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勇:和谐: 从体会人的生存感觉开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84 次 更新时间:2007-01-06 16: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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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兆勇 (进入专栏)  

  

  我本草根,但久居京城,不是贵人,却染上了富贵病。艰难困苦,已成为久远的记忆,只得靠采访去体验某些群体脉搏的跳动。正是这些体会令我对这个社会有着深深的忧虑……

  前些时候,去了一趟曾经发生过骚乱的重庆万州,面对来调查移民状况的官员,到处是一片吵吵嚷嚷:“狗日的,现在吃低保也要凭后台!”,“以前摆地摊还能求吃,现在完全赚不到钱了!”,“这下好了,被搁在青石板上了!”我侧耳倾听,眼神不敢正视这些愤怒的移民,以免他们越来越激动。回到北京,那些无奈的、无助的、愤怒的、茫然的神情在我眼前浮现,令人不能平静。

  难道是三峡移民政策设计有问题?翻看李鹏的《三峡日记》,从“就地后靠”、“开发性移民”,到朱总理时期的外迁移民,“移得出,安得稳,逐步能致富”,到新近的产业扶持,促进就业,从政策设计的初衷,无不显示“上边”对移民政策的关爱之情和细节考虑的精致。但近来,据一些媒体估计已有近百分之六十的移民回流,官方有的说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何至于如此?!

  一个多年前的印象提醒了我:四川农民在春节期间双手揣在裤兜里,提一包糖,从初一到十五都是走亲戚,喝酒吃肉,猜令划拳,一年的辛苦在浓浓的亲情、乡情中沉淀。那是农民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但是今天他们却远离故土,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听不到熟悉的乡音,吃不到熟悉的麻辣烫,不习惯当地的水土,看不惯别人对他们的眼神……所有的感觉都与家乡有所不同。你可以给他造大房子,可以给他钱,可以发动周边群众对他们好,但你能把亲戚关系切一块让他带走吗?你能把湿润的空气让他带走吗?政策设计也许细致、精巧,但是设计者却忽略了人的生存感觉,人可不是物体。移民常常聚居而找回群体的感觉,但三峡移民却是被分散安置,使孤独的移民变成原子状态。地域上的不适应,精神上找不到生存的共同感觉,这种生存感觉的错位,才是外迁移民政策失败的原因。忽略了人的生存感觉,即使移住北京上海,他也会回到他那熟悉的“鸡窝”。

  这几年,我也在寻思人的生存感觉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笔者近年一直研究革命心理,法国勒庞“群体无理性”;布鲁默“社会变化而导致个人的不安、孤独、怨恨”,“聚众造反机制的形成”;斯梅尔塞革命或社会运动产生的六个条件“结构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特别是出现了一般化信念,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发生就不远了。正是有这样的研究,04年笔者在《凤凰周刊》上评论汉源、万州事件时提出“柔性处置群体事件的理由”,跳出“阴谋论”而引入社会心理的分析,也曾被官方吸纳为政策。胡温的亲民政策及随之的公共政策调整,特别是限制土地供应,使社会冲突从去年的8.8万起,减少为今年的1.7万起(1至9月),这是令人欣喜的,但是官方对群体事件的成因、属性、具体处置却并没有太大长进,却不能使人轻松。

  我也试着用现代政治学的原理面描述一下当下社会冲突的心理因素:

  社会的巨变,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普遍下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加深。一些地方,一些阶层产生了浓厚的失望感、挫折感、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甚至是压迫感。这几感同时产生,社会就难以安定,任何技术性的控制就难以奏效,用这几种感觉上升也就能解释官方所称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

