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华人川普主义者的三个迷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9 次 更新时间:2021-04-15 10: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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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 (进入专栏)  

  

   一直以来,我都反对用“川粉”指称所有的川普支持者,因为很难想象7300多万给川普投票的美国公民都是川普的狂热粉丝。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选民告诉记者:“去给特朗普投票的时候,我的脚下像灌了铅”【1】,他对川普的抗疫政策和言论有很多不满,最终因为出身共和党家庭而支持川普,这让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在不久前的访谈中,美籍华裔作家哈金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川普性格有很多缺陷,没有理想与价值,充其量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选川普而舍拜登于哈金而言是理性权衡的结果,而且在1月6日白人至上主义者攻占国会山之后,哈金认为川普正在破坏自由民主,彻底收回了对他的支持。由此可见即便是在高度两极化的2020大选,川普的支持者们也只是达成了“选票的共识”,而不是“理由的共识” 【2】。

   除了如痴如狂的川粉和“脚下灌铅”的支持者,还有一批自称川普主义的人,他们支持川普的理由是,美国正在面临自由主义和民主党制造的全面危机,川普和他所代表的保守主义价值理想正是拯救美国、复兴西方文明的希望所在。就在美国大选正式落幕的几天前,一本题为《川普主义》的中文电子刊物应运而生,不少知名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列其中,既包括曾经的自由主义者(主要是哈耶克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也包括一些大陆新儒家和基督徒。对于这些故交旧识,我充满了知识和情感上的困惑。但我不打算探讨他们的性格特征与个人际遇;这些话题太私密,有动机论和人身攻击的嫌疑。我也不打算处理阴谋论等明显荒谬的观点。我试图在他们的论点中寻找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尽可能合理化他们的理由,从事实和逻辑的层面切入分歧。我有一个近似于天真的想法:即使无法成为同道中人,至少还可以成为通道之人,双方应该尽可能地借助理性和适当的共情去理解彼此的同与异,即便最终还是要分道而行,也应该搞清楚同行过哪一段路,在哪里以及因为什么而分手,彼此之间保持足够的体面与教养,避免不端和无礼。

   我认为华人川普主义的兴起与以下三个迷思(myth)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迷思1:圣经造就美国:只有回归盎格鲁—新教传统,才能拯救美国和西方文明。

   迷思2:美国正在社会主义化:无论是经济安排还是文化道德,美国正在不可挽回地滑向社会主义。

   迷思3:曲线救国:惟有川普继续执政,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变革。

   虽然具体到不同的个人,这三个迷思的权重以及排列组合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我相信它们是帮助我们理解华人川普主义的思想钥匙。限于篇幅,我会重点分析前两个迷思,把第三个迷思留给有识之士去探讨。

  

   一、圣经造就美国的迷思

   “圣经造就美国”作为一个迷思,最广为人知的版本来自于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中,亨廷顿提出美国信念的原则——自由、平等、民主、民权、无歧视、法治等价值——是独特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产物。如果美国人放弃盎格鲁—新教文化,美国也就不大可能保持它的突出地位。【3】亨廷顿相信,如果美国最初的定居者不是英国的新教徒而是法国、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天主教徒,那么美国就不会是今天的美国,而会是魁北克、墨西哥或巴西。

   华人川普主义者普遍接受了亨廷顿的这个叙事;随着川普当选引发的保守主义热潮,尤其是杰瑞·纽科姆的《圣经造就美国》、拉塞尔·柯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保守主义思想》陆续引入中文世界,愈发坚定了他们的这个观点。即便是在2020大选尘埃落定的今天,自由学者萧三匝依然在《川普主义已经赢了》一文中指出,“川普主义的实质,毫无疑问,就是源自伯克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既关注人权,更关注人权的基础——神的主权。”【4】在这个意义上,萧三匝认为川普虽然输了,但川普主义必将胜利,因为它是恢复山巅之国的荣耀的必由之路。

   “圣经造就美国”作为一种迷思,主要犯了以下三方面的错误:1. 刻舟求剑,在逻辑上犯了开端决定一切、起源决定本质的认知性错误;2. 以偏概全,将美国的建国史不恰当地还原为盎格鲁—新教徒创立山巅之国的历史;3. 自我挫败,在策略上脱离现实语境和条件,面临着从保守主义者蜕变成激进主义者的危险。

   赵敦华教授曾经指出,在探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时,不少学者常常会混淆“思想的内容”和“产生思想的社会条件”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些学者假定:一种价值观或知识在发生时即获得了一个决定性的本质(“社会条件”、外部“存在”或“内在真理”), 在逻辑上存在着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将来的必然关系【5】。在我看来,亨廷顿与华人川普主义者犯的是同一类型的错误,他们从“起源创造并且维持本质”这个假定出发,主张作为源头的盎格鲁-新教特质决定了美国精神一脉相承的统绪,然而,这不过是赵敦华所说的“关于本质的发生学教条”,或者用我的说法,是一种“观念上的刻舟求剑”,因为“思想的内容”并不等于“产生思想的社会条件”。

   以个人权利概念为例,虽然可以在12世纪的教会法文本中找到它的思想源头,但是从经典文本中的隐含含义具身化为实际应用中的明确发展,最终定型为把握现实的重要概念,却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变。【6】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理解和构建现代复杂社会的核心观念,个体权利已经彻底剪断了与基督教母体的精神脐带。与此相似,即使我们承认自由、平等这些现代价值脱胎于基督教,但在价值多元主义的今天,也不再可能把它们奠基于特定宗教传统之上,任何所谓“返本归元”的做法都只是观念上的刻舟求剑。

