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垚 张思宇:作为“新媒体”的农村广播:社会治理与群众路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 次 更新时间:2021-07-30 10:57:28

进入专题: 群众路线   社会治理   广播   新媒体  

沙垚   张思宇  

   摘要:文章复现了作为新媒体的广播在20世纪50年代如何进入中国农村,以及如何与农村社会发生互动的历史进程。研究发现,相比于物理空间层面,更重要的是广播在机制层面进入乡村,具体表现为:以人为媒介、依托横向与纵向的组织、建构多种媒体形式互动的融合网络。广播与乡村的互动,不能仅仅在大众媒介与政治中心工作的关系层面展开,而应该在更为深层的社会结构层面进行讨论,其中"治理"便是一种重要的互动方式。这种"深层互动"也是新媒介有机嵌入社会的有效方式。在此过程中,群众工作路线尤为重要,既为彼时农村广播网的建成和治理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工作保障,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留下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农村广播; 群众路线; 社会治理

  

   中国农村进入数字时代是由“国家决策和市场导向”所推动的,在国家、技术和发展的话语之下“社会层面”却常常被“忘却”了(赵月枝,2011:245,252)。农村就算是人人有手机,家家有电脑,24小时能看到卫星电视,又怎么样呢(沙垚,2015)?进而言之,新媒体进入农村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与器物层面,而在于村民“正在用媒介做什么?”(库尔德利,2012/2014:39)或者说,“被置于前台的媒介是如何被应用,如何形塑社会生活,在媒介里流通的意义如何产生社会影响”(库尔德利,2012/2014:7)。这就要求我们具有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进入不同的历史断面,去讨论媒介、主体与社会的互动。

   本文正是带着这样的视角进入农村广播研究领域的。长期以来,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广播研究基本是按照广播电视事业史的脉络进行的,如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赵玉明,2014:210-248),郭镇之的《中外广播电视史》(郭镇之,2008:169-180),哈艳秋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史》(哈艳秋,2018:71-116)等,其中关于建国后广播建设与广播活动的历史性介绍主要是围绕历次政治事件展开讨论的,如广播如何进行大跃进宣传、困难时期如何调整等。具体到农村广播,则大多被置于“宣传下乡”(徐勇,2010)、“广播下乡”(潘祥辉,2019)或“听觉的社会主义化”(李乐,2013)等框架之下,广播被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宣传工具,通过这一媒介形式,便于将广阔而偏远的乡村在意识形态认同层面纳入社会主义国家化的版图。此类研究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但问题在于:其一,没有看到20世纪50年代广播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并非单线性的宣传活动,而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二,对于建国初期的广播史研究,大多止于史料的梳理,与当代对话的问题意识不强。

   本文在此基础上,将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广播视为一种“新媒体”。这里的“新”是相对于彼时“舞蹈、民歌、民谣、绘画、传说、木偶戏、地方戏曲、板报或墙报”等主流“传统媒体”(卜卫,2012)而言的。重返历史语境,报纸、广播、杂志等基于现代传播技术的媒介属于“外来媒介”,表征着现代性,可以便捷地把声音或文字传播到千里之外,或无限复制,这意味着乡村传播从人际传播时代迈入大众传播时代。秉持“新媒体”视角,一方面可以跳出广播事业史的传统范式,从“事件-过程”的角度去讨论广播作为一个外来的、新生的媒体形式如何进入乡村,如何与乡村社会、乡村文化发生碰撞与互动;另一方面,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新媒体,在不同历史层面分别讨论新媒体与社会的互动,可以为当下的新媒体研究延展历史的长度,增加历史的比照。简言之,本文试图做到既能拓展传统广播史研究的视阈,又能与当代新媒体研究进行一定程度的对话。

   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多年来作者在陕西省档案馆、西安市档案馆、渭南市档案馆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获得的历史档案。

  

   一、作为新媒体的广播进入农村的路径

  

   1950年4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人民日报》公布了由胡乔木签发的《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为中国广播事业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和制度支持”(林颖,吴鼎铭,2015),也拉开了新中国广播在广大基层和农村地区建设的序幕。这里的农村广播,一般来说,指的是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

   无线广播,无论在广播电视史、新闻传播史,还是中国革命史上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我国目前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作用更为重大”(胡乔木,1950)。无线广播的优点在于,只要有无线电信号覆盖的地方,均能收听广播。

   无线收音机进入农村有三种常见方式:一为赠送,据《宁波大众》报道,1955年宁波收到国务院免费赠送的73架收音机,并利用这些收音机在生产合作社建立起收音站(李乐,2013);二为购买,一些有经济条件的村庄,可以自行购买收音机;三为流动,比如为了更好地传播河北省电台1950年配合宣传抗美援朝的节目,“广大收音员纷纷行动起来,有的挑起扁担,前筐装机器,后筐装电池,上山下乡;有的骑上自行车,身背机器,游乡串户;有的骑上骏马,带上收音机奔走坝上草原。”(《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1988:283)

   无线广播的缺点是容易受敌台干扰,且由于广播发射机功率问题等原因,如1950年全国广播电台发射总功率仅有272千瓦(《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87:27),无线广播信号常常不稳定,一些偏远地区甚至接收不到信号。因此,无线广播很难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农村广播的主流。

