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文:我学术活动的领路人刘宋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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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文  


我于1979年由黄冈县(今为黄冈市黄州区)考入沙湖之滨的武汉师范学院(后改为湖北大学)中文系,83年毕业留校,一直到2007年正式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武汉学习、工作了近30个年头,因此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武汉文史资料》向我约稿,该写的人和事太多了,我特别想写写恩师、曾经担任过武汉市政协委员的刘宋川先生。他是我本科阶段古代汉语课的任课老师,毕业时是他竭力推荐我留湖北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任教,他还是我的硕士导师之一,我学术活动的领路人。

我从小就偏爱中文写作,喜欢跟文字打交道,利用业余时间,想方设法看了不少中外的文学著作,包括那时的禁书。刚上初一时,我的作品还在黄冈县广播站的有线广播中播出过,这在当时很能提升我的自豪感,也在不断地催生着我的文学梦:如果能像李白、苏轼那样乘一叶扁舟,遨游长江之上,吟诗作赋,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刚上高中时,我的语文老师邹天斌先生借给我《唐诗三百首》,背了不少名篇;后来(可能是1977年或1978年)展转弄到一本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在文革中编写、由蕲春县文教局教研室翻印的《唐诗选注》,喜不自禁,不但懵懵懂懂地读下来,而且通过其中的格律诗和所附《古典诗歌形式简介》,揣摩近体诗的格律,小有收获。这本《唐诗选注》我至今还保存着。

79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以后,我父亲建议我报考财经学院的财会专业。但那时我一直做着文学的梦,一心想当个文学家,做个李白、苏轼那样的诗人,于是我毅然报考了武师中文系,得偿所愿。当时心想:这下就离当文学家的路近了。临离开黄州前往武汉上学的头两天,我和父亲从王家店来到黄州,寄居于在黄冈地区水厂工作的堂哥家里,准备过两天搭乘水厂到武汉办事的便车前去上大学,我得便在黄冈地区新华书店、黄冈县新华书店转悠了两天,买了不少文学书。第三天一大早就乘车来到武汉,圆我的文学梦。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活是十分充实的,自由探讨学术的气氛极为浓厚,沙湖的水不断地飘荡着我的文学之梦。为了今后能写出满意的文学作品,我一方面注重上写作课和文学理论等课程,观察社会生活,一方面注重阅读文学作品,对其中的遣词造句格外用心,但不知不觉间慢慢地爱上了语言学。我总记得周勃老师用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在文学理论课堂上反复申述的那句话: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我们的古代汉语课是80年开始上的,宋川师是我本科古代汉语课程的主讲老师。当时他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归来,只有30多岁,对学术充满热情,雄心勃勃。在北大,他在王力先生门下进修,颇得王力先生青睐。我们用的古代汉语教材就是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先生讲课字正腔圆,慢条斯理,严谨扎实,精细好懂,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有时候还告诉学生,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应该如何如何去研究它。武师中文系77、78、79三届,每一届的同学年龄都参差不齐,相差可以有十多岁,这三届的同学都知道,79级的同学,特别是那几个老大哥同学,对授课老师很挑剔,希望79级能够得到中文系最好的老师的真传,有的老师甚至被79级的同学炒了鱿鱼。但是宋川师的讲授始终能抓住大家的心,成为79级同学们最喜欢的老师之一,心目中的“男神”。由于宋川师的影响,我于1981年特地寄钱到中华书局邮购部,邮购他们头一年刚刚影印的《十三经注疏》,不时啃一啃。古代汉语课一共开了两个学期,宋川师在下学期讲《诗经》时,选讲了《卫风·木瓜》,其中就有“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也讲了上古声调问题,提到了王力先生的古无去声说,我当时想:这里的的“报、好”好像是去声自押,为什么古无去声呢?我记得我在课后提出这个想法,宋川师的回答是,上古有无去声,要从系统出发进行研究。后来我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研究汉语的变调构词,应该就跟当时有这个疑团有关。

宋川师不但在规定的上课时间毫不懈怠,还多次应79级同学要求,给大家额外补课,有些内容是王力《古代汉语》教材所没有的。例如,宋川师参加过郭锡良先生主持的《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郭先生的这套《古代汉语》教材特地安排了同源词分析的部分,宋川师讲授时加进了同源词的内容。他擅长语法史研究,因此讲授中对词类活用等内容讲得非常仔细。受同源词研究的启发,1982年,我业余写出“并”的同源词系列的考证文章,正好古代汉语教研室的另一位老师章季涛先生对同源词很有研究,他是武汉大学刘博平先生50年代培养的研究生。我曾将考证“并”的同源词的文章送给章老师看,得到充分肯定。章老师还曾建议我投给杂志发表,但出于学习的目的,我始终没有投给杂志。后来原稿弄丢了,甚可惋惜。

