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军:近十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动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 次 更新时间:2021-04-18 00: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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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军  

   碑石为学人所宝,可谓尚矣。早在汉代,石刻铭文即为史家留意,《汉书·艺文志》记《奏事》二十篇,纂集“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遂开“中国金石之学有著录之始”。魏晋以下,学者渐据碑志进行职官、地理、人物、年代等的考订。宋代金石学兴起,作为金石重要构成之碑志亦备受瞩目,各种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层出不穷。及至清代朴学大兴,在此激荡之下,学者们更加有意识地利用碑石证经补史,推动古代碑志研究达到顶峰。

  

   而在现代历史学传入之后,碑石证史之风相沿不替,碑志仍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中古史研究最为倚重的出土文献之一。特别是近四十年来,随着碑志的大量出土或被重新发现,加之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实证史学的回归,中古史领域的碑志研究更显活跃,不仅新出碑志资料吸引学者密切关注,旧有碑志文献亦在学者的精耕细作之下老树新芽,焕发勃勃生机。学者或据单方碑志考订人物生平,校补史传疏失,或利用墓志群进行婚姻、仕宦、年寿、交游等的大数据式分析,碑志研究已然成为中古史研究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十年的碑志研究中,还浮现一些新的动向,显示出碑志研究出现新的增长点的可能。以下即以对这些新动向的梳理为基础,尝试总结和探讨中古碑志研究丰富多元的发展方向。

  

   一、谱系的发现及建构过程之探讨

  

   无论中古时期是否构成一个特殊的贵族政治时代,有一点都是可以肯定的,即士族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中占据极为显耀的位置。而作为构建士族门第、确认士族身份的婚宦二端,皆详见于各种官私谱牒,故从很早时期开始,刻于碑志的谱系便受到学人瞩目。学者或据以复原某一家族的世系构成,或借之观察士族的婚姻、仕宦。这些研究大多将碑志所记谱系视为史料,致力于探讨其所呈现的政治、社会状况,对于作为一种文本的谱系自身却没有深入分析。

  

   譬如对于碑志所刻谱系与中古时期盛行的官私谱牒有什么联系,以往学者即罕有思考。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敏锐地注意到两晋南北朝墓志中大量存在着在特定位置、以特定行款格式书写的文字,这些位置包括志首、志尾(尾记)、志阴、志侧甚至志盖阴面,其行款格式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1.分段提行,前后有留白;2.特定的内容低格书写;3.特定内容之间有空格分开。这些文字也具有统一的书写规范和文本格式,如:1.只叙官爵不述行状;2.叙及母系世系,不仅表述郡望,且追述父祖官爵;3.所有子息全部收录,不厌其详。从这些特殊“志例”入手,陈氏判断这一时期墓志中那些位于特定位置并以特殊行款书写的家族谱系,乃是官私谱牒的直接抄录或经简单改写的节录,而引谱入志,以谱牒与志文互为补充,是中古时期墓志撰写的一种特定体例格式。

  

   以上述发现为基础,陈氏进一步尝试推导和复原两晋南北朝谱牒,总结其书写格式、主要内容及基本特征:

  

   1.谱牒按行辈分列书写,一人一列;先叙述父祖,再叙同辈,再及子女;同辈先叙男性,后叙女性,女性配偶低一至两格书写。父祖书写格式比较严格,每一辈另行书写;子女书写格式稍显随意;妻子父祖官爵及子女夫婿父祖官爵以双小字形式记注。

  

   2.存在谱序。

  

   3.世系追溯详近略远,祖辈一般只追溯到曾祖,个别历书有显赫历官的远祖。

  

   4.最核心内容为官爵,家族成员、母妻外家及出嫁女子夫婿的父祖官爵都一一列入。

  

   5.婚姻关系记载详尽,后娶之妻与再嫁之夫具有同等地位。

  

   6.官爵婚姻外,还保留一些家族成员的其他信息,如子女年龄、家族成员卒葬地等。

  

   按照这一标准,陈氏从出土墓志中辑存出232份(实为211份)魏晋至隋代的谱牒,使得湮没无闻的中古谱牒重新问世,大大扩充了原本并不丰富的中古史料。

  