  当这一代贫困也就罢了,但下一代却因教育费高昂而辍学,导致阶层流动上升的管道堵塞,从而出现贫困的代际转移,会否产生极度的失望?!摆一个小摊而被无处不在的城管四处追赶,或被大资本所办的超市、便利店打垮,生存空间被挤压,会否产生挫折感?!市场经济是对的,出现优胜劣汰,“咱没有能力”就认了,但大面积的弱势群体、社会边缘人产生时,还实行社会达尔文政策,会否产生极度的绝望?!穷不会有事,由穷到富的过程是否公平却容易有事,“你有,我为什么没有”,"你有那么多,我却那么少",当竞争每每掺杂官商勾结,不公平感会不上升?!虽然经济迅速增长,却不能惠及大众,总是有人比我得到更多好处,衣食无忧一族家的狗比人还过得好,房价高企而导致社会生活成本高昂,连中产阶级也产生相对剥夺感!甚至“形而上”为剥削感压迫感?!可以说毛泽东革命的成功就是把“这些感”上升为意识形态而取得胜利的。前些时候,我在网上看见一首小诗《祖国啊,我只摆了一个小摊》,嗅出的社会信息令我寝食难安!

  令人忧虑的是,在汉源事件、万州事件、广安事件之后,群体事件数量在下降,但“这几感”似乎还在上升,虽然还是“碎片化”阶段,还未达到“一般化”水平——这也是官方解决问题的契机,但是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充而不闻,不能没有紧迫感。

  也许我们鱼翅鲍鱼吃得太多,为官者已忘记红苕玉米的味道,感觉已变得迟钝、麻木。一些地方还把这类问题简单化处理,把社会冲突当政治冲突来处理,把社会利益的诉求、诉苦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要果断,为啥不果断地还人家住宅?!合理的利益为啥不果断地维护呢?!有些地方的腐败分子总是自己搞好处,很多事端都是百姓反对他们谋利而触发,他们却夸大群体事件的政治性,什么问题都往政治上扯,用高压来遮盖自己的不法勾当,企图让中央来为他们买单,如果都按他们那套解决问题,和谐社会恐难建成。

  在具体事件的处置上,缺乏对民众生存感觉的官员见到黑压压的抗争人群已经脚火巴手软,惊慌之下如此果断,常常酿成更大的危机。汉源事件发生时,当穿着名牌的省领导及其随从要到大坝上“现场办公”,“不怕与人民群众接触”,反而触发群情更加汹涌!一个秘书出身的人做一个全局性的领导,也许他能揣摩上意,他能揣摩民众情绪吗?他能用老百姓熟悉的语言沟通吗?他们能听出移民“你们”、 “我们”称谓所含的意味吗?中国现在的冲突好多也就是中国菜市场惯常出现的纠葛,如果经常买菜,如果与百姓有血肉联系,如果能深刻体认民众的生存感觉,事情会闹大?——我不会相信!89年,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萧秧对示威游行的学生说:你们是乱动,不是动乱!他的一身牛仔装也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一个在文革中动枪动炮的城市却很平稳,委实不易。萧秧那一代参加过地下党、闹过学潮、当过工人,对社会有丰富的体验,他们明白用什么方式能消除敌对情绪。不过事后却有人告他模糊阶级斗争性质。

  公民因道义信念而服从,也因恐惧而服从。也有的人认为,这个社会太自由才导致冲突不断?的确,灾荒年饿死上千万人,四川也未见闹事,法国“国王密札”(签发无需署名的逮捕令)时期,社会没事,恰恰是松动的时候,人心希望更大变革的时候,国王写下“今日无事”,事反而闹大了,革命了。

  也有人认为,任何骚乱都有组织者,要选择打击组织者,当然对违法犯罪者对暴民弹压无可厚非,但革命心理学也告诉我们,要小心使用惩戒手段,一些群体组织者受到过份打压可能产生自虐心理、拼命抗争心理,“为了大众”而不怕吃苦受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印度圣雄甘地要为“民族解放”而“不过性生活”,“不吃饭”,而成为偏执的革命者,弹压反而使其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领袖。毛泽东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要把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面对利益多元、思想多元,不能沿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不然真会出现阶级斗争。

  政治的奇妙在于常常是“预言证实”,你把谁当敌人,处处设防,草木皆兵,他可能真就成了敌人,越多的敌意,越多的假想敌,社会就不可能和谐!

  革命只能是暴力专制的轮回,也是过时的话语,消除革命的心理须从体会人的生存感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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