宋川师在同学的课外阅读和作业安排上煞费苦心,规定人人都要读《说文解字》,要求经常查阅期刊,古代汉语课程的作业平均1学期有7次之多,而且每次作业都有针对性地作出讲解,特别注重方法论,使人获益。我外祖母家有一本《康熙字典》,我在小学、中学时经常翻一翻,对小篆本有兴趣,小学时就自己动手刻过带有小篆字体的图章,至中学不辍。现在在宋川师要求和指导下,我们79级从图书馆集体借来《说文解字》,争取每个学生宿舍一到两本,我拜读之下,兴趣更浓。刚好中华书局1981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重印了大徐本,立即买来,在上面圈圈点点,有了一点体会。当年北师大陆宗达先生在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说文解字通论》,我也很快买来拜读,对《说文解字》的体会更多。1982年,我将拜读《说文解字》的部分体会写下来,寄给陆宗达先生,希望陆先生给我提出书面指导,以便自己的学习更有效果。这时候,王宁先生刚从青海师范学院借调到北师大给陆先生做助手,她代表陆先生,很快给我回了信,对拙文既作出肯定,又提出了我今后的努力方向。我感到倍受鼓舞,从此更坚定了我从事古代汉语学习和研究的信心。宋川师不计报酬,教学兢兢业业,作了超长投入。尽管同学们比较累一点,但这样一下来,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这跟中学阶段的文言文教学完全不同,由中学的“满堂灌”到了大学的“入门径”,学到了初步的治学方法,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80年开始,中文系请来不少语言学界的先生们来做演讲或授课,授课的地点主要在平房101或文史楼的206。特别是宋川师邀请到王力、周祖谟等先生做演讲,让我们一睹名家风采,聆听他们的谆谆教诲,倍感亲切;80年开始,宋川师多次请郭锡良先生来讲专题课,郭先生讲了很多他近期的研究成果,以及他指导的研究生的成果。我们耳濡目染,获益良多。当然,我在那时除了看一些有关中文方面的书,特别是语言学方面的书,还看了一点其他相关学科的书。这主要是因为我经常上图书馆阅览室,期刊杂志摆在那里,琳琅满目,从而引起了我的求知欲;另一个原因是,图书馆每年都要处理一些旧书,旧书当中有一些是中文学科之外的著作,价格比较便宜,对于穷学生的我来说,还能承担,买下来看看也无妨。现在想来,看看中文学科之外的书对自己有益。在阅览室阅读报刊时,我阅读了每一期的《辞书研究》,唐作藩先生在该刊1979年第2辑上发表了《破音字的处理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我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研究汉语的变调构词,深受此文启发。

由于兴趣所在,我们79级的几位同学组成了一个语言兴趣小组,有喜欢现代汉语的杨绪松,现为政协深圳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深圳坪山新区党工委书记。喜欢古代汉语的多一些,我记得除了我,还有田绍文,曾在湖北省民政厅工作,主编《民风》杂志,现已退休;有胡真,一直从事医古文的教学与研究,现为湖北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有吴辛丑,一直从事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科研,现为华南师大文学院副主任。宋川师经常跟咱们语言兴趣小组的几位同学沟通,让我们到他家里去,给予指导。有时候,他将一些问题写在一张小卡片上,有文字的,词义的,也有语法分析的,都是一些具体问题。他就这些具体问题设问,希望既能增加我们的知识储备,也能培养我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比如文字学方面,他写出一些字让我们分析字形结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个字:“等”和“珊”。“等”字是从“寺”得声;分析“等”,是要使我们知道,分析古文字要有古音学的知识,“等”和“寺”古音相近,所以“等”可以以“寺”为声旁;“珊”是从玉,“删”省声,这是要我们知道,分析古文字不能就事论事,要注意有“省声”的情况。

