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商务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将战略联盟作为独立分析单位引入跨国公司与地缘政治的互动分析之中，考察商业利益影响地缘政治的机制与逻辑。

跨国公司利用战略联盟这一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将国家行为引致的地缘政治风险锁定在可控范围之内。为实现上述目的，本文还进一步构建了“战略联盟—地缘政治”二元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概括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互动模式，并以北溪管道财团、南溪管道财团和纳布科管道财团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与检验。本文发现，市场权力和联盟结构是决定战略联盟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的核心因素。就二者互动关系而言，市场占有率和公司规模不仅影响跨国公司的市场权力，而且决定其主导联盟伙伴关系的能力；联盟结构的不同类型反过来也会影响战略联盟利用市场权力对冲风险的结果。本文构建的“战略联盟—地缘政治”二元分析框架为考察俄欧天然气政治演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中国能源企业海外经营时如何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能源政治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领域，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得以发展的重要问题来源。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80年代新制度主义的发展，都与探究两次石油危机的根源及其影响密切相关。国际关系理论各个流派均存在有关能源政治的富有解释力的作品。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政治经济学进一步从国际商务学借鉴相关概念，分析世界经济中的重大问题。跨国公司被纳入公共外交的分析框架，能源政治中的公司因素开始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并逐渐引起能源政策决策者、石油公司高管和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关注。

俄欧天然气政治并非单一层面的问题，影响这一进程的力量是多元而复杂的。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老牌成员国与美国在欧洲天然气贸易上的看法严重对立，欧盟新老成员国在对俄天然气依赖上存在明显利益分歧，德国和法国等欧盟老牌成员国之间也较难统一意见。同时，由于能源领域中国家利益与公司利益之间的高度重叠性，跨国公司在天然气政治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天然气政治的多层次性，我们需要超越传统能源政治理论关于国家间关系与地缘政治的互动分析，构建加入跨国公司因素的多元分析框架，从而对俄欧天然气政治的演变逻辑提供一个相对丰富和完整的阐释。

二、一个分析框架：跨国公司战略联盟

本文认为，在天然气政治的演变中，始终存在着跨国公司与地缘政治二者的互动关系。管道行业寻求战略联盟已经构成当代欧洲天然气政治的核心问题。国家间关系变动引发的不确定性促使跨国公司采取“战略先行”的集体行动。它们通过构建管道财团这一战略联盟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在新的商业和地缘政治环境下，战略联盟不仅成为跨国公司管理天然气贸易关系的新型制度架构，而且是其寻求商业利益、应对外部风险的战略手段。

本文试图将战略联盟作为独立分析单位引入跨国公司与地缘政治的互动分析之中，找到并度量决定战略联盟对冲风险结果的核心因素，通过考察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建构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框架。与卡尔佩珀等人的结构性权力和工具性权力不同，我们构建的分析框架认为，战略联盟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既能防御风险，又能主动进攻。如果东道国或母国具备使商业利益施加影响的制度环境，那么，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传统利益集团进行政治影响或改变政府政策，进而管控地缘政治风险。如果地缘政治风险超越东道国或母国的制度范畴，特别是由第三国外交和战略行为引发时，跨国公司则通过组建战略联盟、借助集体行动进行防范与应对。

就应对地缘政治风险而言，市场权力和联盟结构是决定战略联盟绩效表现的两个核心要素。市场权力主要指商业在政治过程中的权力，这一权力通常被跨国公司变现为影响政府决策的游说权力。联盟伙伴的地位和能力是战略联盟市场权力的主要构成。本文采用公司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两个指标进行度量。联盟结构是影响跨国公司战略行为结果的另一核心因素。本文采用联盟的股权结构、联盟伙伴的合伙意向和能力两个指标进行度量。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将市场权力和联盟结构作为核心变量纳入“战略联盟—地缘政治”的二元分析框架。依据市场权力的强与弱、联盟结构的紧密与松散，可得到四种不同模式的战略联盟架构和风险应对结果（见图1）。它们分别是强市场权力与紧密型联盟结构、强市场权力与松散型联盟结构、弱市场权力与紧密型联盟结构、弱市场权力与松散型联盟结构。

