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一方面，这一学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系统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理论结晶；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作出的历史回应，是对马克思主义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这一学说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明确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凝练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一学说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升华为系统性的理论，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突破并构建出系统性的学说体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不仅创造性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主题，而且反复强调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强调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认识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工作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系统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的历史观和基本原则，以此为前提展开了一系列学术范畴的创新和凝练，形成了重要的开拓性理论成果。同时，根据理论上的内在逻辑要求，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并把这种理论逻辑转变为实践逻辑。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本文从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提出、理论基石和基本原则、学术范畴的创新和凝练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内涵和时代背景
（一）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是理论上的深刻变革和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上的创造
从一般范畴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运动直至灭亡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并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预测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资本论》的副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也明确指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典作家将其称为“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如后来的学者所说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也有一般性地称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这种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对应，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普遍历史各类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则被称之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不过由于在马克思经典作家时代，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还未产生，因而在理论上不可能形成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所以经典作家指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待创造。“十月革命”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演进中的建立，需要并且逐渐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有了进一步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但在范畴上怎样概括，是称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还是称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一方面表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本身的不成熟，同时也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自信。
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是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首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标志着我们党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成熟。党的十三大报告特别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不再保留“有”字），表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直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在思想演进逻辑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既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最充分的运用和最深刻的证明，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当中具有枢纽性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全部探索的主题，在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启思想解放）、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讨论开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认识）和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讨论开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的新判断）的全面深入的运用，其中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运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早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邓小平就敏锐地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直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与这一历史实践进程相一致，政治经济学理论从“初稿”演进为“系统化的学说”，而这个“系统化的学说”的经典表达便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说在理论上，一方面是对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系统总结和升华，另一方面又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明确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基于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
（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是对时代发展的历史性回应
这三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中的重大创新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前提，都在于要回答不同历史时代提出的不同发展命题，即如何实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果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我们党面临的时代问题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我们党面临的时代问题是如何实现“富起来”，实现了从贫困向小康的经济发展，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那么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我们党面临的时代问题便是如何实现“强起来”，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基础上，乘势而上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把我们国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从发展基础来看，经济社会发展达到新水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发展时代起点上，不仅具有新的发展机遇和目标，而且必然面对新的矛盾和挑战。从发展条件来看，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进入新常态，约束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会发生系统性变化。就需求侧变化而言，与以往相比较，由于经济成长水平的提升和体制改革推动的市场约束力度加强，需求膨胀经济短缺的格局已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的“羊群效应”总体消失，依靠产出规模扩张为主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已不具市场需求条件。就供给侧变化而言，包括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技术进步等各方面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系统性地大幅上升，国民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为主的经济增长已不具竞争性和可持续性。就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而言，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生的深刻改变，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从1978年的不到1.8%，上升为2020年18%左右（自2010年起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进出口货物贸易、工业制造业产值规模等多项重要经济指标上均已跃升为世界前茅，因而世界经济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增强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严重受挫，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加剧，中国经济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世界市场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口需求拉动增长的动能大幅减弱，因而要求构建新的发展格局，以重塑竞争新优势。上述各方面约束条件的变化，要求必须根本转变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张带动经济规模扩张式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否则，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会严重受挫。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纲领要求的目标实现进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之后，首先要从现在的上中等收入水平进一步发展至高收入阶段。