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涛:功能分化社会的“去分化”?——权力生产性与权力媒介性的理论冲突及其消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2021-05-06 10: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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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涛  

   摘要:  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以卢曼为代表的权力媒介观和以福柯为典型的权力生产观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价值立场。在系统理论看来,权力作为政治系统“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维系着功能分化的社会结构,所以权力的媒介性具有自我限制的意义。但是,福柯以权力驱逐法律运作、生产知识话语和控制性实践为例,揭示了权力的生产性对社会的全面宰制和“去分化”的倾向。为了消解权力生产性所带来的“去分化”的危险,应当将权力领域限缩于政治系统,以“去主体化”的立场和“沟通”的衔接性理解权力的运作逻辑,并通过作为结构耦合的宪法与基本权利,既实现由权力到法的符码转译,同时又确保社会子系统内部的强制性力量关系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关键词:  权力生产性 权力媒介性 功能分化 自我限制 宰制倾向

   一、问题的缘起

   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形成了功能分化的社会格局。功能分化社会与原始区隔化社会和前现代层级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多元理性的社会弥散与“去中心化”的相互共生,宗教至上论、政治中心论和经济决定论都褪去了轴心色彩。但是,在“去中心化”的多元理性背后,现代社会又当如何演化与变迁?吉登斯的回答是,现代性动力的来源主要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脱域机制的发展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1]换言之,这种动力来源指向了社会的一种自我反思性(self-reflection)。而风险社会恰恰就是要应对这种由现代化自身所引致的危险和不安,[2]所以为回应来自社会体验与行动的高度可能性以及与之伴随的选择上的偶联性(contingency),功能分化建构了为化解社会复杂性而孕生的社会子系统。卢曼将之描述为:“社会发展促进了逐渐增加的、更为抽象的、预先条件化的、具有结构风险的分化。”[3]由此,政治系统中的权力不再表现为具有外溢效应的、宰制全社会的统治力量,而是作为一种脱域机制的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和带有“正/负”选择性的二值符码,专注于政治系统的自我指涉,也就是卢曼所说的“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4]。因此,权力理论的第一种面相就是权力作为媒介被严格地限定于政治系统之内。

   但是,作为后现代批判理论旗手的福柯却坚定地认为权力是具备生产性的规训力量。从惩罚权力、规训权力到生命权力的论述实践中,权力既生产知识和真理,又依靠知识和真理实现对作为社会整体的人口的调整。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福柯的权力生产观,科学理性在难以克服自身过度张扬的情况下,又受制于政治动力的利益博弈,权力对科学“指手画脚”。而权力的这种生产性不仅关涉知识和真理,福柯也意在展示权力如何生产兴趣和欲望、如何生产身份和主体。这种权力的“毛细血管”式状态浸入了社会关系的细微之处,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权力与经济、文化、家庭、宗教等生活世界的“去分化”。所以,权力理论的第二种面相映射了权力作为一种“生产性”力量对全社会的宰制倾向。

   作为同时代的社会学家,福柯和卢曼之间形成了鲜明的权力生产观与权力媒介观的对立,而其背后的根本问题则是如何面对功能分化中的“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问题。社会的功能分化作为建构法治国的基本前提,[5]必须时刻警惕因为社会子系统的盲目茁生所导致的“去分化”危险,[6]而如果权力生产性比权力媒介性更具现实解释力,或者后者无力回应前者所衍生出的质疑,则意味着“去分化”与权力对生活世界的宰制将存在合理空间,这对于启蒙以来所不断追求的政治民主社会就构成了一种潜在威胁。卢曼对此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反对福柯将权力视为社会控制或普遍限制的手段,因为如此一来,将会影响社会子系统为有效应对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高度复杂性而进行自主选择和排除的能力,否定由此形成的社会功能分化的格局。[7]