因此,我在本科阶段对古代汉语的兴趣,是宋川师引起的。

我正式登堂入室,和宋川师单独相处,是在写本科论文的时候。我的本科论文是写否定性无定代词“莫”的起源和发展,确定选题应该是在1982年夏天。我先在地处武昌的武汉市33中(今改为文华中学)实习,带队的是国内有名的中学语文教学法专家罗大同老师。实习完成以后,开始投入毕业论文的写作。“莫”是“暮”的古字,本义是指日暮,先秦开始,就又用作代词。这个代词“莫”已经有人作过研究,要出点新意,着实不易。起先,我看到研究语法史的著作谈到这个代词“莫”的时候,没有人谈它是怎么来的,而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莫”作有无讲,是“日暮”义的引申义,因此我想到否定性的无定代词“莫”是“日暮”义的引申义,日暮了,什么都看不见,因此发展出“没有谁,没有什么”的意思。我对此颇为自得。当我将这个想法汇报给宋川师时,他给我当头棒喝:这是猜测,还没有科学论证。他的这番话对我影响极大,我感到他这是在训练我的科学思维能力。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几乎每周去宋川师家中一趟,就写作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向他请益,也反馈我的一些读书心得。本科论文写下来了,我的古汉语的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宋川师对我的悟性和已有的古汉语基础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82年年底到1983年年初,也就是春节之前,他就开始向我表达想让我留校任教的想法。能够留校搞专业,当时几乎是所有酷爱学术的同学的梦想,这是决定一个学子学术道路的关键一步;而且当时是粉碎四人帮不久,国家百废待兴,高校教师奇缺,在高校任教,就给年轻人成才提供了一个平台。因此,我大喜过望。

当然,留校任教的事也经过了一些波折。我本科期间各门成绩并不是最突出的,古代汉语的研究水平也是在这门课程结束以后得到大幅跃升的。如果按考试成绩,将我留下来任教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宋川师反复跟中文系申明,孙玉文年龄只有20岁,古代汉语各方面的基础都很扎实,悟性好,兴趣浓,最具有培养前途。他力排众议,坚持让我留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当教员。

由于宋川师的力荐,我终于如愿以偿。从此我的生涯就跟古代汉语这门学科的教学、科研紧密相连。我想,如果没有宋川师力主让我留校任教,我也许就跟汉语史这门学科无缘。毕业留校任教,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巨大拐点。

我的离校和留校手续都是同一天办理的,时间是在83年6月30日,我在这边的窗口办理离校手续,马上在另一个窗口办理报到手续。之所以定在6月的最后一天30日,是因为国家有一个规定:15号之前报到的,拿一个月的工资;30号以前报到的,拿半个月工资;校方很体谅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有意让我们多拿半个月的工资。留校任教以后,我被指定为做宋川师的助教。他反复告诫我:除了专业学习,一定要重视外语,学校每周的青年教师外语培训一定要参加,为考研究生做准备。不然的话,最终会被淘汰。我在高中时,学过大半个学期的英语,后来英语课的任课老师被定为四人帮的黑干将,遭到隔离审查。于是我们的外语学习由于没有专业老师而停课了。79年参加高考时,我放弃了外语考试。读大学以后,对外语也没有太重视,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能及格就行。宋川师的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我这才重视起外语来,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攻外语关。现在想来,他的这一督促既有实际效果,又极有意义:学好外语,不仅仅能过必要的考试关卡,对于我自己的业务提高也帮助极大。

我从读大学至今,都喜欢看看中文学科以外的著作,包括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些介绍国外新方法的书。当然,留校之前看得多一些,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有时候超过了看古代汉语方面的书。就是古代汉语方面的书,看的时候也常常泛览无归,全面有余,深度不够。留校以后不久,宋川师看出了这些苗头,及时告诫我:读书要有侧重,要沉潜下去;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辈子就会成绩平平。大家公认王力先生的语言研究领域很宽,但王先生一段时间有一个侧重点,专注于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这样就能深入,真正弄懂、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向王先生学习。他的这些话,所谈的这些道理,我都听进去了,也让我一辈子受益。因此,我无论看什么书,都注意从语言文字入手,争取做到不被人牵着鼻子走。我记得80年代后期,有不少人捧抬一本叫《诸神的起源》的著作,因此有朋友郑重建议我看一看,朋友说:这本书也是注重从训诂学的角度解释文化现象的,外面的评价也是如此。我看了以后,发现此书常识性错误不少,甚至将《说文解字》看串了行。于是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当时一家曾大肆吹捧该书的杂志,但最终泥牛入海。

