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从子弟到作者——关于人民出版社的杂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2 次 更新时间:2021-06-09 10: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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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  

  

   妈妈成为人民社政治组的一员,我也得以列名该社子弟

   我与人民出版社的关系,要从我妈妈夏虹说起。我妈妈1951年1月从华北革命大学结业,分配到华北人民杂志社做资料工作。杂志社后并入华北人民出版社,我妈妈也从资料组副组长转入编辑系列,开始编发政治理论读物,并由此确定了她在出版这个行当中的位置。1954年8月,华北人民社并入通俗读物出版社。至1958年1月,通俗社大部分人员又并入人民出版社。起初出书还保留了原有的名义,1960年2月通俗编辑部撤销,我妈妈才正式成为人民社政治组的一员,我也得以列名该社子弟。

   最早的记忆与妈妈的老同事蒋曙晨有关。1951年3月,我爸爸刘岚山参加了新华书店总店组织的战地文化服务队,前往朝鲜。9月我哥哥出生时,爸爸不在身边。初为人母的妈妈应付不过来,蒋曙晨叔叔即过来帮忙,为我哥哥洗澡。家里的相册有一张蒋叔叔抱着我哥哥的照片,所以我知道了这件往事。不过,当时我还没出生,这个“记忆”其实应该说是从我妈妈那里听来的。蒋叔叔自《华北人民》开始,一直是妈妈的同事。我印象中的他身材高大宽厚,显得很壮实。

   1960年秋,我考进了全日制的景山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我就独自一人,每天换乘三次车,到位于沙滩、后来是骑河楼的学校上学。中午下课后,住在附近的同学可以回家吃饭,下午再返回学校,继续课业。我则来不及赶回家,校内又没有学生餐厅,于是就坐三站公交车,到位于朝内大街的人民出版社食堂吃饭。

   饭后还会有一小段空闲时间,妈妈希望我能躺下休息。不便在办公室里和大人们一起拼桌椅,妈妈于是向出版社领导申请,居然在当时楼内的女职工单身宿舍里,为我争取到一个床位。那本是董秀玉与另一位姓施的阿姨合住的房间,我挤进去,显然对她们多有不便。记得在宿舍只偶尔见过小董阿姨,她似乎总在忙。施阿姨人很随和,喜欢说话,我和她聊天比较多。因此所谓“午睡”,多半只是躺在床上而已,基本没有睡着过。

   我当时就听说,几年前,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上海招来一批中学生做校对,号称“红领巾校对”,董、施二位就在其中。董秀玉日后做到香港三联书店与北京三联书店的总经理与总编辑,自然与她1956年入社后即刻苦钻研业务,广泛阅读与积累知识有关。而我听到的关于她的最传奇故事是,经她校对的《毛泽东选集》没有一个错字,那应该是用了倒校法。而九十年代后,我重见董秀玉时,比较尴尬的是,不知应该跟着陈平原称她为老董,还是保持原先的“阿姨”称谓。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沈昌文先生那里,而且,我们的学生又成了他的麾下。

   说到沈昌文叔叔,我最该感谢的是他编写的《编辑手册》。此书1963年印出,内部发行,社内编辑人手一册。其中收录了人民出版社关于书稿编辑和出版、审读与加工整理等各项规定,以及编辑书稿时常用的各种资料,如各国概况,货币名称与计量单位,国内外的报刊、出版社与图书馆,历史朝代纪元,常用工具书,文字、标点的使用规范,外文字母与符号的识别,出版与印刷所涉及的问题等。我家里也有一册,是方形开本、淡黄色封面的小精装本,很雅致。我曾经翻过,倒因此记得了关于引文标点的编辑规定。引文前后固然要加引号,区别在于:如果是完整引用,前面要用冒号,最后的句号在引号内;如果只是片段引用,前面用逗号,最后的句号在引号外。后来我写文章一直遵循这个原则,也以此告诫学生们。

   人民社的编辑里藏龙卧虎

   当然,我最多出入的还是妈妈的办公室,所以对她在政治组的同事相当熟悉。除了蒋曙晨叔叔,还有一位徐砚华阿姨,她是时任出版局副局长王仿子的夫人。我跟着妈妈去过她家,记得是在热闹的隆福寺大街里一个安静的小院。社长王子野的夫人陈今也在这个组,她个子比较矮,微胖,身体好像不大好。另一位我称为小陈叔叔的年轻编辑陈文伟,毕业于北大法律系,在政治组有点难以施展专长。后来他终于去了法律编辑室,再后来,法律室就独立成为法律出版社了。

