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波:《管子》治国思想及其译介传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 次 更新时间:2021-09-07 16: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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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波  

  

   演讲人:董晓波 演讲地点:南京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2021年6月

   董晓波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江苏国际法治动态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副会长、江苏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语言学、法律翻译、语言战略与规划、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研究。

  

   从历史的维度看,我国古代虽有朝代更替,但古代的国家治理体系主要基因并未中断,而且一直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数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的很多理念、智慧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当中,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基因和鲜明标识,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增广贤文》有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今天这个讲座,主要就是介绍我国古代典籍之一的《管子》书中的治国思想,以及《管子》的译介传播。

   管仲与《管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本句出自《论语·宪问》,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本句出自《史记·管晏列传》,这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对管仲的评价。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齐庄公五十六年,管仲出生,据说管仲的祖先是周穆王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其父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导致管仲生活很贫困。为了谋生,管仲与好友鲍叔牙合伙做生意,不过生意失败了。还是为了谋生,管仲做过商人并且游历许多地方,接触各式各样的人,饱览世情,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管仲曾经有过一段不如意的时光,作战的时候战败逃跑,做官也几次遭到罢免。后来齐国齐僖公去世,继承人矛盾爆发,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最后公子小白取得胜利成为齐桓公,公子纠死,管仲被囚。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列子·力命》载:“管仲尝叹曰:‘吾少穷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大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也。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的友情,管仲出色的才能和鲍叔牙的理解与惜才,成为我国古代流传悠久的佳话。

   按照学者的研究,《管子》一书非管子本人所著,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按传统诸子分类,它兼有儒、道、阴阳、法、名、墨、兵、农诸家;按现代科学分类,它包括了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军事、农学、地理、历法、教育等各种思想,因此也被后世视为先秦时期的一大思想宝库。《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也有观点认为,其部分内容来自于稷下之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根据学者的研究,《管子》一书的成书经历大致是这样的:由于管子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影响,战国以及其后的学者,或记述管子的言行,或假托管子之名,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传抄积累,传承多年,最终汇集编成《管子》一书。宋代叶适称“《管子》非一人之笔,一时之书”。20世纪30年代,学者罗根泽出版了《管子探源》一书,书中对《管子》各卷本的著作年代和作者进行了逐篇考证,认为这些著作分别写于战国中期、战国末期、秦汉之间直到汉朝文景乃至武昭之时,其编著者或为政治思想家、或为法家、或为道家、或为儒家、或为阴阳家、或为杂家、或为医家、或为兵家,但其思想的主流是法家与黄老道家思想,其特点是将道家、法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为法治找到了哲学基础,又将道家思想切实地落实到了社会人事当中。孙中山认为《管子》一书是中国经济学之“滥觞”,并指出其经济理论主要有富国富民论、重农论与国轨论等。总而言之,《管子》的书名来自管仲,内容涉及以黄老道家为主,既提出以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管理体制,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各业的均衡发展;既有雄奇的王霸之策,又有坚持正义仁慈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三晋法家忽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理想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反映了管仲的基本思想。

   《管子》治国思想:强国富民

   “衣食无忧”这四个字,可以说是古代劳动人民最真实朴素的愿望,而早在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就提出了强国富民的思想,并在齐国的四十年间成功实践这一思想,最终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以民为本:树明君之治国观

   《管子》通篇都是劝政之言,其“劝”的对象是君主。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天下兴亡系其一身。管子认识到,齐国若要在春秋时期群雄逐鹿的格局中脱颖而出,齐国最高统治者就要充分了解以民为本的重要性;只有树立君主“以民为本”的治国观,强国富民才有基础。因而当齐桓公询问如何成就霸业时,管子提出了他的观点:“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何以为本?“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君主的威权来自拥护他的百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政权的兴废取决于百姓民心的向背;“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而百姓则是农业生产的承担者;“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军队的胜败在于百姓是否服从差遣。管子从君威、政权、经济、军力四个方面提醒君主,要时刻牢记百姓这个力量之源。

