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建党初心与革命救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笔谈(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 次 更新时间:2021-06-11 06: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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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  

   编者按: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已走过100年的光辉历程。为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四史”特别是学习党史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光荣传统和伟大成就,更好认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实事求是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本刊特约请8位学者,就百年党史和党史研究进行总结和讨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其中,有6位学者分别从革命救国、中国道路的选择、中华民族复兴史、游击战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他者”的视野、苏维埃革命等不同视角,诠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中国共产党的优胜之处和成功经验。有2位学者从百年党史书写和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角度对党史研究进行思考与分析。这8篇笔谈尽管视角不同,但都涉及党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我们期待学界同仁能够共同探讨,以把研究引向深入。

  

  

  

   习近平同志最近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这个百年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据此,建党百年的伟大业绩则可概括为救国、建国、兴国、强国的伟大斗争,使神州大地发生历史性巨变。在这从百年前开天辟地到百年来改天换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本文通过分析两个历史伟人就建党以来28年怎样革命救国谈点看法。

  

   一、历史背景决定了建党初心是革命救国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立?一言以蔽之:救国!这是近代以来亿万同胞的心声。1840年鸦片战争,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经济总量(GDP)占全世界1/3的大清帝国丧权辱国,中华民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

  

   一个具有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且雄踞世界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的伟大民族,居然沦落到了这样的境地,“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这是孙中山先生对那时中国状况的描述。我们这个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民族,是个不甘任人宰割、发奋图强的民族,怎能容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苦难深重的屈辱状况呢?绝不可能!

  

   先进的中国人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在农民起义和君主立宪运动失败后,孙中山试图搬用资产阶级共和制救国,并在兴中会成立时破天荒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但是,即使在取得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胜利后,仍没有改变苦难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华民族千年盛世与百年衰败的变奏曲,呼唤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她接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振兴中华”的接力棒,开启了救国的新征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是由五四运动揭开的,但它的领导者是随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就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救国革命艰苦卓绝斗争的28年。在这28年里,需要浓墨重彩书写的历史人物很多,但对于建党和救国两件大事而言,影响最大的当属陈独秀和毛泽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救国革命的胜利。

  

   二、陈独秀的救国初心与党的创立

  

   陈独秀是充满激情的革命家。他5次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于1905年成立安徽第一个具有军事色彩的革命组织“岳王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并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成为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进行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他创办《新青年》,高举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两面大旗,率先吹响思想启蒙的号角,担当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他的思想进一步转变,《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爱国运动,起草并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一个著名教授奔走呼号,直接冲锋陷阵,他是唯一的一个。毛泽东非常敬佩地称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被捕获释后,由李大钊护送离京,途中两人商讨建立共产党组织。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他在上海时,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上海工人宣言》,催生劳动者的觉悟,呼喊“劳工万岁”。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深入工人群众的淬炼,陈独秀的思想境界升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与李大钊积极筹备建党。1920年8月,他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不仅主持拟定宣告共产党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还大力推动建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是有了这样的背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闭幕,宣告党的正式成立。陈独秀尽管没有出席会议,但被大会选举为最高领导机构即中央局的书记。就革命资历、活动能力、个人声望和社会影响而言,这个职务非他莫属。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也是党从一大到五大的最高领导人。在革命实践方面,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等,他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推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和批判戴季陶主义等方面,他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指导作用。在理论探索方面,他对中国革命的若干基本问题也有自己的贡献。比如,他提出“农、工、商、学生人民势力”是“中国真正主人翁的势力”的观点,强调“这派势力若终不能集中强固起来管理中国,中国便永远没有救济的希望”。他起草的中共二大宣言虽然对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前景没有明确认识,但指出“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这说明他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有一定的思考。事实上,在建党及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突出的。大革命后期,由于共产国际不主张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新右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他在大革命危急关头,缺乏对复杂多变形势的正确判断,不善于应变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大革命失败,导致数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诚如毛泽东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陈独秀不是党的成熟领袖,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大革命的失败在那时难以避免。

  

   三、毛泽东的救国初心与领袖风采

  

   毛泽东与陈独秀就年龄而言相差14岁,但救国之志相同。“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就是毛泽东的初心。1920年,毛泽东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后来回忆这次会见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谈“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就此而言,两人可谓师生辈。但在建党以后的救国征途上,毛泽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当年的毛泽东相比于陈独秀,有三大“长项”。这展现了他的领袖风采。

  

   一是对中国农民问题特别关注。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对农民有天然的厚爱之情。而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又是农民问题,只有正确解决了农民问题,中国革命才能胜利,救国方能成功。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被誉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在1927年大革命紧要关头,如何看待农民运动,陈独秀、毛泽东持截然不同的态度。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致信中央,希望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却未予理睬。在党的五大,毛泽东邀集彭湃、方志敏等联名提交重新分配土地议案,陈独秀却未将议案提交大会讨论。在接到共产国际关于挽救革命的五月紧急指示后,陈独秀仍然坚持认为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认为只有先纠正“过火”行为才能解决土地问题。

  

   二是重视武装斗争。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马日事变后,他回湖南任省委书记,提出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在7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陈独秀在理论上也不否认武装斗争,还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是,自北伐以来,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运动方面,没有重视共产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的问题。湘鄂赣广大工农群众从溃散的敌军那里获得大量枪支弹药,迫切要求武装自己,他却反对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党的五大本来应当提出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有效对策,他的长篇报告却只有原则性意见,特别是对建立革命武装这个最紧迫的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

  

   三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对国民党领导集团的认识比较清醒。毛泽东在1926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正在国民党中央担任代理宣传部长。该文对各阶级的状况和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党的政策态度作了深刻阐述,并对国民党右派言论给予有力驳斥。这说明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问题已有一定忖量。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他立场鲜明地与西山会议派斗争。但就在这次大会上,陈独秀等表示了向新右派让步的态度。随后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毛泽东主张反击,通电讨蒋;但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和苏联军事顾问团主张妥协。对于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陈独秀和苏联顾问也迁就赞同,但毛泽东拒绝签字。此后毛泽东的不少正确主张都没有为中央所采纳。中共五大对蒋介石集团的妥协和对汪精卫集团的幻想,使毛泽东预感政治风云将要突变,他的词作《菩萨蛮·黄鹤楼》抒发了对革命前途的忧虑和要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四、毛泽东领导革命胜利,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在历史转折关头,人物的命运瞬时转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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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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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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