   针对陈氏的发现,范兆飞《士族谱牒的构造及与碑志关系拾遗——从<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谈起》一方面肯定陈氏从墓志中发现中古谱牒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对书中复原的中古谱牒提出疑义。他认为墓志所见谱牒,应是从士族谱牒中摘录的与志主紧密相关的文字,属“谱牒节录本”,完整的中古谱牒应包括姓氏源流、房支分化、成员官职和婚姻嫁娶等。此外,对于中古墓志“引谱入志”的现象,范氏也倾向于认为,这并非中古凭空出现的独特志例,而是上承汉代谱系入碑,下启唐朝以降谱系重新回到碑上。由此可见,尽管对于碑志所记谱系是否等同于中古谱牒,学者尚有不同意见,但前者与后者存在莫大关联却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碑志所记谱系与中古官私谱牒存在关联并不意味着前者即真实可靠。事实上,对于士族谱系的攀附和假冒,自陈寅恪提出李唐先世乃伪托陇西李氏郡望以来,便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无论是高齐、杨隋、李唐三朝先世,还是弘农杨氏、太原王氏、汝南袁氏以及地位稍低一些的张氏等,其谱系的伪托和冒袭,学者都已有一定程度的揭示。不过,这些研究尚多停留在发现谱系中的抵牾并加以辨伪的层面,对于其具体建构过程,则缺乏深入分析。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于此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以渤海高氏为例,通过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揭示了渤海高氏谱系的制作过程。仇氏借鉴“古史辨”学说,将渤海高氏谱系的形成视为一个层累建构的过程,谱系的纵向延伸和横向叠加为此过程的一体两面。关于前者,他指出这种延伸大致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将其世系攀附到陈留高氏,这一过程当在北魏末年完成,并被魏收载入《魏书》;其次,随着士族之间关于世系长度的竞争愈演愈烈,便进一步将其先世攀附至齐国高氏,这一过程或许开始于隋代,至唐代姓氏书、墓志中更趋完善。关于后者,文章指出,随着渤海高氏郡望的形成,原非此郡望出身的汉人或非汉人高氏纷纷借助皇权力量或通过任官、移居、归葬等手段冒姓渤海高氏,其结果固然造成渤海高氏谱系紊乱,但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强化了渤海高氏这一郡望。显然,仇氏这一研究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渤海高氏,文中对士族谱系存在层累建构的总体判断以及揭橥纵向的“攀附先世”与横向的“伪冒士籍”这一组概念,使得该文超越个案层面,而在理论方法上具有范式意义。

  

   这之后,仇氏又将目光投向地位稍低的南阳白水张氏,追踪其兴衰轨迹及与吴郡、清河、范阳、敦煌等张氏郡望的竞争及共生关系。在《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一文中,仇氏指出南阳张氏大约在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北朝隋唐之际成为张姓主流郡望,在墓志中被广泛使用,唐中期以后逐渐衰落。尽管文章的重心在于南阳张氏郡望的兴衰演变,但其中亦有不少笔墨触及南阳张氏谱系的形成及流衍,由此显示出一个来源不明、分布广泛、人物庞杂的二流虚拟郡望的建构过程。不过,或许由于南阳张氏谱系资料过于庞杂,文章所呈现的南阳张氏谱系制作细节似不如渤海高氏清晰。

  

   仇氏之外,在中古士族研究中颇多建树的范兆飞亦致力于探寻士族谱系的建构过程。《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注意到中古第一流士族的太原王氏之谱系也有层累形成的过程,指出在太原王氏成立期的魏晋之世,祖先追溯通常仅及汉魏,东汉末年的王柔、王泽兄弟被视为祖先;南朝太原王氏试图与汉末王允建立联系;及北魏孝文帝铨定姓族,太原王氏郡望之尊达到顶峰,对祖先的追溯也为时风所及越来越早,东汉初叶的“王霸为太原王氏始祖”成为共识,神仙人物、春秋时的太子晋也渐被纳入祖先记忆,后者在唐代以降成为主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将太原王氏先世攀附至太子晋,同时糅合汉魏时期太原王氏的祖先记录,将原本并无关联的太子晋、秦将王翦王贲王离祖孙、汉代王霸等联系起来,由此形成完整的太原王氏祖先世系。由此可见,在太原王氏谱系形成的过程中,北魏实构成重要阶段。正是在此时期,谱系中的远祖逐渐增多,谱系开端亦大幅提前。唐代在此基础上的延伸、整理,则标志着太原王氏谱系建构的完成。

