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为何“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9 次 更新时间:2021-05-31 16:06:03

汪涌豪  

   中国人的游仙活动是建立在道教基础上的,又为其典型的表现形式。关于道教,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鲁迅1918年致许寿裳信中提出的“根柢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1]因该判断由谈论《狂人日记》而起,他对道教的态度可知。信中所谓“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显指以此为观察的切入点或思致的发端,可进一步获致如上结论。这与他称自己翻检历史,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吃人”是一个意思。

  

   若再顾衡新文化运动的特殊语境,更可认定其所说“根柢”与“吃人”有关。也因为是这样,此后凡言及道教,他都少有肯定。相反,将“讲阴阳五行的道士”、“静坐炼丹的仙人”与“讲道学的儒生”、“打脸打把子的戏子”并称为“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的“昏乱的人”,认为欲“立意改变”,当“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2]就是与梁实秋论争文学是否应描写永恒人性,也会连带申斥之,称“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3]并进而对道教的基础老庄也有否定,称“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曰:‘七日而混沌死。’”[4]据此,我们或不能说他是将中国的劣根性全都归为道教了,但像有的论者认为“鲁迅先生在这里,是用极其简洁的语言,肯定了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5],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其实,对道教的批判并非鲁迅独有,新文化阵营中许多人都持这种观点,且较鲁迅将矛头指向道士人品,诸如“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遭”[6],“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7],他们的否定要更彻底、更严苛。如就在同年5月15日,钱玄同就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八》,将道教称为“最野蛮”的邪教,认为其自汉晋以来“实演上古极野蛮时代‘生殖器崇拜’之思想。二千年来民智日衰,道德日坏,虽由于民贼之利用儒学以愚民;而大多数之心理举不出道教之范围,实为一大原因。”《中国今后文字问题》一文又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废以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也是在同一年的7月15日,陈独秀在同刊发表《随感录·阴阳家》,则称“吾人不满于儒家者,以其分别男女尊卑过甚,不合于现代社会之生活也。然其说尚平实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的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阴阳家之假托也);一变而为海上方士,再变而为东汉、北魏之道士,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兴,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他们都认为道教有害世道人心,为祸有甚于儒教。以后,周作人结合中国社会的基层改良,在《乡村与道教思想》中更直言“改良乡村的最大阻力,便在乡下人们自身的旧思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我们不满意于‘儒教’,说他贻害中国,这话虽非全无理由,但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了。几个‘业儒’的士类还是子曰诗云的乱说,他的守护神实在已非孔孟,却是梓潼帝君伏魔大帝这些东西了。在没有士类来支撑门面的乡村,这个情形自然更为显著。”

  

   联系其时中国社会凸显的种种问题,这些论述几乎可视作鲁迅“根柢说”的直接注脚,也是其所说“此说近颇广行”的实际背景。它直白地呈示了其时知识界对道教的基本判断,即道教是以三教为代表的旧思想中最具支配性的主力,不仅奠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还使民智日僿,道德日坏,实学不兴。故欲去邪说正人心救国家,必从去道教始。

  

   不难看出,这种否定与断弃的背后有着救亡图存的时代诉求。承近代以来严复的变法维新与“革天”、“革神”的进化论主张,五四时期的启蒙教育都以否定宗教为职志,尤其把崇信天命鬼神视作社会进步的阻力。有些人更持一种非宗教论的立场,借19世纪中叶兴起的科学主义来抗衡国粹主义、复古思潮和玄学迷信,尤其对传统宗教有激烈的抨击,直视其为阻碍国人觉醒与进步的元凶。如陈独秀受孔德人类精神进化三段论的影响,就力主以科学“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故在《偶像破坏论》中直称“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一切宗教就是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当破坏。”胡适深受杜威哲学和科学实证精神影响,反对重目的轻方法,也明言欲救国必先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又说:“但在今日的中国,在宗教信仰向来比较自由的中国,我们如果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那么,我们不妨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这样的自称并不就是武断;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根据证据的。”[8]

  

   再广而言之,由1922年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以“非宗教大同盟”名义联署《宣言》,提出“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到此后两年“科玄论战”中,丁文江引胡适主张,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9]回击张君劢,某种意义上都是对这种时代要求的回应。但也因为是这样,其人对宗教、包括道教的否定和断弃,有许多不免未得其全体或切中其肯綮。相反,有的甚至落在了道教之外。

  