   《管子》一书提出,树立了“以民为本”的治国观,君主就掌握了治国的“道”,而施行这一道的“术”就是“牵之以利”。管子认为,人生来“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聚拢民心的方法之一,就是顺其心足其欲。“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如果能够解民忧、富民财、保民安、育民生,将国家的利益与百姓的利益联系起来,百姓才会拥护君主报效国家。也就是说,百姓生活得好不好,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稳定与否,“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此外,管子也强调物质层面的满足是追求精神境界的前提,正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衣食无忧了才能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自律。

   取予有度:立施政之平衡观

   “中道”是我国古代“和”文化的精髓,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平衡之道。古人强调“中”,追求平衡,希望事物能够处于“刚刚好”的状态,部分与整体相合,矛盾与统一并存,既不欠缺也不过分。受此影响,管子提出了“取予有度”的施政观,劝诫君主要懂得持中有度,驾驭平衡之术。“取”之有度,则民不妄。《管子·权修》有云:“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土地的产出和人民的生产力是有限的,君主要想得民心,就应当抑制自己的欲望,有节制的索取,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予”之有度,则民心聚。有道是“致赏则匮,致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君主在处理赏罚的问题上,应当谨慎持重,注意二者的平衡。如果功过与赏罚不匹配,长此以往,百姓就会心生怨尤,君主的威信就会受损。因此,管子认为,圣明的君主在施政过程中,应善用平衡之道,取之有度,予之有节。

   在管子看来,国家的财富取自于百姓,百姓的财富仰赖国家的保障,两者既相互依存,又存在矛盾。如何调节这种矛盾,是君主施政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管子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将平衡之术运用得淋漓尽致。以农业税为例,管子提出“地均以实数”,即按照实际产值将荒山、沼泽、丘陵、江河等折算成耕地面积,不同类型对应不同的折算率,实现土地统计的规范统一;“相地而衰其政”,将土地质量作为征税的考量因素,按照土地等级有差别地征收税款,规定“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据土地年成灵活减免税费,确保课税合理有度,达到土地与税收的动态平衡;“赋禄以粟,案田而税”,确定民众可以用实物缴纳税费,使其免受劳役之苦,同时提出以“亩”为单位征收土地税,统一征税单位,这样的举动,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而部分解放了生产力。

   以法治国:建强国之制度观

   如果君主在思想上认识到了百姓的重要性,在施政过程中懂得运用平衡之术,就能达成强国富民的愿望吗?管子的答案仍旧是否定的。在管子的治国思想体系中,如果说前两者是“怀柔”之策,那么“以法治国”的制度观就是治国的“硬手段”。《管子》一书中对“法”作出了诸多定义。其中《禁藏》指出:“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七法》更是以“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斛”“角量”六种度量工具来定义“法”,可见在管子的思想中,“法”是辨别是非曲直、衡量功过赏罚的手段。管子认为,“法”的作用在于“兴功惧暴”“定分止争”“令人知事”,也就是君臣百姓都应遵循的行事准则。管子提出以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富民举措的有序开展,为强国富民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管子》全书86篇,现存的76篇中,其中有关法律的内容几乎占五之其一。论述的法律法规更是涉及民事、行政、刑罚、税收、经济、军政、水利、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可谓先秦法学研究之重典。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其一,经济发展,资源配置愈发细化,需要法律来引导、规制和保障。其二,安定的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需要法律来建立和维护秩序。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管子》丰富臻善的法律内容,主张对内约束社会成员,对外防止专权滥权,为古代司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

   为了用好“法”这一国之重器,管子将“以法治国”理念落实到程序中,提出“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管子认为需要明确,在办事的准备、执行、检查、汇报等各个阶段,都要严格遵守法律。如此一来,民众在生产生活中,行止坐卧均有规绳;国家在治民施政时,进退取舍皆具章法。有法可依,有序可循。

   《管子》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内涵博大精深,适应当时需要,对今日社会也多有启迪借鉴作用。

   《管子》的译介与传播

根据学者的研究,最迟在奈良时代(公元710年—公元794年)早期,即唐玄宗开元(公元713年—公元741年)初年,《管子》就已经东传日本。《管子》传入日本后,收录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由平安时代学者藤原佐世(Fujiwara Nosukeyo,公元847年—公元898年)奉敕编撰,一般认为成书于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公元891年),也有学者认为此书的编撰在“阳成天皇贞观末年(公元876年)至庆元元年(公元884年)之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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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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