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曙:回忆卞孝萱先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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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曙  

恩师卞孝萱先生离开我们已十一个年头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常常映现在我的眼前,尤其是先生声如洪钟,健步如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回忆和先生交往点滴,以寄一瓣心香。


一、 我跟卞先生游学的缘分


1992年9月,我从江苏省高邮师范学校保送至扬州大学(原扬州师院)历史系读书。当时给我上隋唐史和江苏地方史课的是孙永如老师,他刚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出版了《明清书目研究》和《柳诒徵评传》两部著作,同学们都很佩服他。后来得知曾在历史系任教的卞孝萱先生是孙老师的博士生导师,我又常常在资料室看到卞先生发表的文章,尤其是他研究我家乡兴化郑板桥的很多文章,对卞先生更加敬仰。


2000年,我考入南京艺术学院,师从黄惇教授攻读书法篆刻方向的研究生。课余就到南山路的卞先生家里学习,正常一两周去一次。记得第一次我和卞先生联系好去拜访他,他早早地就在南大教师宿舍小区门口等候我了,让我特别感动。进了小区,卞先生指着院子里的冬青树说:“这是冬青,四季都是绿的,我的书房就是冬青书屋。”后来我知道,卞先生研究刘禹锡,取的刘禹锡“于树似冬青”的句子。经常到卞先生家,我渐渐了解一些卞先生不平常的求学之路。


卞先生是扬州人,他小时候在北柳巷读小学,校址是“董子祠”,当时董仲舒的塑像还在。纪念董仲舒的大儒坊也在他家附近。传说隋唐时期注《文选》的地方——文选楼,也离他家不远。读中学时,卞先生从家到学校,要经过太傅街的阮元故居,这条街是以阮元官太子太傅来命名的。卞先生的中学同学中,有汪中的后裔,卞先生到同学家玩,常听同学父亲讲些汪中的佚事。从汉代大儒董仲舒,到隋唐“选学”大师曹宪、李善,到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阮元、汪中,都成了他少年时代所仰慕的先贤,由孤儿苦学而成大家的汪中,尤为卞先生所向往,他立志也要做像乡贤汪中一样的学者。


卞先生出生不到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了,他与十九岁的寡母相依为命。靠卖古董、亲友援助、母亲替邻居做针线的收入维持生活。五岁时,卞先生的母亲每天先向邻居学会几个字,回家教他和附近的孩子。母亲身为一位23岁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开始认字教人,这种精神激励、鞭策着他,使他终身对学业不敢有丝毫懈怠。卞先生约在1943年,作《征〈娱亲雅言〉启》,深情叙述母亲艰辛抚孤的事迹,得到了诸多前辈学人和书画家的支持,纷纷赋诗作画,赐赠墨宝。如柳亚子先生赠诗:“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南京大学陈中凡教授认为这种“即学即传人”的教学法与教育家陶行知所推行的“小先生制”不谋而合,撰文表彰。卞先生征集到的商衍鎏、马衡、齐白石、容庚、陈垣等先生的作品,他都拿出来让我欣赏和学习过。这些作品后来都收在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卞敏先生编《冬青书屋藏名人书画选》一书中。


抗日战争时期,十八岁的卞先生独自到上海银行界谋生。当时上海的职业教育比较发达,他白天在银行工作,晚间进夜校补习。开始学得很杂,后来兴趣集中到文史方面。


宋代以来,碑传编纂盛行,至清代达到高潮。1949年以前,卞先生向学者们求教时,得知墓碑、墓志铭、行状、家传为中国文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卞先生先后研读了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认为清代名人碑传已辑录得相当齐备,而清以后尚缺,于是立志收集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重要人物的碑传。在收集过程中,认识到私家采用“树碑立传”的传统方式日渐减少,这批碑传资料可以说是中国史料学上碑传这一重要分支的绝响,于是更加努力地去整理。许多文人、书家将他们所撰、所书及家藏的碑傳稿本、拓片赠送或借抄,卞先生又从古旧书店访购到不少民国人物的碑传,日积月累,后和唐文权先生一起,编成《民国人物碑传集》。新中国成立后,卞先生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金毓黻先生又将他推荐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进所后不久,成为范文澜先生的学术助手。从为《中国通史简编》提供资料到撰写部分章节初稿,卞先生在范老的指导下边学习边研究。