   圣经造就美国的论点也不符合美国的真实历史。从美国建国之初的宗教人口格局来看,盎格鲁—新教徒在马萨诸塞州建立教堂,德国新教徒在纽约和新泽西州定居,马里兰州的主流力量是天主教徒,罗得岛州的定居者是浸礼会教友。不难看出,盎格鲁—新教徒从未一支独大,而是与其他教派呈现出分庭抗礼的局面。

   从盎格鲁—新教团体最初奉行的价值和政治实践来看,对内恰恰是专制的而非自由的,他们主张政教合一,不相信也不提倡人类平等,对宗教异端和异教徒毫不宽容。正如历史学家钱满素所指出的,北美殖民地的新教徒经过了一个半世纪复杂的历史变迁,才完成了向自由主义转化的过程。【7】“美国革命同时完成了三项具有革命性的历史任务:从殖民地到独立,从王国到共和国,从政教合一到世俗化。”【8】因此,在任何意义上我们都很难将这个历史性的壮举完全还原成为盎格鲁—新教传统的功劳。

   值得一提的是,《圣经造就美国》的作者纽科姆虽然相信“美国的建立始于一个基督教国家”,反复伸张“美国的基督教根源”,但是他自始至终强调“并非幻想如今的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一个神权国家”。纽科姆指出:“我相信美国的创建者们希望宗教机构从国家机构【9】中分离出来,从此不再有任何一个基督教派凌驾于其他教派之上。……我相信美国的创建者们希望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一定角色(以自愿为基础)。”【10】以上说法充分表明,对于纽科姆而言,“圣经造就美国”是一种修辞学上的表达,意在强调基督教元素在美国历史与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并不等于他打算放弃美国国父确立的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等一系列现代政治价值。相比之下,华人川普主义者与极端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的一系列主张,比如支持川普废除约翰逊修正案,更像是在字面意义上主张“圣经造就美国”,认为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美国的光荣与未来。

   正因为试图在字面意义上实现“圣经造就美国”,让华人川普主义者面临着自我挫败的危险,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虽然自命是保守主义者,其实却是激进主义者。恰如亨廷顿所指出的,起初保守主义者只是一些现存社会的批判者或者反动分子,但是渐渐地就变成了激进分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反动者的理想变得和任何过去的现实社会越来越没有关系。过去被他浪漫化了,最终,他开始支持返回到一个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存在过的、理想化的“黄金时代”。他与其他激进主义者之间无从区分,而且通常表现出所有激进心理的典型特征。【11】

   现代性的宗教起源是一个日益成为学界共识的观念史事实,基督教在美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占据着难以忽视的地位和影响,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有必要重新审视宗教在公共生活的功能和角色,而不是在彻底世俗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但是如上所述,所有这些考量依然无法为“圣经造就美国”这个迷思提供合理的辩护。

  

   二、美国社会主义化的迷思

   如果以欧洲为坐标,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相比18世纪的老欧洲,同时期的美国要更自由,相比21世纪的新欧洲,同时期的美国要更保守。这种保守性全方位体现在宗教信仰、税收、福利保障、移民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华人川普主义者来说,美国也正在或者即将经历一场社会主义的危机。接下来我将分别从经济、宗教和文化三个方面切入这个问题。

   1. 社会主义抑或社会民主主义?

   2020年11月4日,王建勋教授在朋友圈发文《美国精神就是基督教加上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并且加了如下按语:

   “大选计票正在紧张地进行,鹿死谁手尚不得而知。在很大程度上讲,这次大选选谁,意味着是选有限政府(小政府)还是无限政府(大政府),选自由市场还是经济管制,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还是打土豪分田地,选低税收还是高税收,选坚守基督教还是走向无神论,选传统婚姻还是同性婚姻,选秩序下的自由还是随心所欲的自由,选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有意思的是,王建勋虽然承认“这种概括失之简单”,但是他坚持认为“从长远看来看,情形就是如此。”他的根本判断是:

   “民主党及其追随者,和社会主义的信徒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无论他们如何撇清关系。这一点在过去几年里越来越清晰了。这次大选,全球关注,是因为在这个令人焦虑不安的时刻,美国是个风向标,是个领头羊,美国的未来决定着西方文明的未来,甚至决定着人类的未来。”【12】

   上述表述不仅失之简单,而且犯了如下几个逻辑错误:非此即彼、夸大其词、以偏概全、以及把逻辑推到极致(或者说滑坡逻辑)。以“把逻辑推到极致”这个谬误为例,众所周知,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正是依据这种思路批评当时的英国福利国家政策。哈耶克的这个论断在华人知识圈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前三十年有着无比惨痛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把逻辑推到极致”的做法很难被现实经验证伪。

   1956年,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后的第十二年,哈耶克曾经这样回应他的批评者:虽然英国的福利国家政策暂时没有造成任何与极权主义国家相似的东西,但是这本书的根本论点并没有因此发生动摇,因为“广泛的政府控制所引起的变化是一种心理变化,是人民性格上的改变。这肯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几年,而是大概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13】

哈耶克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福利政策的确可能造就事与愿违的结果,比如伤害公平的机会平等,无法培育公民的责任感和独立性。事实上,罗尔斯就曾经批评福利国家会制造出“沮丧而消沉的下等阶级”【14】,南西·弗雷泽也认为平权法案有可能无助于解决分配不公,反而会进一步导致错误的承认,“把弱势群体标记成天生有缺点和永不餍足的人”。【15】但是所有这些担心都不是全盘反对福利政策的理由;它们只是在提醒我们要更好地平衡理论与现实。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哈耶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批判是彻底和毁灭性的,但是在反驳1970年代以后发展出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时却贡献甚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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