我是83年9月开始走上讲台的了,起先是从事古代汉语课的辅导。那一年,宋川师主讲中文系82级的古代汉语,我作助教,随堂听课。这时候,教材开始改为郭锡良先生主持编写的《古代汉语》,这套教材宋川师是编者之一。此后,大约是中文系85级,还是宋川师主讲古代汉语,我仍给他做了一次古汉语的助教,也随堂听课。那时候,宋川师应湖北教育出版社之约,正在写作《古代诗文详解(初中部分)》,对一些初中古诗文字词句的解释有新的看法,因此在课堂上不时在相关诗文的讲解中,摆出别人的见解,阐述自己的想法,让我很受启发。例如韩愈的《马说》中的“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有人理解为选择问句,意思是“是真的没有马呢,还是不了解马呢”,宋川师不同意,他认为没有“……邪,……也”这种格式的选择问句,正确的理解是“是真的没有马吗?(不是的,而)是真的不了解马啊”,前面是疑问句,后面是陈述句。当时他还对唐诗格律下过苦功,早在文革当中,“阶级斗争”之余,背过800首杜甫的诗。因此,在古代汉语课堂上,宋川师很用心地讲诗词格律问题,我印象深刻。后来,我在北大指导了三名硕士生写诗词格律的毕业论文,这跟我多年从事音韵学和音义关系研究有关,也与宋川师对我的影响有关。

做古汉语助教的过程,也是我进一步得到学术锻炼、教学锻炼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平时给学生答疑和课外作业上。为了让学生在古汉语学习上有长进,让我尽早在教学上站稳脚跟,宋川师让我平时多跟学生接触,了解他们古汉语方面有些什么疑问;可以经常下学生宿舍,跟学生互动,推动学生提问,并尽量做出准确的解答。有些问题拿不准,就不要急于回答,可以写在笔记本上,回去研究后再回答。有些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可以跟他本人商量解决。大学生的思维是很活跃的,就是古汉语方面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很多没有现成答案;要做出科学解答,就要求我打好基础,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独立思考,尽量做出科学解答。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时的笔记本,偶尔翻翻,还真有不少新收获。

整个80年代,宋川师布置的课外作业都很多。我给他当助教时,最开始几次都是他亲自出练习题,我拿到湖北大学印刷厂去找一位姓唐的刻字工人刻字、油印,再由我分发给学生。宋川师让我自己先将练习做一遍,由他审定,我再根据审定的结果来改学生的练习,在我的笔记上作出详尽记录。遇到学生有不同的答案,而我本人又拿不准时,就去和宋川师商议,分析不同的答案,作出取舍。每次练习,我都要作综合分析,也写在笔记本上,跟他商量后,改正其中的错误,由我给学生讲解,由他补充。后来,宋川师逐步放手,由我在他的指导下,独自出练习题,我刻写后再拿到印刷厂去油印。这样一来,我不但在教学上逐步站稳了脚跟,科研业务上无形有了很大的飞跃,甚至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宋川师对我的培养是倾注了极大心力的。我83年留校后不久,他就带我去华中工学院(今改为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听李方桂先生的讲座;还经常推荐我买一些语言学的书籍,也曾带我到汉口江汉路的武汉新华书店、交通路的武汉古籍书店去买语言学和相关专业的图书。大约是85年,我在湖北电视台工作的本科同学楚宏(已故)想向社会推出一个栏目《中国的字》,聘请宋川师担任主讲人,整个录像过程我都参与了,该节目可能是当年的下半年开始连续向全社会播出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下一个年头是农历虎年,所以宋川师特地讲了一个“虎”字。1985年春季,中国音韵学会秘书处所在地华中工学院举办一个学期的第三期中国音韵学讲习班,授课者都是汉语研究、民族语文研究的一时之彦;宋川师看出这是一个锻炼年轻学者的好机会,力主我去听课,并且跟中文系做疏通工作,给了我业务拓展的一个好平台。讲课的老师中有唐作藩先生,其间唐先生还到湖北大学去演讲过一次,由我具体接送。接送过程中,我跟作藩师汇报了想研究四声别义的想法,作藩师当即表示肯定,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他摸过这个问题,发表了《破读音的处理问题》一文,感到这个选题很有价值,值得花一辈子的功夫去做。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湖北大学还没有汉语史研究生的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祝敏彻先生在宋川师的鼎力推荐下,由兰州大学调回武汉,到湖北大学中文系任教。198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作了改革,一些具有研究生培养实力的学校可以招收硕士研究生,由外校授予硕士学位。这给了多次主动错过发展机会的湖北大学弥补缺失的机会,确定汉语史专业可以招收研究生。为了发展这个专业,宋川师联系上了王力先生和郭锡良、唐作藩先生,又跟湖北大学暨中文系的领导协调好,聘请郭先生、唐先生担任湖北大学的研究生兼职导师,由郭、唐、祝、刘等四位导师组成联合培养小组,招收第一届汉语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湖北大学语言专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86年共招收两名汉语史研究生,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黄孔葵。我归唐先生、祝先生名下,黄孔葵归郭先生和宋川师名下。当时规定:我们两人由四位导师共管,论文写作时才由划归的导师具体指导。这时候,我一边工作,一边读研究生。开始我是给历史系的学生讲过几轮古代汉语,用的教材是王力先生主编的那一套;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课程,主要是教研室的老先生讲授。当时,湖北大学的函授、电大、自考的任务很繁重,教研室只有我是小字辈,因此我经常出差参与这些教学活动。函授、电大用的是郭先生主持编写的《古代汉语》,自考开头也用这一套,后来郭先生和李玲璞先生合作主编了专供自考的《古代汉语》,我们又用这一套自考教材。这套自考教材宋川师也参加编写了。通过对几套《古代汉语》教材的独立使用,我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掌握了不少古代汉语的知识,也体会到不少的研究方法,业务能力大幅度提高。