卞孝萱先生还做过章士钊先生的学术助手。章士钊先生因柳宗元的文章逻辑性强,特别爱好,以毕生精力研究柳文,撰成《柳文指要》。六十年代,章先生已是九十岁高龄,仍然继续收集材料。他的秘书王益知经常到图书馆查阅古籍,卞先生与王秘书就是在图书馆里认识的。每当王秘书解决不了章老提出的问题而求助于卞先生,卞先生都认真核查材料,详细解答,渐渐得到章士钊先生的信任。在《柳文指要》中,章先生也多次引用卞先生的材料和看法。该书出版前,章老写信给周总理,要请卞先生帮助校订全稿。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人员都在河南干校。由于章先生点名,周总理立即下令召卞先生回京,在章先生家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卞先生获得和章先生朝夕相处的机会。该书出版后,章先生送他一部,亲笔题有“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章士钊敬赠,一九七一年十月廿六日”的字样,在卞先生家,他专门取出书来给我看,这几句话是卞先生感到很自豪的,后来收在中华书局版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中。


卞先生进中国科学院之前,没有固定的老师。进入近代史研究所之后,师事范文澜先生,但仍保持着自学时期所养成的“转益多师”的习惯,还注意吸收陈垣、柳诒徵、陈寅恪等前辈的特长。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下卷《二恨潜通史迹》中称赞卞先生“如此觅证,在逻辑谓之钢叉论法,百不失一。孝萱既从联锁中获得良证,而吾于子厚所云外连强暴之一大疑团,立为销蚀无余,诚不得谓非一大快事”,这正可看作卞先生学习章士钊先生治学方法的一个具体收获。卞先生常常把他和前辈们交往的事情讲给我听,也把他发表的文章和研究的心得和我分享。我虽在南京艺术学院读研究生,然而有很多机会能听卞先生谈话,跟随卞先生游学,这是我人生中极大的幸事。


二、 卞先生和我讲范老治学四字


范文澜先生曾把他一生的治学总结为四个字,也是卞先生常引述给我听的,这四个字是:“专、通、坚、虚”。


卞先生告诉我,范老把“专”放到第一位,把“通”放到第二位,这两者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传统的文人往往把“通”放在第一位,扬州学派等皆重“通”。范文澜先生认为,我们所处时代不同了,因为学问分门别类太多了,必须要有一个“专”,但“专”要在“通”的基础上,这样的“专”就不会有毛病了。后一句在今天看来好像无所谓,但当时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号召“专”,研究历史的人不研究文学,研究文学的人不研究历史,研究古代的人不研究近代,研究近代的人不研究古代。古代还要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四块,学人的知识越来越窄。卞先生和我讲,“专”是需要的,但是“专”一定还要和“通”结合。你如果专而不通,好像被关到一个禁闭的房间里写文章,就这么大一个地方,耳朵、眼睛不接触到外面,怎么能写出好文章呢?他和我强调,研究古代要晓得近代,研究近代要晓得古代,研究文学要晓得历史,研究书画也要晓得文史,没有文哪有墨?他还强调要有专题的东西,一个人不专,就没有方向,要把“专”和“通”结合起来。这个“通”不限于一个人“通”,也要把前人研究的东西结合起来。卞先生多次和我说,你是历史系毕业的,有书画篆刻创作的特长,非常好,要坚持创作。我还要告诉你一条,就是要做文献研究,多读古书,有创作,有文献,有专又有通,两条脚走路,又稳又快。卞先生的这些话,一直影响着我的人生道路。