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目前已进入高收入阶段的七十个左右国家，在发展史上从进入上中等收入到达到高收入起点水平（以1986年的人均6000美元为起点）平均用了12—13年时间，如果要达到超出高收入阶段起点水平20%—30%以上，以防止经济波动致使经济倒退回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稳健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需要的时间还要再长些。中国经济按人均GDP水平为标志，是在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到2020年年均人均GDP已达1.1万美元，距离高收入阶段的起点（2019年为12000多美元以上）还有一定差距，距离超出起点线水平20%—30%的15000美元以上差距仍较明显。“十四五”面临的重要经济发展任务便是稳健地跨越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水平，即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之后，再用十年时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就人均GDP而言要达到或接近3万美元（当代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要求GDP总量按不变价格较2020年翻一番，未来十五年内，年均增长率要达到4.73%以上。事实上，若不根本转变发展方式，这一发展目标很难实现。如何实现新动能的转变，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只有很好回答这一我们面临的时代性问题，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才可能到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世界居领先地位。就人均GDP水平而言，应当赶上发达国家（包括中等发达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全部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中国，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的同时，根本改变人类现代化的格局，占世界总人口18%以上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将根本改变现代化人口格局，同时极大提升世界现代化的程度（现阶段发达国家总人口占世界10%）。特别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将拓宽现代化的实现道路，根本改变以往的现代化实现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具体实现上述目标？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
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
（一）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为基石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当代经济学，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各种流派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以一定的价值理论作为“最后的基石”，即以一定的价值理论奠定其经济理论的历史取向和价值立场。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特点便在于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也就是说，一定的政治经济学必定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和利益上的，因此，价值理论便成为所有经济学的最为深刻的且不容含混的基石，同时也成为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
以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归根结底是研究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建立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二是怎样建立和如何运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这两个基本问题的回答都是以特定的阶级立场和利益选择为前提的。论证为什么选择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说明其历史的进步性、合理性和必然性，首先是从一定的阶级立场和利益要求出发的，考察如何运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说明怎样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首先必须明确为哪一阶级的利益。而对这两大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回答，必须以价值理论为基础，价值理论是从根本上对这两个基本问题作出解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即社会生产和分配问题，因而价值理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产生起，其基本使命就是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进而论证替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正义的？因为它是公正且是贯彻等价交换的法权规则，是对“不平等”封建等级特权的否定。那么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公平竞争等价交换的经济？进而这种法权的市场经济的平等依据的基础是什么，等价交换的根据是什么？进而价值的源泉是什么，什么是价值，价值量如何决定，价值与价格的关系等等问题成为焦点，价值理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显然，价值理论被作为核心问题本身就是出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公平性的需要。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的价值理论不仅是核心问题，而且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在价值理论上肯定无产阶级劳动者劳动的正义性和重要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论之所以肯定劳动的正义性，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在自由竞争的产业革命时代，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进程尚未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尚不牢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下来面对的最主要的敌对力量仍是封建地主阶级。为战胜封建地主阶级，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需要联合无产阶级，因而在其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上对无产阶级的“劳动”正义性给予历史的承认，但这种承认是有前提的，即承认劳动创造价值的生产性，不能否定资本的生产性，因而在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承认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的同时，又提出收入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把资本、土地和劳动所获收入同样视为价值的构成，进而把资本、土地、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同时视为价值的创造源泉，进而从价值论上肯定资本的正义性和必然性。并且斯密特别指出，在自由竞争早期以劳动价值论为主，但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稳定之后则应以收入价值论为主。19世纪下半叶之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便是这种源于斯密的生产费用价值论，其本质是肯定资本的合理和公正性（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20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流是以“均衡价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从论证为什么要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题向论证怎样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为主题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对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时代向垄断时代转变的历史呼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充分确立其历史统治地位之前需要集中论证其必然性，需要强调“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当其历史统治地位稳固之后，则需要更强调如何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而发现均衡的位置，推动经济趋于均衡恰是资本利益最大化的状态，因而一般均衡分析成为其基本方法，均衡价格的发现成为其基本问题。显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从提出到演变的历史进程始终鲜明地体现着资产阶级的历史要求，这也是价值论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性质、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历史条件等一系列问题的科学阐释，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破产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归结为价值的唯一源泉，从而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其剩余价值论奠定了基础，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深刻剖析了资本、土地等所得都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分割，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对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无偿占有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发展必然发生冲突的原因。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趋势。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地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历史观和根本利益，而其基础在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具有价值论基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其实质是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其价值理论基础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这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是科学性与阶级性、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方法，坚持劳动价值论就是从政治经济学阐释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和进步性、科学性、优越性，进而证明人类社会最终以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这既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同时也是历史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同时也是认识和掌握经济运动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工具，有利于更好地回答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总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而这种指导意义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价值观和科学方法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体现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广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明确其基本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习近平同志将这种基本立场和历史取向凝练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的若干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反映了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反映了新发展理念的本质，规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追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恩格斯），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才能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挑战，实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习近平同志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
