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欣蕊 李文硕 孙海鹏 王琼颖:历史学视野下的“韧性城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9 次 更新时间:2021-07-20 08: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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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欣蕊   李文硕   孙海鹏   王琼颖  

   编者按

   近年来,由于极端天气、自然灾害、传染病等突发事件频频发生,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重视提高自身抵抗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重视韧性城市建设。特别是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对城市面临的未知风险有了更直观的感受。西方国家最早经历了城市化,纵观其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面对城市化造成的各种问题时,人们一直在探索解决之道,如提出田园城市理论、现代主义城市理念、从系统论的角度理解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等,“韧性城市”的概念也呼之欲出。那么,什么是“韧性城市”?其理念是如何演进产生的?欧美各主要城市在建设韧性城市方面有哪些探索和实践?我国应如何建设韧性城市?围绕这些问题,本版特组织几位青年学者进行研讨,并邀请专家予以点评,以期对我国韧性城市建设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与谈人

   李文硕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

   孙海鹏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王琼颖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主持人

   徐欣蕊 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1.“韧性城市”的内涵和特征

   主持人:本世纪初,国外学术界将“韧性”(Resilience,也译为弹性)纳入城市和区域研究的范畴,提出了“韧性城市”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韧性城市”也被作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目标。请各位老师首先谈谈什么是“韧性城市”?它具备哪些特征呢?

   李文硕:“韧性”的基本含义是反弹、回到原始状态。该词最早用于工程领域,随后与系统论相结合,出现了关注生态系统互动关系的“社会—生态韧性”概念。这一概念认为,生态系统所呈现的不是静止的、平衡的状态,而是发展变化的状态。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在应对各种干扰时,应当具备持续不断地学习、创新、适应和改变等能力。城市是高度复杂的、开放的人类生态系统,既然“韧性”可以应用于生态系统,当然也可以用于城市。按照国际组织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定义,“韧性城市”指城市能够凭借自身能力抵御灾害,减轻损失,并从灾害中快速恢复过来。它强调的是在面对冲击和压力时,城市具备预测、防范、应对冲击并从中恢复的能力。这些冲击和压力既可以是外部突发事件,又包括城市发展过程中自身产生的问题,涵盖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社会重大事件等维度。城市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永远存在的,所以韧性城市建设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孙海鹏:打造韧性城市,要求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能够识别城市有可能遭遇的干扰以及干扰发生的频率,实际上是要求从单纯关注城市增长和效率转向重视应对危害事件的能力。一方面,如果只关注增长和效率,而忽视了城市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等方面的复原能力,将导致城市无法充分应对外部冲击,长此以往城市系统可能会僵化。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密度高,有大量相互关联的基础设施,形成了高度复杂的城市系统,即便是单一危机也可能波及整体。当前,全球性气候、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日渐增高,即便城市依靠技术等手段提高了应对风险的能力,依然会面临一些新的脆弱性。“韧性城市”理论就是对城市脆弱性的反应,强调城市系统通过合理准备,能够具备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实现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等正常运行。从这一点来说,韧性城市与近几十年来被作为共识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共同的目标,都是要实现一种应对各类风险调整的稳定性。

   王琼颖:从社会—生态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可以发现韧性城市一般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城市系统的多元性,表现在城市系统功能的多元化、受到冲击过程中选择的多元性、社会生态的多样化以及城市构成要素间存在多个维度的联系等。其二,城市组织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既体现在物质环境的构建上,又体现在社会机能的组织上,离不开市民的积极有序参与。其三,城市系统要有足够的储备能力,一旦系统在突发的干扰中发生崩溃,“备份”的系统可以发挥作用。要达到上述韧性城市所具备的特征,城市不能只依靠物质环境的建设,而要从经济、社会、环境、制度等多方面着手,让城市获得系统性的营建、维护、反应和协调能力。

   2.“韧性城市”理念在西方的演进

   主持人:在西方城市发展的历史上,各种挑战和风险曾反复出现,人们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因此“韧性城市”尽管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在历史上有其思想渊源和实践,可以说是对传统城市规划理论的继承与再发展。请问西方城市史中有哪些典型的、应对城市风险的概念?这些概念与“韧性城市”概念有怎样的关系?

   孙海鹏: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城市最早经历了各种风险挑战,因此也最先开始思考如何规避风险并从中复原。19世纪后期,英国城市的爆炸式增长导致污染、拥挤等“城市病”难题,城市规划学界开始思考如何从整体上重塑城市发展路径,从源头增加应对风险的能力。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1898年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念。该理念首先强调“自足”,即核心城市的周围分布着规模不大的卫星城,城市与城市之间依靠便捷的公共交通相连。其次是重视“平衡”,即田园城市要综合考虑环境、生活和产业的一体化,城乡之间要协调发展,城市的扩张尤其不能损害乡村的发展。“田园城市”并没有停留在理念上,莱奇沃思和韦林是英国最早建立的两座田园城市。此后,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波兰、俄国、西班牙和美国都涌现出一些“田园城市”或类似称呼的示范性城市。