“坚”就是要坚定。他说,坚定有两层意思:一个意思是观点要坚定。本来你是这个观点,后来大家批判你,你就改了;不批判你,你又改了,成天地改,这就是不坚定。你认为对的,即使批评,也应该坚持不改,坚持真理。第二个意思是研究的方向一定要坚持。喜欢的东西要持久,要达到最高峰,要努力成为一个时代巅峰上的人物,或者对某个学问做出总结和创造性的东西。你想在文学史上、史学史上、艺术史上占一席之地,必须要下很深的功夫。他开玩笑说,光兴之所至写一两篇文章,学问上不能成系统,最多给人家引用一二,如细流归入大海,不能成气候。他以章士钊先生为例说,章老的《柳文指要》是关于柳宗元的百科全书,你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你研究柳宗元,都必须去看。范老的《文心雕龙注》,也是下了很大功夫做的,你可以超过这部书,但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有了积累或有了新发现,方法上或是资料上有了创新,你才能说超过它。但即使超过了,这部书还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所以他说,“坚”的两个意思都很重要。几十年来,卞先生自己就是“坚”的践行者。我做明末清初周亮工的研究,正是按卞先生“坚”的要求去做的,先后出版了《周亮工全集》(十八册)、《周亮工及其〈印人传〉研究》《周亮工年谱长编》,这些研究方法学习了卞先生研究刘禹锡、元稹、郑板桥等人的方法,把研究和文献密切结合。


卞先生说,光“坚”不行,还需要“虚”。坚持真理,还要修正错误;对的要坚持,错的要修正。范文澜先生曾给卞先生讲过一个看法,他说你想取消一个学派,光打倒它不行,必须要把它所有的优点吸收过来,丰富你自己,结果是它没有好东西了,自然也就“取消”了。他举例来说,唐朝出了众多高僧,学问好得不得了,可为什么宋朝以后中国佛教就不行了?因为宋朝出了个“理学”,它将佛学的观点和儒学融合到一起,中国化的佛学不能单独地存在了,于是佛教也就流为做做佛事、念念经之类,只剩下宗教仪式而已,其精华已被儒家所吸收,也就不免衰落,同时儒学的地位也就更高。因此,听取别人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每次卞先生和我见面,都用“专、通、坚、虚”四字箴言鼓励我,使我终身受益。


卞先生不尚空谈,珍惜时间,重实干。每次到卞先生家,他和我谈几件事,谈好即说:“小朱,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次再约时间见。”在南图古籍部,也常常遇到卞先生在查书,也只是打个招呼,各自看书,不客套。卞先生以唐代、清代文史为主攻方向,遵照范老“专、通、坚、虚”的教导,突破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围,开拓了一个点面结合、文史互证的领域。他说,唐代文学家中,“刘柳”并称,“元白”齐名。但历来研究柳宗元、白居易者多,研究刘禹锡、元稹者少。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选择刘、元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又对李益、张籍、王建、李绅等与刘或元创作关系比较密切的文人考证生平,撰写年谱。由点到面,以避免孤立地研究刘、元;再由面返回到点,以充实对刘、元的认识。卞先生又写成《刘禹锡丛考》,考订与刘禹锡交游者近五百人,以对“永贞革新”的态度为分野,揭示刘禹锡的交游,展现了刘禹锡立场鲜明、坚毅顽强的性格,有裨于知人论世。中晚唐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史书往往语焉不详,而在文学作品中有曲折的反映。卞先生从历史背景及传奇作者的政治立场入手,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对《任氏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上清传》《辛公平上仙》等传奇作品的创作意图进行了新的探索,2001年,编成《唐传奇新探》一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卞先生认为,除系统、全面地掌握本专业已有的知识之外,还要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得到新结论,而不能囿于成说。如他从明抄本《吟窗杂录》中辑出被人认为久已失传的《丹阳集》《琉璃堂墨客图》残本。从《唐刘禹锡纂柳州救三死方》记载的元和十一年(795)十月柳宗元“得干霍乱”,十二年“得疔疮”,又“得脚气,夜半痞绝,胁有块,大如石,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大号哭”,从而对柳宗元贬谪柳州以后的情况解说得更加具体。在《瘗鹤铭》研究中,他对署名“华阳真逸”等五个名号进行考订,认为撰者、书者、立石者不过是几个普通修道之人,进而否定欧阳修、黄庭坚、黄伯思等人的看法。在郑板桥研究中,他根据《昭阳郑氏谱》对郑氏家世进行考证,提出后人所言郑板桥为郑玄后裔、郑思肖后裔等,皆不足为信。又指出篆刻史的“四凤派”之说不成立,实为郑板桥《四凤楼印语》一书推衍而出。他这些细致而开通的研究方法,對我研究中国书法史有很大的启发,我在研究宋克、周亮工、石涛、吴让之以及颜真卿流派时,都运用了卞先生点面结合、文史互证的方法,也努力把“专、通、坚、虚”的四字箴言运用在具体研究中。


