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靖怡 席云舒:胡适、陈受颐往来书信考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 次 更新时间:2021-06-11 10: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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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靖怡   席云舒  

  

   摘 要  现存于世的胡适、陈受颐通信手稿、短札、电报等文件有89件之多,但仅有41封中文书信被整理出版,分别收录于《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和台湾版《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中,其他信函藏于各档案馆,读者不易得见。本文作者搜集整理了胡、陈二人的通信手稿,进行了考订、勘误和释读。胡、陈通信贯穿了上世纪30—60年代,每个时期的通信内容各有不同,30年代前期侧重于教育问题,主要关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改革;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受抗战影响,通信内容主要关于学者在战争年代的人生抉择;4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以学术活动为主,包括学术演讲、文章切磋、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等。这批手稿是研究胡适、陈受颐等人物的绝佳史料。通过胡、陈通信,读者可以看到民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理想和家国情怀如何与时代浪潮相互缠绕,气象万千。

   作者简介:赵靖怡,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席云舒,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引 言

  

   1930年底,胡适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回到北大,一年后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致力于招徕人才,重振北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在北大兼任教授。陈受颐正是胡适和傅斯年都看重的文科人才之一。

   陈受颐(1899—1978),广东番禺人,1920年毕业于岭南大学,1925—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在西欧文化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是中国比较文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学科的开创者之一,1931年接受胡适和傅斯年的邀聘,出任北京大学任历史系主任。1936年,他向北大请假一年出国访学,期间曾在加州克莱蒙特联校波莫纳学院(Claremont Colleges, Pomona College)[1]任客座教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陈受颐和夫人李环才被困海外,经胡适介绍到檀香山大学(即夏威夷大学)教书。[2]但苦于檀大浓厚的排华亲日氛围,也因为夫人患有肺病无法回国,陈受颐曾请胡适介绍到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教书,但未能成功。最终,陈受颐于1941年接受了波莫纳学院的聘请,在此任教,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了大量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1978年在美国病逝,享年78岁。[3]陈受颐过世后,家属将其个人文件捐赠给联校洪诺德图书馆收藏。

   胡适和陈受颐自1931年成为同事后,遂成终身好友,一直保持通信,其中部分书信已被收入胡适书信集中。《胡适来往书信选》1979年版和2013年修订版中收录有1940年3月5日、11日《陈受颐致胡适函》2封。[4]《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收录有1937—1946年间《陈受颐致胡适函》8封、1931年《陈受颐致傅斯年函》1封。[5]2018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收录有1933—1961年间《胡适致陈受颐函》33封。[6]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的《胡适书信集》[7],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的《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8],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9]则没有收录胡、陈通信。

   然而,我们发现仍有大量胡、陈通信手稿从未结集出版。胡适接收的信件分别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胡适纪念馆,陈受颐接收的信件则被整理为“陈受颐档案”,藏于洪诺德图书馆特藏部。我们获得了胡适纪念馆和洪诺德图书馆两处的信函手稿及相关文件。经统计,现存胡、陈通信及相关文件多达89件,包含书信、学位证书、邀请函、日程表、短札等各类手稿。其中,6封书信没有确切落款时间;6份文件与书信内容相关;另外16封虽然是二人各自与第三人的通信,但内容与二人密切相关。

   台湾版《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中所收录的33封《胡适致陈受颐函》,其最初来源正是克莱蒙特洪诺德图书馆。2013年,该图书馆与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合作,共同整理了部分胡适信函手稿。然而,由于《胡适中文书信集》中只收录胡适所写的中文信件,为数不少的陈受颐致胡适书信、胡适致陈受颐的英文书信遂被排除在外。由于已出版的书信、文件不全,二人通信内容也断续残缺,其史料价值未能得到完整呈现。实际上,完整的89份书信文件贯穿了上世纪30—60年代,不仅反映了通信双方的人生经历,更与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外交、政治、文化密不可分,是胡适研究领域的新宝藏。

   胡、陈通信的整理研究,也有助于弥补国内陈受颐研究的空白。陈受颐学风朴实、研究扎实、人品甚佳,罗常培称“史学系的成绩以受颐在职时最好”,[10]傅斯年甚至因为姚从吾批评陈受颐“没有学问”,而与姚绝交。[11]1948年,陈受颐虽然旅居美国,仍然入选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候选人名单,可见其为人处世、学术成就、行政能力都是广为知识界认可的。但由于他常年漂泊海外,已经渐成“被遗忘的北大历史系主任”。虽然有《近代中国史家学记》[12]《民国人物列传》[13]《独立评论文选》[14]等著作出版,也都只收录了他20世纪前半叶的部分资料。目前专门研究陈受颐的文章仅有梁建东先生2015年的论文《被遗忘的先驱——陈受颐及其18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史研究》[15]一篇。因此,对这批手稿进行整理释读,就更显必要。

   胡、陈通信及其相关文件手稿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通信时间跨度大。据现存书信看,胡、陈通信始于1931年1月22日,由胡适写给陈受颐,谈陈受颐夫妇新婚典礼之事;终于1961年11月10日,由胡适写给陈受颐,谈及各自的身体健康。此外,在胡适纪念馆档案中,还有一封1962年2月12日由Henry Allen Moe写给胡适的英文信,请胡适做陈受颐研究项目的推荐人,而胡适1962年2月24日逝世,可能未及见到此信。可见二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和私人交往数十年未曾冷落。