   从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广播事业的发展重点相应地转移到了有线广播。1955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发布《关于今明两年在全国有条件的省、区逐步建设农村有线广播的指示》,提出要发展农村有线广播,左荧也认为“发展农村有线广播是建设农村收音网的方向”(左荧,1955)。随后,全国各地进入了有线广播建设的高潮。因此,有线广播并不是在无线广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反,有线广播尝试着以技术的方式去解决无线广播推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弊端。

   对于有线广播喇叭来说,进入乡村社会主要分为四个步骤,一为建立县区广播站,二为解决基层广播站的技术问题,三为架设广播线路,四为安装广播喇叭。到1954年年底,全国已经建成“县广播站547个,中小城镇广播站705个,有线广播喇叭49854只”(赵玉明,2014:196)。到1958年年底,以山东为例,全省各市、县都建起广播站,90%的公社、80%的大队、50%的自然村通了广播,广播喇叭发展到1.34万只,架设专线4900多公里(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3:157)。

   国家推动广播进入农村,表面上看,先后经历了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两个阶段,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乡村分布较为分散,地处偏远,当上级的无线广播信号抵达县级广播站时,需要转由有线广播将信号和内容输送入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县有线广播站既是县一级党政机关的宣传工具,又是上级无线电台的延伸和补充。它们以大部或近半的时间,转播上级无线电台的节目。”(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1)因此,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呈现出互补的衔接关系,丰富了农村广播网的建设。

   但这并不是农村广播网的全部,以陕西省为例,到1957年底才有28200个喇叭,这与彼时陕西省的村庄总数悬殊较大,也意味着很多村庄暂时还不能纳入有线广播网络。即便到1966年春,全国有线广播喇叭的普及率才仅仅达到77%的人民公社、54%的生产大队和26%的生产队(赵玉明,2014:244)。而有线广播无法覆盖的村庄往往交通闭塞,无线广播也很难到达。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或许可以从乡村内部寻找答案。

   当自上而下的广播网络难以完全下渗到各个村落时,一种根植于乡村系统内部的广播形式——屋顶广播应运而生。正如上文所言,建设无线广播、有线广播需要配备相应的基础设施,相较之下,屋顶广播是一种“小而灵活”的信息传播手段,加之“诞生”于村庄内部,因此这一广播形式在建国初期农村广播网络建设研究中经常被忽略。

   根据一些历史档案的提示,广播筒/土广播是建国初期农村广播系统中重要的终端媒介。所谓“广播筒”,即用纸壳或铁皮卷成喇叭形状的传声工具;所谓“屋顶广播”,主要由“干部、学生傍晚站在屋顶上”,拿着广播筒,用喊话的方式传播消息(宁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2000:997)。作家贾大山回忆在正定县插队时的经历,“黑夜里,十几个青年人,分散在一个一个屋顶上,放声地喊。领头的端一盏油灯,拿一个文件,他喊一声什么,别人也喊一声什么,一声一声传下去。那喊声很大,很野,但是很神圣。”(贾大山,2014:40)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屋顶广播”来说,所谓的“进村”,一是要协调好与无线广播、有线广播的衔接工作;二是要找到几个嗓门洪亮、识字且咬字清楚、愿意“喊广播”的人,便能完成主体工作。

   这是一种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乡村信息传播方式。虽然其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十分有限,而且“喊广播的技术不高,听不清楚,群众说‘像鬼叫的一样’”(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2019a),2但除了上面提到的山西省临汾地区,河北省宁晋县、正定县,我们至少还看到在北京市房山区(房山区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1999:95),广西恭城县、平南县、罗城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0:114)等地区的地方志书中均有关于屋顶广播的生动记载。陕西省在《关于发展和提高农村俱乐部的初步意见》中专门提到“广播工作(包括广播筒、有线广播和无线收音机等),除国家有计划的在农村发展线电收音站和无线电广播站外……应充分利用简单易行的土广播(即广播筒),定期播送新闻消息和各种文艺节目。”(陕西省档案馆,2013a)3

   屋顶广播始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宣传实践,根据陕西省《阜平县志》记载,至少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出现了屋顶广播(阜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222),中共冀晋区党委1947年的文件中也明确要求利用农村的屋顶广播传达土改的各种事项和要求(河北省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2017:22)。屋顶广播止于何时,并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说法,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内蒙古正蓝旗的牧民们依然依靠屋顶广播获取政策信息(郭海鹏,2016:189)。大体可以推断,有线广播普及后,屋顶广播也就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以1949年为起点,至少约30年的时间里,在广大中西部及偏远农村地区,屋顶广播是农民获取新闻和文化娱乐资讯的重要方式之一。

   因此,讨论20世纪50年代广播如何进入农村,在广播形式上需要兼顾无线广播、有线广播和屋顶广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广播网络,呈现互补和延伸的关系,而非互斥或替代关系。也唯有这三种广播形式有机结合,共同嵌入到乡村社会的不同层面、不同区域,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信息的覆盖率和传播效果,使得作为新媒体的广播真正进入农村。

   20世纪50年代,广大农村地区技术落后、物资匮乏,能够建立农村广播网诚非易事,讨论广播如何进入农村,固然要强调“物理空间”层面的进入,但时过境迁,对于今天来说更具启发意义的还在于“机制”层面。究竟是何种原因,基于何种机制,建国初期的广播网络能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在广大乡村地区建立?重返历史,从“机制”层面大致可以概括出以下三条路径:

路径一,以人为“媒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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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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