范文澜先生善于用一两句通俗的语言,表达出高深的道理,对卞先生影响很大。卞先生还多次和我说过范老治学要“天圆地方”的经验。“天”指头脑,头脑“圆”,才灵活,能思考问题。如果“方”,就呆板,不会思考问题了。“地”指屁股,屁股“方”,才坐得住,能认真读书。如果“圆”,就滑了,坐不住了。又提到范老说过的治学要下“二冷”的决心。一是坐冷板凳,二是吃冷猪肉,意思是要踏踏实实地用功,不要汲汲于眼前得失。卞先生介绍前辈的这些学习体会和人生经验使我得到很好的教育。


三、 卞先生给我的几封信


从2000年开始,直到卞先生去世,我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前几年因为我在南京,一般都是电话联系,有时卞先生也会给我写信,有时是便条。不少已经散佚,今箧中检出几封,可见我与先生的往来。


第一封:


天曙同志:前日晤谈甚为快慰。听说某书法刊物最新一期有郑板桥书法图版数幅(寄弟书等),我去邮局买,已售完,贵院肯定有此刊物,请复印郑板桥书法给我,我拟撰文考证,拜托!专此,顺颂文祺!卞孝萱2001.5.18


卞先生说的刊物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书法》杂志,他在撰写《郑板桥佚文佚诗考》一文中运用了我提供的《书法》杂志中刊登的辽宁博物馆所藏板桥佚文图版,此文后收入《郑板桥丛考》一书中。


第二封:


天曙同志:黄宾老信札、石鼓斋印谱,均已找出来,请暇时来欣赏。同时,拙稿《孤本〈石鼓斋印谱〉跋》已发表,请一同阅看。又,拙稿《郑板桥佚文佚诗考》已写成,请指正后,我寄出发表。来之前,先通电话,约定时间。专此,顺颂文祺!卞孝萱2001.5.28


黄宾虹(1865—1955)为近现代著名画家、美术史学者、书法家。黄宾虹致卞先生手札有五通,先生均复印给我欣赏。关于这五通手札的学术价值,我作《黄宾虹致卞孝萱的五通手札》专文介绍,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观察》杂志2018年第4期。有一次看黄宾虹作品时,卞先生和我开玩笑说,我年轻的时候和黄宾虹这样的前辈交往,现在我老了,和你们年轻人一起玩,我可以说过了一百多岁,说完之后,彼此哈哈大笑,先生的人生智慧漾荡在他的笑容中。《孤本〈石鼓斋印谱〉跋》写的是卞先生家藏的清代扬州印人张肇岑为阮元、阮长生、阮福父等人所刻印谱,文章发表在齐鲁书社的《藏书家》2001年第三辑中,卞先生把杂志准备好,让我学习,此文后来收录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冬青书屋文存》一书中。


第三封:


天曙同志:您好!多日未见,甚为想念。《长江历史文化辞典》已看三校,封面已设计妥当,愿年内能出版。有事请常来电话。附函请转交,拜托拜谢。书法杂志仍请方便时续寄为感!此颂俪祺!孝萱7.22


卞先生写此信时,我已经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我每期给他寄《书法》杂志,他每期都认真阅读杂志。《长江历史文化辞典》是卞先生主编的一部辞典,我帮助他完成其中书画部分的辞条。此书一直未见出版,不知何故。


第四封:


天曙同志:首先,祝您全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万事如意!我已迁居,新居电话:……地址:210036。南京市港龙园北路×号×幢×室。请按新址通讯。报纸,高二适文复印件收到,拜谢!我迁居时,整理书籍,找到章士钊手卷、高二适诗笺、叶恭绰书札等,俟见面时共赏。匆此,顺颂俪祺卞孝萱2006.1.22


卞先生家在南山路南京大学宿舍时,我在南艺读书期间常常到访。2006年1月,卞先生迁居港龙园新房,特来信告知。我曾去过新居四五次,其中有一次最为难忘,2006年夏,中国社科院陈智超先生应邀来南京艺术学院讲学,我陪陈先生夜访卞先生,两位先生回忆陈垣先生,相谈甚欢,直至深夜才离开。