   因此,欲理解权力作为政治系统的沟通媒介如何维系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就需要对权力的生产性与权力的媒介性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展现两种权力面相的理论冲突,寻找权力宰制倾向和“去分化”危险的因应之策。如此一来,不仅有助于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丰富权力概念的法理意涵,[8]还可以深入分析被过往研究所忽视的两种代表性的权力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与权力媒介的自我限制

   卢曼所主张的权力媒介性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功能分化之上的。功能分化意味着权力作为“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被严格地限定于政治系统之中,并通过“有权/无权”的二元符码不断实践着“生产有约束性的集体决策”的功能。而权力所欲实现的普遍有效性,则必须借助法规范的符码转译,所以权力与法规范、真理等沟通媒介同等重要,并不存在权力对其他社会沟通领域的效力宰制。因此,权力的媒介性实际就是权力的自我限制。

   (一)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事实就是分化(differentiation)。这种分化是根据不同社会领域的独特性而逐渐被固定的,这意味着分化的标准是多元的,而不再是整合性或统一性的。但从整合、统一到多元的变迁,实际就是社会形态的演进史,卢曼将之总结为古代的区隔社会、前现代的层级社会和现代的功能分化社会。[9]在区隔社会中,分化的标准是整合性的,往往是根据血缘、习惯或历史所形成的亲属身份,逐渐聚合形成块状式的宗族或部落,并体现出高度事实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征。在分层社会中,逐渐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宗教意志或政治支配取代了性别和宗族的旧有秩序,以宇宙论为基础的宗教和以建构主权国家为目标的君权成为统一甚至是唯一的社会标准,而个体则与不同层级的社会位置相结合,并由此塑造了缺乏流动性的社会结构,也就是卢曼所说的“整体性涵括”[10](total inclusion)。现代社会中不再有唯一性,而只有复杂性(complexity)。系统理论所理解的复杂性是指,与已经获得了现实化的可能性相比,总是还有其他更多的可能性存在。这就导致了在即将来到的下一步体验中,被指向的可能性总是有可能与期望中的可能性不一致,也就是所谓的偶联性(contingency)。[11]显然,卢曼对于复杂性和偶联性的理解受到了胡塞尔现象学中“意向性”的启发,并进一步将之视为现代社会的本质所在。而这种充满复杂性的现代社会尖锐地对立于层级社会所要求的“整体性涵括”,因为后者要求原子式的个体必须匹配一个特定社会位置,由此才能减少社会治理的成本和降低政治统治的风险。但是,伴随劳动分工的扩大,个体开始部分性地被纳入社会的不同领域,并呈现出社会行动的碎片化特征,继而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互动的亲密程度。正如涂尔干所言:“社会的成员越多,这些成员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他们的竞争就越残酷,各种专门领域也迅速而又完备地产生出来。”[12]由此,“劳动分工把整个社会区分为作为其部分存在的具有专门功能的诸系统,而这就是社会复杂性增长的方式”[13]。涂尔干将这种社会发展视为从区隔社会向功能分化社会的渐进重构。

   正是为了化约现代社会中的高度复杂性,功能分化的社会结构才逐渐衍生出了具有专属沟通媒介、履行特定功能的社会子系统。卢曼认为,“就人类有限的行动能力而言,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只能处理和应付一定数量的复杂性”[14],因此最佳方式就是把社会沟通分配给不同的领域,[15]使每一个领域履行整体社会的某些特定功能,以此达到简化社会复杂性的目的。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也论述了社会功能分化与特定领域沟通媒介的关联,他将社会学常用的“功能分化”概念表述为社会系统的“脱域”(disembeding),这种脱域机制包括象征标志的产生和专家系统的建立,而所谓象征标志也就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16]。因此,通过功能分化的建构,社会中所有的可能性事件就无法都出现在系统之中,社会系统只允许社会之中非常少部分的、经过系统筛选的可能性进入系统里,大部分的其他事物仍被排除在系统之外。“社会系统是借由排除可能性,来简化世界的复杂性”[17],每一个社会子系统专注于自身的功能运作,而选择性地忽视系统沟通以外的信息与干涉。比如,政治系统围绕权力运作形成了生产有约束性集体决策的功能,[18]法律系统围绕法规范形成了一般化的稳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19]经济系统围绕货币支付形成了平衡现在与将来的“稀有性”(如何将“为了确保未来而预做的准备”与“现在的分配”衔接起来)的功能,[20]宗教系统围绕信仰形成了指涉着世界的可确定性并解释不可解释之事的功能。[21]因此,政治从宗教的神意授权中分出,经济与狭窄的家政模式相分离,法律也拒绝再充当政治意志的纯粹注脚,[22]不同领域的沟通理性难以再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社会子系统的运作封闭与认知开放最终决定了功能分化社会的形成。