   第二,书信所谈内容范围广,公私事务兼具。不同于胡适与顾颉刚、王重民、杨联陞的通信多以论学为主,陈受颐与胡适所谈的“私事”也占有不小篇幅,包括一起帮朋友谋职,关心对方及其家人的身体健康,委托办理家常琐事,交换出行计划以期会面等,向世人展露了温情而洒脱的名士风姿。抗战时期,二人通信时往往将国事、家事与扶携劝勉同谈,彰显两位北大同仁在动荡时代对学术理想和家国情怀的坚守。

   第三,不同时期各具鲜明主题。胡、陈通信手稿内容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可按时间分为三个阶段,对应不同的时代主题,即30年代前期侧重于教育问题,主要关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改革;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受抗战影响,以学者在战争年代中的人生抉择为主题;4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主要以学术活动为主题,包括学术演讲、切磋文章、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等。这批手稿是研究胡适、陈受颐等人物的绝佳史料。通过胡、陈通信,读者可以看到民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理想和家国情怀如何与时代浪潮相互缠绕,气象万千。

   本文将以胡、陈通信手稿为底本,分“1933—1935年:胡适、陈受颐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教育制度改革”、“1938—1940年:国事、家事和学术理想的撕扯”、“1945—1946年:回归学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1950年:胡适在克莱蒙特联校的演讲及其人类学荣誉博士学位”四个部分进行释读,并对其中的偏误进行考订、校勘。

  

一、1933—1935年:胡适、陈受颐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教育制度改革


   通过胡、陈通信手稿可见,30年代通信的主要内容是香港大学现代中文教育的建制和改革,尤以胡适、陈受颐、林语堂等人关于港大选聘中文讲师、规划港大改革的通信最为典型。胡、陈通信系列手稿可以帮助我们复原港大中文教育改革始末,重新发现胡适、陈受颐等人的积极推动作用,从而管窥香港大学现代中文教育的建制与改革之一斑。

   1935年1月,胡适南游香港、广州、梧州、桂林等地,在香港做了五次演讲,并获得香港大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这些经历和感受后来都记载在《南游杂忆》里。胡适在文中提及“港大曾请广东学者陈受颐先生和容肇祖先生到这里来研究港大的中文教学问题,请他们自由批评并指示改革的途径”,[16]却谦虚地隐去了自己的功劳。

   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简史》上,许地山作为港大中文教育改革的“功臣”之一,享有整个独立章节的表彰纪念。而关于胡适和陈受颐,则仅有简单介绍:

   一九三四年夏天,校方聘请北京大学陈受颐教授与辅仁大学容肇祖教授亲临香港考察,为大学的中文教育提供改革方案。一九三五年一月胡适博士到香港接受香港大学颁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对中文系课程的批评与中文教育的期许进一步促成校方急欲改革中文教育的决心。校方虽未能成功邀得胡博士出掌中文系,却得到胡博士的推荐,于该年七月聘请燕京大学许地山教授负责领导和策划学系的课程改革。[17]

   从香港大学的角度来看,许地山才是为中文教育改革做出实际工作的人。然而,实地考察港大中文教育并推荐许地山加入香港大学的,却是胡、陈二人。在解读胡陈等人通信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香港大学的中文学院。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正式成立于1927年,前身是1913年成立的文学院。文学院最初仅有两位讲师,都是晚清的进士,即赖际熙(1865-1937)太史与区大典(1877-1937)太史。“文学院”和“中文学院”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和现代学术关系不大,实际上是“经学院”。

   尽管由经学教育起步,发展过程也极尽坎坷,但港大一直锐意改革,构建现代中文教育。1923年,香港大学文学院主动将“传统汉文”的课程学时减半,以应改革要求,但力度仍嫌不足。1926年,英国通过庚款退款议案,财政困难的香港大学为之心动,遂将文学院的改革计划作为“金牌投标书”,争取英庚款补贴。可是,英国威灵顿代表团(Willington Delegation)考察香港大学的教育情况后并不满意,认为该校文学院只缩减经学课程是不够的,还要“赋予此等教育新的现代意义”。[18]为此,两位太史主动提出改革,计划设立新的“华文部”(即后来的中文学院),增设“文词学”等课程,成功获得英庚款。

   可是校方并未践诺,反而将英庚款扣留,并未拨给“华文部”。幸得赖际熙、区大典及文学院首届毕业生林栋四处筹款、百般斡旋、辛苦维持,又有香港总督金文泰支持,中文学院于1927年正式成立,由赖、区、林三人主持。

   1930年,赖际熙继续尝试改革,为中文学院设置“史学”、“经学”、“文词学”、“翻译学”与“哲学”五门课程。1933年,中文学院改组,并入原来的文学院,成为文学院下面的中文系,改设“文词”、“哲学”、“史学”、“翻译学”四门课程,经学课程终于被取消。学者车行健认为香港大学经学课程的取消,要归咎于许地山和胡适的激进主张,[19]是不正确的。早在胡适推荐许地山入职之前,校方就已经主动取消了经学科目。

然而,仅仅是课程设计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现代意义”的注入。胡适在《南游杂忆》中曾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文科的教育可以说是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不发生关系……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之外”。此地学术思想还停留在经学时期,甚至白话、国语都尚未普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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