   王琼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城市理念是规避风险的另一种典型理念,尤其是在德国、荷兰和瑞典,希望通过整饬空间形态,从源头规避城市可能面临的威胁。现代主义城市理念认为,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从而产生了贫民窟等一系列城市病。如果从这些城市病入手,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按照理性原则,使城市空间和建筑的结构与功能适应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要求,才能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良性发展。在现代主义城市理念中,城市按照功能划分成不同部分,每个部分以单一功能为主。1933年通过的城市规划文件《雅典宪章》是现代主义城市理念的集中体现,它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土地的使用方式和城市的功能布局,保持“各功能分区之间相互均衡的状态”。有学者认为,《雅典宪章》是重视城市韧性的典型,因为该宪章追求城市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在城市问题已出现的情况下,旨在通过规划来使城市避免各种挑战,达到长久的稳定状态。

   李文硕:田园城市和现代主义城市理念是二战前为降低城市风险而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概念,从规避和应对风险来看,韧性城市与它们有一脉相承之处,都旨在强化调整城市的适应能力。但不同的是,二者都只是从城市空间形态入手增强城市规避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前者主张城市与乡村相融合、后者主张按照功能严格分区,认为这样的城市形态能够应对城市所面临的内外部威胁,保障城市健康有序发展。但城市是复杂的生态系统,完全依靠空间布局显然不能全面培育城市的韧性。而且,无论田园城市还是现代主义城市理念,都没有摆脱工程韧性的线性思维定式,设想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好城市的未来景象。它们没有从城市系统动态演进的角度出发,没有意识到城市的未来景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城市系统及其面临的内外部风险日渐复杂,尤其是二战后,城市研究者对如何让城市规避风险、应对挑战并尽快从危机中恢复过来,有了更深的认识。

   主持人:请各位老师具体谈谈,二战后人们关于城市应对风险的深入认识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孙海鹏:城市系统理论是二战后城市研究中广泛使用的理论。城市不仅是由人口和产业构成的空间,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要识别和应对可能遭遇的干扰,单纯依靠物质基础设施肯定是不够的,需要一整套适应性的社会机制,保证公民参与、实现社会平等。经济多样性与调整能力、人口构成、社会团体的组织和应变能力,都是城市应对挑战的重要考量。因此相比于20世纪初,二战后学术界逐渐开始从系统的角度入手来理解城市如何应对挑战。1977年底在秘鲁利马通过的《马丘比丘宪章》认为,功能单一的城市分区会破坏城市的有机性和完整性,提出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应当保持和谐。这些论述与“韧性城市”的许多基本特征——比如系统的多元性、组织的灵活性——不谋而合,可以说向着今天的“韧性城市”理念又迈进了一步。

   李文硕:除了从系统的角度理解城市和城市问题,这一时期,公民参与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就是在城市改造中了解市民的需求,以制定出合理的、科学的方案。20世纪60年代中期,无论是专业的城市规划人员,还是研究城市问题的学者,乃至政府官员,都意识到公民参与的必要性。美国联邦政府在1966年启动了示范城市项目,要求参与项目的城市政府为社区居民参与城市改造提供必要的渠道。英国政府在1968年成立了由住房与地方政府部长阿瑟·斯凯芬顿主持的委员会,以便设计一种公众参与规划开发的合适路径。公众是城市的使用者,他们切身体会到城市存在什么问题,因此公民参与不但可以激发市民参与的热情,也可以形成有活力的社会系统。这一点,也是后来“韧性城市”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琼颖:人们在应对城市风险的过程中,对风险本身的认识也有所深化。法国数学家勒内·托姆1972年提出的“突变理论”在包括城市研究在内的多学科中得到应用,城市危机被解释为系统不连续甚至中断的“突变”:城市环境或现有的社会经济关系已无法适应当前的城市发展,整个城市系统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人们还意识到,诸如洪灾、流行病等灾难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灾害”,还包含一些人为因素。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人类凭借现代治理机制和手段应对风险的能力确有提高,与此同时也产生出一些人为造成的新风险。这一点在城市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城市面临的传统风险的压力减小了,但未知的、不确定的风险却在增加。

   3.建设韧性城市的探索和实践

   主持人:正如各位老师所讲的,学者们对城市韧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深入的过程,尤其是二战后开始从系统论的角度理解城市,对城市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也有了新认识,并且意识到公民参与对城市应对风险调整的价值,这些都是当下“韧性城市”理念的核心要素。具体落实到实践层面,近几十年来,欧美各主要城市在增强韧性方面都有哪些探索呢?

   王琼颖:德国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例子是汉堡市。在1962年的水灾中,汉堡市政府吸取了1892年因处置霍乱疫情不够透明、专业和迅速致使数万人患病甚至死亡的教训,以紧急方式迅速集结军队和警察部队投入救灾工作,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962年水灾过后,汉堡市一方面建立起全新的综合性防洪体系,另一方面将防灾规划纳入城市治理决策中。这座城市还借此重新评估城市未来发展方向,不但重新划分了城市空间的功能,而且明确将提升抗压能力和稳定性、增强危机适应力与城市远景发展联系在一起。此外,德国韧性城市建设探索的重点还包括对公众防灾避灾意识的培育,这一点可以为培养公众共同参与城市未来管理与决策的意识,塑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孙海鹏:二战结束后,为了应对“来自内部的威胁”,伦敦对城市中心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再开发,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质量。从1946年开始,英国政府在伦敦周边陆续建立了数十座新城。这些新城中不只有居住区,也有工厂、商店等设施,既能提供服务、又能吸纳就业。相较于一般的中小城镇,它们对大城市的依赖程度较低,相对自给自足。在20世纪70至90年代,英国通过城市更新增强城市韧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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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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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19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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