   (二)权力媒介的自我限制

   在系统理论中,媒介是系统沟通得以衔接的保障。卢曼将沟通媒介分为三类,即语言、传播媒介和象征性一般化的沟通媒介。语言媒介是为了“成功地将一个关于某种外于感知的事物的讯息,以可理解且有意义的方式,告知另一个人”;传播媒介是为了“成功地将沟通从口语性、在场者之间的互动等条件,以及记忆的条件中解放开来”,如文字、印刷术和电子媒体等;象征性一般化的沟通媒介是为了“成功地引发接受沟通提供的动机”,确保在功能系统内部传递意义,产生系统沟通的效果。[23]因此,系统理论所说的媒介既不是指引介两端的中间者,也非传播学意义上的工具,而是一种使形式得以出现的可能性条件,使得事物在它之内得到规定。[24]卢曼是通过“形式/媒介”这项区分来观察权力的,[25]我们只能标示出“形式”的一面并进行观察,而媒介则在使“形式”成为可能后便隐退。这就好像,对于在沙堆上留下的脚印,我们能够清楚地辨认出脚印的轮廓(形式),但往往不会再去关注轮廓背后的沙粒(媒介)。而“形式/媒介”的区分最终要确保系统沟通之间的不断衔接。这里涉及双重偶联性(double contingency)的问题,即当自我(ego)将信息与告知做出区分并向他我(alter)传递选择了的意义(现实性/可能性)时,他我是否会理解并接受自我所做出的选择?如果他我拒绝接受或理解偏差,那从自我到他我的沟通就无法实现,系统运作也难以接续。然而,如果他我与自我在进行意义选择时,都围绕同一主题(权力、货币、法规范、信仰、真理、爱情等)进行,则会减少两者之间产生误解的概率,并提升系统沟通之间的准确性。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棋手对弈中,象棋规则作为基本媒介,使得双方无论通过怎样的走棋策略(形式),都能够在同一意义层面进行沟通。因此,媒介同时意味着一种封闭与开放,“媒介约束、限制了诸选择,它同时扩展了选择的可能性,因为它为形式提出建议,并且推动形式的建构”[26]。

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决定了政治系统的运作只能局限于特定的政治沟通领域,权力作为一种媒介,本质上是限定了权力运作的边界和范围,所以权力的媒介性体现出权力的一种自我限制。卢曼将政治系统再分化为三个子系统,即由政党所组成的“狭义政治”系统、由国家机构所组成的行政系统、由选民组成的公众系统。[27]“狭义政治”系统提供了象征合法性的权力资源,同时允许行政系统将决定转化为作为媒介的法律;行政系统既反馈和接受政治指令,又要将政治指令转译为法律并适用于公众系统;公众系统在“决定如何界定领导能力以及选择政治规划”的同时,又成为国家法律和行政命令的适用对象。这实际形成了“狭义政治—行政—公众”之间的一种权力链条,这种政治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始终围绕着权力媒介,通过“有权/无权”的二元符码进行系统筛选,即政治系统只承认和接受环境中有关权力的沟通,而不会衔接经济沟通、宗教沟通、艺术沟通等其他环境因素(与权力运作无关的沟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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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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