第二，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断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动因，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发展？以怎样的发展方式来实现发展？发展是永恒的主题，但约束发展的社会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根据约束发展的社会各方面条件的历史变化，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性质和要求的历史变化，不断改革和完善生产方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无论是约束条件还是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就内部发展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及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矛盾越来越现实、尖锐；就外部环境而言，“修昔底德陷阱”的压力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越来越突显、复杂。不根本改变发展方式难以实现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因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以引领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以适应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的要求。一方面，“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另一方面，“这五大发展理念也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体历史实践紧密结合的理论总结。习近平同志将其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创新。
第三，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旨在通过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揭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规律，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关系主要体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包括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收入分配制度，包括由所有制决定的分配方式和实现机制，即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资源配置机制，包括经济运行机制和调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述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势和最为本质的特征，同时又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相适应，是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创造。这一探索进程在实践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破题”到基本稳定和成熟的过程，同时在理论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初稿”到形成“系统化学说”的过程。习近平同志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既是基于对改革开放历史实践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化，从而为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性的学说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结晶。
第四，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践表明，改革、发展、开放是有机整体，开放是基本国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化”命题本身在本质上就是开放的全球化意义上的现代化，而不可能是封闭的。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经济全球化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尽管经济全球化进程会遇到挫折，出现逆全球化的浪潮，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是阻挡不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基本逻辑便是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也必然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融入经济全球化并根本改变和深刻影响人类现代化格局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必然是社会主义从国别（中国）走向全球，进而最终实现全人类理想社会（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目标的发展历史。习近平同志将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不仅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科学理解，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史逻辑的深刻把握。
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原则，既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和阶级立场的集中体现，也是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理论概括。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了价值取向和宗旨要义。
三、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创新和体系构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术范畴上的创新和凝练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理，从具体上升为抽象，从实践升华为理论，形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新突破，凝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新范畴。进而，从基本理论到学术范畴全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
这些重要理论和学术范畴的形成，是我们党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结晶，主要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上述九个方面的概括是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1月23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做出的，近些年的实践，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的实践探索，不仅对已有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又有所深化，而且进一步形成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成果，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比如：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脱贫攻坚的理论，关于现代化的目标和方略的理论，等等。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理论成果，不仅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历史实践，而且不断被实践证明其具有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科学性和创造性首先集中体现在一系列学术范畴的凝练和阐释。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也就是说一门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需要相应的学术范畴的凝练和变革，作为社会科学的学术范畴既是对相应的科学所考察的客观世界的历史回应，也是对相应社会科学最为本质和最具特殊性的思想的高度概括，没有独特的学术范畴，就不可能构成相应的科学学说，没有学术范畴的变革（“术语的革命”），就不可能推动相应的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崭新的科学学说，重要的便在于其深刻的“术语的革命”，比如，古典经济学有“劳动价值”范畴，但却没有“劳动二重性”范畴，而恰恰是“劳动二重性”范畴的提出，成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成为把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关键；又比如，古典经济学有“劳动工资”范畴，但却没有“劳动力商品”范畴，而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力商品”范畴的提出，成为解释雇佣劳动之所以具有剥削性质的钥匙，进而揭示出雇佣劳动、等价买卖背后的“不等价”交换的实质；再比如，古典经济学有利润、利息、地租、工资等范畴，但却没有概括这些现象性范畴本质特征的“剩余价值”范畴，而恰恰是“剩余价值”范畴的创立和理论的阐释，才真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真正从无产阶级立场科学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历史的社会科学，必须提出自身特有的科学范畴。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理念、经济新常态、混合所有制改革、农地三权分置、新四化协调、（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与（更好发挥作用的）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脱贫攻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高质量发展、稳中求进、乡村振兴、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显然，这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形成，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同时又是对实践提出的问题做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回应。当然，科学总是在批判继承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不仅在一系列重要和关键性理论范畴上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和根本性创新，而且也继承使用了大量以往经济学已有的学术范畴，比如：商品、货币、劳动、价值、价格、市场、工资、地租、利润、企业、资本等等许多基本经济学范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之前就已经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排斥对这些范畴的借鉴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需要借鉴和运用经济学发展的各方面成果，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借鉴意义的理论和范畴。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逻辑上的升华和重构