   人民社的编辑里真正是藏龙卧虎,我所知道的最厉害的一位是林穗芳,据说他懂13种外国语言文字。而写作此文之际,我检索网上资料,发现他比我以前知道的段数还要高,竟然是通晓17种外语(12种欧洲语言和5种东方语言)!其子林梅村现在北大考古系,是著名学者。应该也是念在我们都是人民社后人的特殊缘分上,他竟然送给我和陈平原一册经他考释的《蒙古山水地图》,这可是定价三千元的大书。

   还有一位奇人吴国英,精通俄语和德语,但双耳失聪。关于他的著名传说是,放映苏联电影时,他虽然听不见,却单凭口型,就能够知道人物在说什么。而这应该是真的。我妹妹曾在干校生活过几年,经常和吴叔叔聊天,完全没有感觉到交流不畅。甚至不用走到近处,隔着一段距离,两人就可以开始交谈。当然前提是,你得正面迎向他。

   由于妈妈在政治组工作,也影响到我们家的藏书结构。书架上最惹眼的大套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41册、《列宁全集》39卷与《斯大林全集》13卷。

   人民社还出版过一些比较特殊的灰皮书,都是内部发行,曾经引起过很大关注。我家所有的仍然和妈妈的政治编辑工作相关,主要是那些八十年代前后,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印行的党史资料,据说每种只印五百册,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郑超麟的《郑超麟回忆录》等。读大学后,由于好奇,我曾请妈妈从出版社资料室借来过南斯拉夫政治家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世界知识出版社名义,于1963年印行),却因缺少政治兴趣,没有读完。

   1975年,妈妈从干校归来,重回人民社政治组。这段时间她编辑的书里,我最喜欢的是《在日本十五年》。此书是以人民社副牌三联书店的名义,于1981年出版。作者刘德有1964年作为第一批常驻日本的记者,在日生活多年,对东瀛各界有广泛接触与深入观察。此书在当年算是一本笔调温暖的知日小书,面世的第二年,即以《日本探索十五年:中国の记者は日本で何を见たか》的书名,出版了日译本。

   我是1969年4月去吉林插队。大概在1968年下半年吧,妈妈带回过一册同事李蓬茵(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廖盖隆的夫人)粘贴的家书。信是由李阿姨的儿子所写,我现在猜想,应当就是八十年代提出“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思路的廖逊吧。记不清这位上山下乡的知青是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到陕西或山西插队,总之,所有的书信在那个革命气氛浓烈的时代,既不乏对理想的憧憬,也深藏着对家人的关爱。有情有义,温文尔雅,且不乏幽默,所以感觉比较异样,很好看。我特别记住了其中形容李阿姨的一句,说她像个暖水瓶。我读这些信,也生出同样的感受。而妈妈将这册家书借回,未尝不是在为我们即将来临的插队生活预做心理准备。

   1975年,从咸宁转到丹江干校的妈妈也终于回到北京

   1969年10月,爸爸、妈妈一起远赴湖北咸宁,到那里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不久,留在北京的家属也以“战备”的名义,被要求前往,妹妹因此和妈妈住到一处,在汀泗镇读中学。干校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文化部下属各单位以连为序号,主要集中在向阳湖(原名关阳湖)边、通称“四五二高地”的校部一带,围湖垦田。我爸爸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在那里,番号是14连。唯有人民出版社编成的13连驻在汀泗桥,算是工业连,承担了为全干校建房烧石灰的任务。我去那里探亲已是1971年初,住房基本建好了。

   妹妹来武汉接我,我们先一起游览了东湖风景区,然后才乘火车到汀泗桥。下车还要走五六里路,一到13连,立刻有狗上来亲热。妹妹说,这狗凡是干校的家属,无论从哪里来,都会欢迎;但见到本地人,则会扑上去大叫。

