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新冠病毒肺炎突发与治理的人文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 次 更新时间:2021-04-28 13: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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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新冠病毒的出现和传播已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染上病毒。然而,经过中国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众志成城的努力和有效防范,这场重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已在中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正当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和官员指责中国违反人权强令人们居家隔离时,疫情却毫无节制地在欧美国家相继暴发,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在这方面,中国有效控制病毒蔓延的经验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和医务工作者所认可,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而求助于中国。同时,经过努力他们也开始采取果断的措施逐步有效地控制疫情在本国的蔓延。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应该从下面四个方面对此进行反思: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理应采取全球治理的手段来遏制;既然病毒的根源在自然界,人类就应该反思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并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动物作为自然界万物大家庭中的成员,也应当受到人类的善待,这样人类才能得以持久地繁衍并获取更大的收益;再者,疫情的传播致使我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我们面临着新型教学模式的挑战,这也需要我们作出相应的回应和调整。

   关键词:新冠病毒;疫情;全球治理;环境伦理学;动物;后人类

  

   今年年初,正当我们度过2020年新年,准备于1月下旬和家人欢度春节之际,一种致命的新型病毒降临中国大地,这就是我们近来经常谈虎色变的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这场病毒的蔓延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感染。但是经过中国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的众志成城和严阵以待,这场强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终于率先在中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和官员指责中国违反人权强令人们居家隔离时,疫情却先后在欧美国家暴发,并有一发不可收之势。欧美国家不得不效法中国的做法,相继也采取这种 “违反人权” 的措施对疑似病毒患者实行封闭式隔离。尽管现在病毒仍在全球数十个国家蔓延,但是中国有效控制病毒的经验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和医务工作者所认可,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而求助于中国。同时,经过努力他们也开始采取果断的措施逐步有效地控制疫情在本国的蔓延。我们在悼念死者之际,不得不对人类突然遭遇到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进行反思。作为地球上的物种之一,我们人类也要追问自己这些问题:面对自然界的突发事件,人类应该采取何种对策?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历时数月的疫情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应该如何迎接新型教学模式的调整?如此等等。除了医务工作者应当努力工作尽快研发出预防病毒的疫苗外;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则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反思,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

   一、从全球蔓延到全球治理

   面对新冠病毒的侵袭,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病毒是无国界的,任何国家不管多么强大,在病毒的侵袭面前都会变得十分脆弱;一个国家出现的病毒绝不是孤立的,如不及时管控治理就会迅速地波及周边的国家,甚至蔓延到全球更多的国家。新冠病毒在欧洲的蔓延就证明了这一点。既然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都生活在一个硕大无垠的 “地球村” 里,那么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推论,我们彼此都相互依赖、休戚与共,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拥有共同的命运并分享着共同利益的 “共同体”(community)的成员。因此,一方有难,应该八方支援。我们绝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出现在某一个国家的孤立事件而对之袖手旁观,更不能对之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已经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全球化联结为一体了,所以新冠病毒肺炎的突发也给我们的全球化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课题——病毒的全球蔓延和全球治理。

   全球化自20世纪末进入中国以来,早已不只是一个经济上和金融界的现象,它已经逐步渗透至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今天离开全球化恐怕难以在地球上生存。因此,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现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黑死病、鼠疫、非典、埃博拉等跨越国界和民族界限的流行病就是疾病全球性蔓延的案例。此次的新冠病毒肺炎更是一个全球性的突发现象。它没有一个单一的源头,而是先后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暴发。既然新冠病毒肺炎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那么要控制它单靠一个国家显然是不可能的。对于波及全球的病毒我们就要采取全球治理的手法来遏制病毒的蔓延。此外,我们也应该从全球化这个根本来究其原因。