   鲁迅显然受这种时代的召唤并站在科学一边。他反感俞复等人创办《灵学杂志》宣传迷信,讨厌《时报》报道还魂摄影,称“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至于为徐班侯之灵魂照相,其状乃如鼻烟壶。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10]期待“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11]并对章太炎“用宗教发起信心”[12]的主张多有质疑。其实,章氏之所以有取佛教禅宗,是因其“自贵其心,不援鬼神”的万法唯心论能砥砺人勇猛无畏,又能“制恶见而清污俗”[13],增人道德。更主要的是,他认为般若本是“智”,佛陀本指“觉”,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在“断所知障”和“成就一切智者”,也即教人发明一种最高的哲理,佛教重视实证,总教人在身心上实证真理,而非仅仅劝人信仰,故“只与哲学家为同聚,不与宗教家为同聚”[14]。所以,他在《民报》发表《建立宗教论》,提出“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显然他之崇佛,有“以佛学易天下”、“以佛法救中国”的目的。[15]但当时的鲁迅并不认可这些,相反,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颇致微词。对以科学之名行神道迷信之实者就更反感了,认为“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的科学!”[16]并直称“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者为“现在的屠杀者”[17]。不过饶是如此,他的论说重点或基点同样不全在道教,不是基于对道教本身所作的整体性的客观研究,而在其后世的负面影响。

  

   据日人山本秀夫回忆,1923年,想通过道教、特别是民众的道教信仰理解中国的橘朴,曾就北京道生银行开业广告询问鲁迅的观感。鲁迅认为许多人相信这家所谓“慈善银行”的行长为吕纯阳仙人很可笑,但又指出中国民间相信仙人不信当局的事实。“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如果让长生不死的神仙来试试的话,也许用不到那样担心了”,“而仙人是正直的,慈悲的,而且是具有超自然力的。因此,将财产委托给仙人没错儿。”[18]山本断言当时的中国,除鲁迅外没人具备与橘朴谈论道教的学识,而上述回答亦表明其深知道教在民众中的影响。

  

   但其实,橘朴反对盲目崇拜西洋文明,认为“在与西洋无关涉的情况下经历四千年发展而来的文化,终究要用支那的尺度来评价”,所以谈话中对自己这一看法未获鲁迅认可颇感遗憾。以后在《中国民族的政治思想》中又将道教与儒教并视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两大传统,认为比之儒教,它“更能代表中国民族整体的思想与情感”,虽“包含着很多迷信的分子”,“但其教义的本源来自中国民族必然发生的特别属性,正所谓民族性的宗教。它虽然无法与基督教和佛教相比肩而成为人类普遍适用的,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承认它是一个卓越宏伟的宗教。”[19]前及有论者据此以为,鲁迅的谈话正“可以作为他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一科学论断的另一个旁注”。又因他既以神仙正直慈悲,被民众视为救星,“就不太可能从道教文化中‘悟’出一个‘食人民族’的结论”[20]。如果这样,那如何解读橘朴当时的反应?更主要的是,又如何解释他对道士“无特操”的讥评?今人朱越利说,鲁迅对吕洞宾任总经理的分析旨在说明阶级社会中宗教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这种阐述对我们研究他的宗教观的发展非常宝贵。只是研究宗教产生根源与对宗教本身作深入专精的研究并非一事,这一点同样也是很清楚的。

  

   前引论者还引“五四”前夕,当消灭宗教的呼声甚嚣尘上,鲁迅作《破恶声论》区分正信与迷信,认为宗教是客观现实在人头脑中的特殊反映,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精神需求,从无宗教到有宗教不惟有社会根源,还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至于中国人的多神与实体崇拜与外国人的一神与无形崇拜,从宗教功能来说并无本质差别。藉此证明鲁迅对鄙视甚至主张消灭传统宗教的“伪士”是不取的。此说诚有理,但排开时代风气的转移和作者前后期思想变化等诸因素不谈,其为宗教所作的辩护是否当然地包括道教,包括橘朴与中野江汉所留意的“通俗道教”,尤其是否包括处在近代以来最衰微、最缺乏创造力时期每每流于职业蒙骗者的民间诸道派,仍是需要认真厘清的问题。

  

还有,论及鲁迅的宗教观,今人每会引其《甲寅书帐》所载1914年就购佛教书刊达75种、123册。其实鲁迅一生购入的宗教典籍远不止此数,光收集的佛教拓片及造像就近6000张,尝称“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他居然早已明白的启示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也说他1914年以后“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批判小乘的虚伪与大乘的浮滑也都极中肯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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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林(201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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