三、 案例分析与检验

对应上述理论假设，本文发现三种可被检验的理论模式。这三种模式既有北溪管道财团的成功案例，也有南溪管道财团和纳布科管道财团的失败案例。对这些案例的比较分析，有助于阐释战略联盟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的实施机制及其核心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

本部分选取的三个案例具有以下典型性和可比性。一是这些案例在决定俄欧天然气政治、乃至欧洲天然气格局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北溪管道是世界首个跨海直接连接西欧大陆和俄罗斯的管道工程。该管道如若开通，将分流欧洲经乌克兰过境的近一半天然气量。而南溪管道与纳布科管道的竞争结果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东南欧天然气管道格局的走向。二是跨国公司均通过组建跨海管道财团这一战略联盟形式，来解决管道政治中的资产专用性问题。由于管道资产无法被分割且由联盟成员共有，跨海管道项目突破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传统“公司—国家”关系，模糊了管道政治中以国别为单位的利益划分。三是这些案例都是跨国公司为有效应对地缘政治风险采取的战略行为。在管道推进过程中，跨国公司积极利用战略联盟这一制度安排应对不断出现的新地缘政治风险。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系统梳理前人相关能源政治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战略联盟—地缘政治”二元分析框架，认为市场权力和联盟结构是决定战略联盟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的核心因素。本文进一步通过案例分析检验了三种理论假设，它们分别是强市场权力与紧密型联盟结构，强市场权力与松散型联盟结构以及弱市场权力与松散型联盟结构。结果发现强市场权力与紧密型联盟结构能够有效规避地缘风险，进而占据主动权，扩大盈利空间。

调整股权结构是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手段。股权结构的变化不仅可以调整跨国公司在联盟决策中的权重，而且可以改变战略联盟的市场权力。不同模式下市场权力与联盟结构之间的互动机制决定战略联盟的风险对冲结果。在强市场权力与紧密型联盟结构模式下，股权结构的调整通常是双头联合主导型跨国公司共同商议的结果。此类战略联盟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的结果最优。在强市场权力与松散型联盟结构模式下，股权结构的调整往往由主导性跨国公司为加强自身的决策权发起和推进。如果是单方垄断型联盟，那么公司的战略行为很容易被争端发起方视为与特定母国联系在一起，从而易被卷入国家间争端。在弱市场权力与松散型联盟结构模式下，股权结构的调整通常不会改变既有的平均股权结构模式，同时对于提升市场权力的效果亦不明显。这一模式在对冲地缘政治风险时将被率先淘汰。

本文构建的“战略联盟—地缘政治”二元分析框架为考察俄欧天然气政治演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在未来研究中不断补充和完善。一是本文仅以欧洲天然气市场为分析对象。欧洲天然气市场受区域外市场外溢效应的影响不大。然而，亚洲天然气市场则恰恰相反，天然气供给来源的多元化使得外部市场的影响因素应被纳入分析框架之中。二是本文的案例检验尚未包括弱市场权力与紧密型联盟结构模式。这一案例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上较为少见。三是本文涉及的地缘政治风险仅限于地区内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但随着美国制裁北溪-2号管道项目的趋势不断加强，跨国公司能否通过战略联盟对冲美国制裁的影响，将是未来分析俄欧天然气政治的新议题。

尽管如此，这一框架仍将为中国能源企业海外经营时如何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提供有益启示。目前，由第三国外交和战略行为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是天然气政治领域的突出问题。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将能源制裁作为打击对手、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地缘政治工具。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制裁，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全球主要跨国公司做出了不同应对方案。美国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一定程度上也是中俄能源合作深化的重要动力。但从长远而言，我们应重点关注中国跨国油气企业的战略联盟能力，包括增强市场权力和调整公司联盟结构的能力，特别是充分考虑股权结构变化与市场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运用“战略联盟—地缘政治”的二元分析框架考察中国对外能源合作中的焦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