   首先,我们要重新思考全球化对中国而言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早在中国是否应该加入世贸组织时就进行得十分激烈。最后,在权衡了各种利弊后并着眼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考虑,中央领导果断地下定决心:中国一定要加入世贸组织,而且要在其中发挥领军的作用。如果从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成为其第143个成员算起,全球化在中国的登陆已接近二十年,而全球化作为一个经济学和金融学界的现象则在那之前就已经忽隐忽现地在中国出现,并逐步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几年前,曾经一度鼓吹 “历史终结论” 的美国日裔学者福山在与中国学者俞可平的对话中曾毫不隐讳地指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1] 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发展和GDP排名的飙升,更体现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而对于这后一点,我们相当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却视而不见。众所周知,当北京奥运会于2008年成功地举办之后,西方媒体曾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昔日的 “东亚病夫” 已经不复存在,一个生机勃勃的东方大国的出现已成为不争之实。显然,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而在这之后先后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和进博会的巨大成功则更是向全世界展现了上海这颗 “东方明珠” 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作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得到进一步确立,而且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这些无疑都是全球化带给我们的红利和积极的方面,我们作为直接的受益者,自然要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成绩。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全球化在带给人类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贫富等级的加剧、地球资源的耗竭、民族/国家疆界的模糊以及文化上的趋同倾向等等,不一而足。此外,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被甩进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再者,全球化的到来也为疾病的全球性传播和蔓延埋下了伏笔。[2] 因此,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进一步考察新冠病毒的全球性传播和蔓延也应该成为我们全方位地研究全球化问题的一个新课题。在这方面,中国在遏制新冠病毒肺炎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展现出的中国智慧将对当下以及今后全球性的疾病防控和遏制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新冠病毒肺炎带来的蝴蝶效应目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彰显出来,它使得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受到严重的干扰和阻碍,同时也使得经济停滞甚至衰退。但即便如此,西方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仍然认为当地政府以 “流行病的发明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借口,借以扩大他们超越任何限制的权力。” [3] 被称为 “后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的意大利左翼知识分子吉奥吉·阿甘本(Giorgio Agemben)素来以反对专制集权著称,但是面对新冠病毒的侵袭,他却没有实事求是地支持政府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因此,他的这种不切实际的看法自然受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批驳,同时也被后来新冠病毒在意大利的大规模暴发证明是失当的。这就说明,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或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关心人民的疾苦,当普通的人畏缩在毫无遮掩的斗室里遭受病毒的侵袭时,侈谈所谓的 “人权” 还有什么意义?当一个人的生存都受到危及之时,人权还能得到保障吗?因此,面对疫情的侵袭,我们首先应果断地将患者送往医院或居家隔离,以免更多的人受到病魔的侵袭。好在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政府所采取的果断措施十分理解,并积极地予以配合。因而在中国,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共同努力,采取全国各省市联手治理的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发展和蔓延。至少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这些超级国际大都市中,疫情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本地居民中大规模蔓延,而更多出现的是境外输入的病毒携带者。但是这些境外来客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受到全球治理的限制:他们不得进入人口稠密的市区,也不得与当地的居民进行直接的交流,首先要自觉地隔离14天后才能自由地活动。在非常的时期也只有采取这样一种果断的措施医务工作者才能将境外输入的病毒扼杀在萌芽状态中,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行为,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人权的必要保证。现在我们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这些中国最大的城市的病毒现存数据中不难看出这一举措初步的成效。当然,6月上旬北京地区出现本土病例也提醒人们不能放松警惕。所有这些都说明,新冠病毒肺炎作为一个波及全球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它的出现并非是在一个国家,而是在不断地通过人们的接触波及世界各地。因此,单靠某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去努力是无法有效地遏制疫情的。这样看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取一种全球治理的手段来全方位地控制疫情的传播和蔓延。既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那么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同属于一个有着共同命运并分享共同利益的 “社群”,或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我们彼此都分享着共同的利益,同时也应该分担共同的灾难,绝不应当一方有难,他方幸灾乐祸。更不能将本国疫情的突发和蔓延甩锅到别的国家,动辄就要向别国提出不切实际的索赔诉求,这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缺乏基本的科学数据作为支撑。作为深受新冠病毒侵袭的中国,只能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同时也并不排除继续向别国的受害人民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再认识

   如果说,对新冠病毒的全球传播和蔓延采取一种全球治理的方法加以遏制确实有效的话,那么这也只是一种应急的治标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做到防患于未然。因此我们就需要从更深的层次上来寻找其根源,从而达到治本的目的。人们通过进一步追根寻源发现,新冠病毒的天然宿主可能是蝙蝠,最近人们又从北京突发的多个本土病例发现了三文鱼也可能是病毒的携带者。但是,对于究竟是蝙蝠体内的哪种病毒通过何种途径进化出新冠病毒并迅速地感染人类,或者说三文鱼究竟以何种方式滋生并携带病毒以及通过何种途径使之迅速传播和蔓延,至今仍然未得到科学实验数据的证明。所以,就此而言,进一步深入调查是颇有必要的,同时这应该是具有全球治理功能的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研项目。作为人文学者,我们要考虑的是,既然我们可以确定新冠病毒来自自然界,那么我们就要重新思考并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这方面,笔者曾作过一些研究,并发表过一些著述,[4] 但在本文中,我仅就新冠病毒的起源和蔓延来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毋庸置疑,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致力探讨的永不衰竭的主题。诚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和不断的变化:在远古时期,人与自然十分和谐,甚至达到了中国儒家哲学中所说的 “天人合一” 状态,实际上也就是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确实,人既然来自自然,是自然的一分子,那么人类就应该与自然呈一种和谐的关系,并且要善待自然,不仅要爱护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同时也要关爱自然界的其他物种。人的最后归宿也是回归自然。显然,这次新冠病毒肺炎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大自然对于人类大量耗竭其资源并长期以来未能善待它所施行的一种严厉的报复。确实,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每个国家都要谋求发展,争取早日实现现代化。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现代性大计在中国的实施使我们只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却忘记了中国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人口众多。人口众多就意味着要拥有足够的自然资源来支撑人们的生存和繁衍,但是毕竟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它迟早会被使用殆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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