读研究生期间,我除了在专业领域得到加深加固,最大的收益就是知道做学问要沉潜,不能浮泛。起先是由锡良师和作藩师来湖北大学集中讲课,敏彻师和宋川师两位校内的老师则按一般讲课进度授课。锡良师讲了《说文解字研读》和《马氏文通研读》,那时候,他授课之余,还利用一些业余时间校对他的名作《汉字古音手册》的清样,斑斓满纸。我递交的课程作业是《黄冈话的形尾“子”》,得到首肯。另一篇是《说文解字阐释学研究》,希望借鉴海德格尔的阐释学理论分析《说文解字》的成就,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颇为自得;一个星期后,锡良师将作业退还给我,批了六个字:“穿西服,唱京戏!”要我重做,将段注所用的所有术语都提取出来,作出解释;后来我按吩咐做了,锡良师给了我90分,但由于作业晚交,又扣了5分,最终是85分。我当时对语法史和语音史的兴趣都很浓,锡良师对我说:现在搞语法史的青年人很多,搞语音史的很少,你就侧重搞语音史吧。锡良师那时的一席话,促使我将主攻方向集中在语音史上。作藩师给我们讲了《音韵学》;另一门课程《古音学》是88年春季到北大听课半年时听的。在北大,我还旁听了其他老师的课,大开眼界。敏彻师讲了《朱子语类语法研究》《音韵训诂语法专题讲座》,宋川师讲授《上古汉语语法史》,这些课都带有研究性质,给我的学术震撼可想而知。敏彻师那时带着我标点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训练我的古文阅读能力,我先用铅笔标点,再由他在此基础上作正式标点,同时我还作了一个索引。这个点校本后来由中华书局于2008年出版了。

我读研究生后不久,宋川师担任《湖北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主持学报的日常工作,主编由副校长兼任。《湖北大学学报》在学术质量上的大幅提升,是从宋川师主掌学报时开始的,他不徇私情,一切以学术质量取胜,严把论文评审关,制定严格的奖励制度,使《湖北大学学报》在海内外产生积极影响。这时候,宋川师鼓励我给学报投稿,他说:鉴于目前青年学者发文章不容易,学报需要将学校的青年教师推到学术前台来。我倍受鼓舞,将自己平时积攒下来的文章投给学报。我学术起步的多篇论文就是宋川师主掌学报时发表的。《顾炎武<古音表>中“并入”和“收入”解析》是作藩师《古音学》课的作业,发表在《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六期,《音有正变:音之敛侈必适中——读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札记之一》登在该刊1990年第五期,《略论清儒关于上古汉语四声别义的研究》登在1992年第4期,《从上古同源词看上古汉语四声别义》登在1994年第6期,都蒙当时的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复印;此外,《李贤后汉书音注的音系研究》连载于该刊1993年第五、六期,还有几篇文章,都是宋川师主掌《湖北大学学报》时发表的。

我从读本科到读硕士研究生,到读博士研究生,一直到今天,一直都得到宋川师的关怀和呵护。宋川师,生于1938年,湖北广济(今武穴)人。再过两年,他就要进入八十高龄了。但是他身板十分硬朗,在学问上仍然没有丝毫懈怠,不断有新作出来;当然,沙湖的水也不时地荡漾起宋川师的诗情,使他留下优美诗篇。这是我们做学生的感到振奋的事情。

孙玉文

2016年1月8日于京西天趣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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