的问题。

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学者,必须要关注现实世界的真实现象,不要被现有理论束缚,要坚持从理性人的角度独立地观察世界,分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更根本的原因,自己构建理论去做更合理的解释,但也不能说自己提出的解释就是绝对正确的,到底自己和别人一样都是在瞎子摸象,正确与否,仅能看谁的解释能够不被更多的已知事实所证伪。自己对一个现象提出了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以后,也要对这个解释做几个推论,只能所有的推论都不被已知的事实所证伪时,才能暂时接受这个理论。

这方面我有很多经验。比如从1959年-1961年的大饥荒,国内通常称为“三年自然灾害”,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三年间气候不好,农产品产量大幅下滑导致饥荒,有3000多万人死亡;此外,有人认为管理上也存在问题,当时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公社干部都不是农民,采取了很多看起来有道理但实际效果很差的措施;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的公社推行按需分配,每个人的收获和劳动力投入多少无关。再加上公社规模太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这些原因貌似都可以解释农业减产,导致饥荒。但这些因素在1962年以后都没有了,按照这种解释,之后的生产力水平理应很快得到恢复过来才对,但实际的生产率却一直到1979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才逐渐恢复,直到1984年才达到1952年的水平,所以这些理论解释一时似乎还说得通,用来解释这一连串的现象就不行,就需要找到新的理论。到目前,我提出的退出权假说可能是唯一一个不被已知的诸多事实所证伪的解释。

中国是新理论的金矿

对于研究经济学的人,当下的中国既是大好机会,也是巨大挑战。大家按照现有的主流理论来看中国,可以解释许多存在的问题,按此去写文章也相对容易被国外的主流杂志接受,但可能会错过大时代所赋予的理论创新的机会。要抓住这个时代机遇,除了练好基本功之外,诸位还要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关怀,以及“民胞物与”的胸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说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需要思想必然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我希望你们作为北大国发院的首届本科生,作为北大之子,要有远大的抱负,不辜负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机遇,以理论创新推动经济学科和社会进步,成为引领时代思潮的经济学大师。


本文选摘自由林毅夫等著《经济学第一课》(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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