卞先生有个习惯,每次我到他家中,都会准备一些书画作品让我欣赏,章士钊、高二适、叶恭绰均与先生有来往手札,因而约我前去赏谈。卞先生收藏的学者、名家书画,我陆续见过不少,都是每次到先生家中,几件几件的看的。


第五封:


天曙乡兄:(一)拙稿寄上,请打字电传给安徽,原稿由您收藏。(二)请告诉安徽,校样及图版给我一阅,以免错误。有劳清神,拜托拜谢!此颂夏祺孝萱7.9(见封二图1)


《冬青书屋藏高二适书法集》序文内容如下:


高锡璜,改名二适,中年署瘖盦,晚号舒凫,又号麻铁道人、高亭主人、秦老诗逋等。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姜堰市兴泰乡小甸址(解放前属东台县)一个乡村教师家庭。文学书法,“独学自成”。浮沉人海,屡陷困境,而不改其刚直之性、狂狷之气。1977年病逝。


在高二适的一生中,对其学养有重大影响者是章士钊。章比高长23岁。高早年曾向章主编的《甲寅》杂志投稿,受知于章,数十年唱和不绝。1963年经章推荐,高被聘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965年6月11、12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亦见《文物》第6期),书法界、文化界、学术界为之震动,虽有不少人不同意郭的观点,大都沉默不语,个别人私下議论,没有人写文章反驳。远在南京的高二适奋笔而成《〈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当年7月8日寄请章士钊指教,随即遵照章的指点,修改定稿,于7月14日再寄给章,求助发表。7月16日章写信给毛主席。7月18日毛主席回信给章,并致函郭沫若。致郭函略云:“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覆章函略云:“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高文(《文物》第7期据高之手稿影印)。“兰亭论辩”揭开了序幕。当时双方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都是极为悬殊的。高不惧权威,不计利害,敢于争论,无人不钦其胆识。


我与高二适并无深交,只因同门,略有来往。偶然检出高之手迹若干纸,是1969—1974年间所书。这个时期,我先后在北京、扬州工作。墨迹的内容:(一)诗笺:有关章士钊的诗占多数,少数是赠我者;(二)书信,包括:(1)夸奖拙著《刘禹锡年谱》,并谈他校勘刘集;(2)赞成我倩人绘图,萱为母,桐表师(章士钊号孤桐),图成,他题字;(3)同意代敝友华永桢写一条幅,不收钱,只需笔墨;(4)指出章著《柳文指要》有误应纠,此文未发表,不知所纠200则之具体内容,必须逐一对照《指要》,仔细研究,才能判断是否为章之误,但他爱师尤爱真理之精神,是可敬的。


这些墨迹,外间未见,今影印出来,供大家欣赏。是为序。2006年夏于冬青书屋(见封二图2)


安徽美术出版社《书画世界》约稿做高二适专题,卞先生和我各写一文。此文后收入先生文集中,然《冬青书屋藏高二适书法集》一书至今未见出版。


第六封:


天曙同志:您好!高二适书法发表后,《书画世界》来电话,请再提供稿件。我想与您合作写《冬青书屋藏王遽常手札》,具体办法如下:(一)我将王遽常手札电传给您(手札若干纸);(二)我写收藏经过(简),您评价王氏书法(繁);(与高二适两文相仿)(三)由您将手札及两文,电传给《书画世界》。


如荷同意,请于12.3通电话。(11.28—30,12.1—2我在外地开会)此颂文祺!卞孝萱亲笔


《冬青书屋藏王遽常手札》序文如下:


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王遽常先生字瑗仲,号端六,晚称欣欣老人,浙江嘉兴人。无锡国学馆毕业。与钱萼孙(字仲联,江苏常熟人,原籍浙江吴兴)同学。二人曾合刊《江南二仲诗集》,此为我和王、钱二先生之名之始。王先生是大儒沈曾植(字子培,晚号寐叟,别字乙庵)弟子。我曾收集近现代名人碑传,于《学思文粹》中抄录王先生所作之《嘉兴沈乙庵先生学案小识》,因《学思文粹》系铅字排印本,校对不精,有错字,我不敢擅为改正,邮请王先生亲自审定,先生改正数字,今载拙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六。我生二月而孤,慈母含辛茹苦,抚教我成人。我曾遍求前辈题咏,王先生赋七绝二首,墨迹今藏于冬青书屋。以上二事,说明我与王先生有文字之缘。今年检点书箧,有王先生手札七通(共十页)。其中四通(共五页),是1976年6月所写,我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三通(共五页)是1876年8至11月所写,我在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工作。这十页手札的主要内容是:(1)关心我编的“碑传集”成书否;(2)嘱查史禄事;(3)嘱觅秦公簋铭文照片;(4)关心注刘禹锡诗;(5)说明他新号“偏翁”的原因(此别号未见书籍记载)。这十页手札,提到四人:(1)刚主,即谢国桢先生,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我与谢先生都寓于北京建国门外永安南里。(2)郑学弢,王先生弟子,徐州师范学院教师。(3)陈从周,同济大学副教授(后升教授)。(4)曾符,是柳诒徵先生之孙,复旦大学教师。这十页手札,是王先生76岁右臂“酸痛不仁”之时所作,极为珍贵。特影印发表,供研究书法史、文化史者参考。孝萱12.26(见封二图3)


卞先生曾计划编所藏书法系列图录,继高二适之后,卞先生又写了这篇关于他所藏王遽常先生书法的文章。王遽常曾写过两首诗给卞先生,歌颂其母亲教泽,诗云:“针声书韵夜朦胧,影事如潮在眼中。不见北堂莱彩舞,蜡灯还似旧时红。”“危城孤寡语缠绵,纯孝清标天且怜。他日太平花底月,照君写取白华篇。”款云:“孝萱先生书述母夫人清节高风,为之起敬,谨赋两绝,尚祈教政。戊子初冬,王遽常。”卞先生来北京开会时,曾给我带来几件王遽常先生作品,此诗稿为1948年所作,王遽常书风为章草,然多秀逸,为其早期作品。卞先生介绍,王遽常先生和他的来往也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第七封:


天曙同志英才:祝元旦、春节好!今托二事:(1)将拙序、尊作、书法照片一同电传。(2)以后我看我序之校样,您看您文之校样,合看书法之影样,切切!北京晤谈极慰,以后您来南京,再图良晤。孝萱(收到此信,请来电话为要)。


《中国书法》杂志2006年第4期为我做专题介绍,刊发卞先生为我的书法集所写序言,因而他在信中提到此事。此前,卞先生来北京,我和夫人吕欢呼到酒店看望他,先生十分开心,赠我中华书局新出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题款为:“南楼、欢呼同志英才惠存雅正。孝萱赠于北京。”卞先生表示客气,用了我的号“南楼”。我们那天一起吃饭,又同赏王遽常作品,信中所说“北京晤谈极慰”即指此事。《现代国学大师学记》收录了研究章太炎、章士钊、刘师培、黄侃、柳诒徵、陈垣等学者的文章十二篇,这些学者都是卞先生推重或有来往的。我读了之后很有启发,2019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我的《艺术学记——现当代学者与艺术史研究》一书,收录了陈垣、徐复观、马衡、陈智超和卞先生等我所尊敬的前辈学者研究艺術的相关文章十二篇,也是学习卞先生这部书的写法编辑而成的。


卞先生喜欢鼓励后学,对后学提携尤多,主动推荐他满意的文章发表。博士期间,我研究清初周亮工的《印人传》,写成《周亮工〈印人传〉版本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卞先生推荐给《文献》杂志王菡主编,专门写了一封推荐信:


文献编辑部王菡主编:您好!南艺博士、清华博士后朱天曙同志,为吾乡后起之秀,我所器重的青年学者、书法篆刻家。今郑重推荐其《周亮工〈印人传〉版本及其相关问题》论文,此文艺术史与版本学结合,论据充分,论点发前人之所未发,是一篇优秀之作,符合贵刊要求,请予审阅,并及时给作者答复,拜托拜谢!此致敬礼!卞孝萱手上6.26


此文为我研究周亮工《印人传》版本的一篇小文,经卞先生过目,建议放到《文献》杂志发表。后来此文参加全国第七届书学研讨会并获奖,收入论文集中,未在该刊发表。后收入2020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为我出版的《明清印学论丛》一书中。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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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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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古典文学知识 2021年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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