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作出了清晰的概括，即：基本方法、核心问题、主要使命、根本目标等四个方面，进而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
基本方法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标准和原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分析中，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特征及运动规律，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这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的概括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机统一中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二是克服了以往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统一性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究竟是生产关系还是包括生产力在内的社会生产方式的长期分歧，从方法论上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统一起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于指导社会经济发展更具建设性；三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眼于发展，并以发展作为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完善的根本标准。
核心问题是如何统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这一核心问题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机统一问题；二是怎样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能否统一？在思想史上和经济史上是长期争论的问题。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从根本否定到充分肯定的艰苦探索过程，直到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并以此作为改革的方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做出的重要突破性发展。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统一在一起，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基本经济制度的这三个方面形成有机统一。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及其改革和完善，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实现方式；没有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就没有所有制利益要求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的体现。因此，必须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切实有机统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在此基础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关系如何处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各国面临的普遍难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党的十九大总结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进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概括为：在资源配置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概括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的重要理论创新，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主要任务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以指导处理各种矛盾。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要从根本物质利益（经济）上调动广泛（政治）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习近平同志曾引用过，“政治”就是把拥护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根据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要求，建立和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包括国民收入宏观上的分配和再分配，居民收入微观上的分配和再分配，尤其需要处理好承认差距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渐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否则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使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方面的利益实现必须在原则上通过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就必须承认差别，否则便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按劳分配本身有差异，而且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也会产生利益差异，即使是公有制经济本身在市场竞争中也会存在利益差异。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关键是处理好多方面的利益差异与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科学阐释各种利益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充分调动积极性，最大程度地激励社会经济发展，最广泛地使人民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进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获得最为强劲的不竭动力。这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的分析，既尊重客观历史条件规定的客观经济规律，注重克服空想社会主义超越发展阶段的不切实际，又以人民为发展中心，以人民利益为发展的根本，坚持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不断努力，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历史地统一起来，把贯彻共享理念与充分调动共建积极性统一起来，把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与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统一起来。这是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成果。
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回答的时代课题是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其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发展是永恒的主题”，但处理和实践这一“主题”的历史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包括“发展”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都具有鲜明时代性。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的发展主题。面对新的约束条件变化，面对新的挑战，统筹“两个大局”，以把握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性机遇，在建党100周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即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同于其他学说和理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不仅是思想，同时更是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和历史创造。同样，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学说，同时更是实践。理论来源于实践，又以指导实践为初衷，最终接受实践的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指导实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理论，是科学的；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发展方式的不断变革，是正确的；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要求的。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实践性，集中体现在其实现新时代经济发展目标的实践方略上。就发展目标而言，“十四五”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2035年远景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水平赶上当代中等发达国家，2050年前后建成现代化强国，经济发展水平赶上当代发达国家水平（包含主要发达国家在内），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就发展格局而言，怎样面对“两个大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首先需要明确新发展理念，以此引领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如何实践新发展理念？需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奠定机制和实现条件；怎样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明确主线和方向；如何围绕主线推进发展方式根本转变？需要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概括而言，便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新发展格局，以创新为战略支撑，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以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为战略突破，以高水平开放为战略前提，以“稳中求进”为战略方针，从而破解新时代面临的发展难题。
实践证明，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正确的，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如期达成，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经济率先恢复并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等等。都是对包括理论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的强有力的支撑。相信，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基本纲领的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中必将不断发展和完善，其科学性和开拓性必将进一步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所证明。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 100872）。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