   虽然盖了不少房,但还是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除了三口以上或年纪大的夫妇,13连大部分人是住在男女有别的集体宿舍。妈妈的宿舍是个套间,进门右首是副总编谭吐的夫人高奇的床位,以下依次是妈妈和我妹妹。对面是军宣队代表的夫人,姓张。里屋有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带着女儿郑苏伊,还有美术组组长马少展,她也是妈妈最老的同事,从《华北人民》时就在一起。我去后,和妹妹挤睡一张床。

   我在干校住的时间不长,最多一个月。当时关系最密切的是郑苏伊,离开后,还通过几次信。苏伊的爸爸臧克家和我爸爸是老朋友,作协和文学社又都在校本部那边,有时两位老友会结伴乘火车来探亲。我也和妹妹一起去14连看过爸爸,好像还在客房住了一两夜。当时觉得他们的伙食不错,每天每人都有一个咸鸭蛋。接着就听说,那是由于第一次收割水稻没经验,赶上连阴雨,无法晒干,都捂坏了。干校紧急买了巨量鸭子来吃这些稻谷,学员们的生活也意外得到改善。不过,更可靠的说法也许是,文学社的陈早春出身湖南农家,懂得如何饲养鸭子,14连才能享受到这一额外的福利。

   那次回程,一路颇曲折。当我们赶到咸宁火车站时,上午那趟车已经开走,晚上还有一班。但想到要在小县城里晃荡大半天,实在无聊,我们于是决定开步走。咸宁到汀泗桥,火车只是一小站,路程却有三十多里。我们先沿着铁道线走,接近汀泗桥时,再转到妹妹熟悉的近路,终于在晚饭时分回到了13连。那天总共走了将近六十里。

   我虽然是探亲,但在干校人人出工的氛围下,也不能白吃饭。到14连那边时间虽短,也跟着爸爸下大田体验过半天。在13连期间,某日,石灰窑突然需要加料,大人们不在(可能是去校本部开会吧),在家的孩子们立刻组织起来,用畚箕挑着石灰石上窑,我也跟着搭了把手。过后出墙报时,我作为编外人员,也特别受到了表扬。

   说到墙报,在干校就是黑板报,13连那个板块应该是由吴道弘叔叔负责。一次,他出墙报时,我正好在旁边,他于是把文章标题留出来,要我来写。我推辞说,字不好看。但他坚持,说看过的,很好;而且,我不写,他就要空在那里。没办法,我只好从命。

   逗留干校那段时间,同屋的高奇阿姨是我交谈最多的长辈。她在妇联工作,人看上去就很精明能干,桌面、床铺都收拾得十分整洁。她当时忽然得了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征,天旋地转,无法起床。我反正闲着无事,就去照顾她。按照她的病情,大小便应该都只能在房间里解决。但高阿姨非常自尊,一定要我扶她去厕所。偏偏那个公用的女厕所在山坡下,路着实不近。我劝阻无效,只好奋力架着她,慢慢移动过去。如厕归来,高阿姨几乎虚脱,我也出了一身大汗。

   那时,13连还有一个著名人物,就是被打为“516”的年轻编辑梁初鸿,他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研究生。为了表示对这一定罪的抗议,他不但不起床,而且一度绝食,后来真的肌肉萎缩,行走困难。梁初鸿单独住一屋,连里每天派专人照看他。据说他后来去了广西大学,人民社成了他的伤心之地吧。

   在干校,革命传统教育是必备课程,何况,从这里去韶山已经很近。我参加的这支小分队是人民社补办的,包括我妈妈在内的大队人马先已去参观过。我们一行五人,除了我和妹妹以及另一位子女,还有两位出版社的叔叔和阿姨。那时到韶山,已经专门从长沙修了支线。我们先隔着水塘,在毛泽东故居前照相,感觉我和妹妹还没站稳,摄影师已经在叫“下一个”了。进故居,照样还得再排一次长队。

   当然,韶山只是最重要的目的地,转回长沙后,我们还要继续接受教育。于是,毛泽东在那里活动的各处遗址,比如湖南第一师范(特别去看了那口他每天洗冷水澡的井)、船山学社,诗词中提到的“橘子洲头”,经常逗留的岳麓山爱晚亭(当然也会顺便参观黄兴墓与蔡锷墓)等,均无一遗漏,前往瞻仰。连传言毛泽东最喜欢吃的火宫殿臭豆腐,我们也追踪品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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