  

   在另一篇对太原郭氏谱系建构过程的考察中,范兆飞也有类似发现。《中古士族谱系的虚实——以太原郭氏的祖先建构为例》指出魏晋时期太原郭氏的祖先记忆通常仅追溯两三代人;北魏时谱系开始向上延伸,西周虢叔、东汉司徒郭丹、名士郭泰等进入祖先记忆;及至隋唐,战国时燕昭王客卿郭隗、西汉武帝时并州刺史郭伋、东汉孝子郭巨、晋上党太守郭容,甚至与太原郭氏无涉的魏晋名士郭嘉、郭象等,也陆续在各种谱系中出现,子虚乌有的汉冯翊太守郭孟儒则被郭子仪家族视为垄断性谱系资源追认为祖先。上述历史或非历史人物在太原郭氏谱系中出现,显示出太原郭氏谱系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郭氏后裔的书写中不断延展、丰富的过程。不过,范氏也意识到太原郭氏迄未形成统一的祖先记忆,认为这正是中古谱系虚实相杂而又乱中有序的双重变奏的体现。范氏的考察基本以时间为序,逐步揭示不同时期士族谱系的动态变化,尤其重视对谱系中新出现人物的清理。经过这一梳理,士族谱系建构过程中的攀附、伪冒、错谬、杂乱等细节,便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随后刊出的《士族谱系的变奏——基于中古太原白氏的个案考察》一文,范氏又以太原白氏为例,再度确认中古士族谱系虚实相杂的变奏属性。文中,作者不再像前文那样瞩目白氏谱系中那些血缘联系可疑的祖先何时出现,而是聚焦于8至9世纪间白氏祖先追溯的诸文本,挖掘其间的异同及变化。作者注意到,和太原王氏、郭氏等的谱系类似,太原白氏的祖先世系亦大致由上古传说祖先、汉魏六朝英雄祖先及近世真实祖先构成,真实祖先与虚拟祖先并存,表现出二元对立的双轨制特征,而白氏远祖构建从南到北、自夷入夏,则使得双轨更为复杂多元。要之,范氏给中古士族谱系贴上的一个基本标签是虚实相杂,并在此标签下区分真实祖先与虚拟祖先,进而追问后者出现的过程和缘由。在作者看来,虚拟祖先的出现源自士族祖先叙述中的攀附,而攀附的出现及攀附范围的扩张、延伸,则与士族阶层的演变和认同密切相关。

  

   仇氏和范氏的研究都显示出中古士族谱系建构大体存在从杂乱无章到成熟定型的过程,这一点在吴曼玉、吴洪琳对代北窦氏谱系建构的考察中也有体现。在《中古时期代北窦氏的祖先谱系建构与郡望伪冒》一文中,作者指出,代北胡族窦氏在向华夏名族扶风窦氏攀附的过程中,稍早的《窦泰墓志》《窦兴洛墓志》叙述郡望、祖先张冠李戴,表明彼时谱系建构尚未固定;及北朝末隋唐之际,谱系建构渐趋成熟,“扶风平陵”及两汉窦姓人物稳定的成为谱系叙述中的郡望和祖先;这之后,“窦统北入鲜卑”情节的杜撰,填补了谱系书写中代北与华夏之间的缺环,而在“黄帝后裔”族源传说扩张的影响下,窦氏祖先被进一步追溯至黄帝及其后裔,由此完成了代北窦氏的谱系建构。胡族窦氏的谱系建构显示,不仅真实或名义上的汉人士族汲汲于制作或高尚或显赫的列祖列宗,非汉姓族亦在此谱系建构潮流中“上下其手”,制作同样辉煌长久的祖先世系。事实上,正如学者在北族墓志中所发现的那样,通过伪托望族和冒袭先祖建构家族谱系,在彼时非汉姓族中极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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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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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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