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骄:美国实战威慑核战略: 理论、历史与现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1 次 更新时间:2021-03-14 22:13:42

进入专题: 美国核战略   防扩散制度   纯威慑   实战威慑   新技术革命  

江天骄  

   【内容提要】 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础的国际防扩散制度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如今却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对于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进程出现的倒退,美国负有特殊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问题上。首先,经典核威慑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美国矛盾的核战略和防扩散政策。以实战威慑和延伸威慑构成的绝对自由核战略才是长期指导美国核政策实践的根本。其次,通过对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史进行再挖掘可以得知,一般认为的美国核战略在主张核武器用于实战的保守派和主张核武器仅用于威慑的自由派之间摇摆,实际上夸大了自由派对美国核战略的影响。美国在大多数总统任期内将绝对自由核战略作为拱卫其构建战后国际秩序和获得对苏联战略优势的关键。最后,核武器与非核武器的互动是当前核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传统的核威慑和战略稳定正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然而,美国依旧以核常融合、攻防兼备构筑绝对优势,并以新兴技术、跨域威慑确保全面制胜。其结果持续引发由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互动、谋求技术先发优势以及追求绝对自由所导致的“三元悖论”,从而对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防扩散制度产生进一步冲击。

   【关键词】 美国核战略;防扩散制度;纯威慑;实战威慑;新技术革命

  

一  问题的提出

   2020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问世50周年,也应当举行条约第10次审议大会。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相关国际法规是最具普遍约束力的国际制度之一。然而,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相关制度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新一轮军备竞赛暗流涌动,朝核问题久拖不决,伊核问题持续发酵,核扩散与核战争的风险正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与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以及新型传染病等更加时髦的全球治理问题相比,核扩散问题的症结长期以来难以得到妥善解决,老调重弹不免让人丧失关注的兴趣。该扩散的都已经扩散,不会扩散的再过多久也不会扩散,似乎成为了一种无奈的现实。此外,“如果核战争会爆发,早就该爆发了”这类反事实的论断也会让很多人认为核不扩散体系始终在正常运转,因而不必杞人忧天。

   事实上,发轫于冷战时期的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体系当前面临的挑战可能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棘手。首先,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核技术已经广泛扩散,相关敏感核材料(分离钚和浓缩铀)也日益堆积,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核扩散的风险。 其次,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或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并引发无核国家对有核国家不按照防扩散条约规定尽快实现核裁军义务的不满。最后,核禁忌作为防扩散制度长期凝聚的国际规范正不断衰退。一方面,美国作为世界头号核武器国家大肆渲染大国竞争时代的到来,强化核武器的作用,并反复强调核武器的实战性;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防扩散政策上推行“双重标准”,地区核扩散问题愈演愈烈。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无视相关国际制度,长期游离于核不扩散体系之外。美国对以色列的核扩散问题讳莫如深,对印度更是不顾其违反防扩散条约的事实而与其签署民用核合作协议,公然破坏国际防扩散制度。在朝核问题的刺激下,日本和韩国国内的保守势力也多次探讨核扩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随着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的恶化,伊朗也不断威胁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进一步引发地区核扩散的连锁反应。

   美俄核裁军进展迟缓,部分核大国甚至利用核武器作为一种威逼的手段,进一步加深了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矛盾。近年来,无核国家发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全球反核运动,并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核武器条约》。目前已有85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在2019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更是猛烈批评现行核不扩散制度,认为其反映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国际力量格局,并提出要么所有国家都没有核武器,要么所有国家都能拥有。 乌克兰也表示将不再承担《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义务,或转而发展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战略武器保家卫国。尽管全面核裁军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应该成为一句空话,当前国际核态势的发展方向显然与这一宏伟目标相背离。

   对于当前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体系所面临的巨大风险,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战期间,美国抢在德国前面打开了核武器的“潘多拉魔盒”。尽管最初美国研制核武器是为了赢得反法西斯战争,争取世界和平,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核战略的正义性和正当性迅速衰减乃至走向反面”,总体上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并对世界核态势产生了“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影响”。 自原子技术革命以来,美国一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推动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进程,另一方面又通过积极发展核武器谋求对主要竞争对手和可能发生核扩散的国家进行打击。早在“曼哈顿计划”之初,美国军方就强调即便是盟友也不能拥有核武器。 随后又提出“巴鲁克计划”作为国际防扩散制度的雏形。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要么与盟友分享核武器,要么支持或默许盟友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此与苏联对抗。尽管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国际防扩散制度基本确立,但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偏袒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案例比比皆是。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对国际防扩散制度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在核裁军方面,20世纪70~80年代,美苏之间的军备控制和军备竞赛交替进行。冷战结束之后,美俄之间尽管持续开展核裁军,但核武器数量下降的同时都伴随着在核武器的质量上以及其他先进常规武器领域的竞赛。

   总体上,美国的核战略及其防扩散政策始终在矛盾中前行。强调核武器不能被使用的观点往往认为,核战争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且核武器本身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美国因此推动了建立国际防扩散与核裁军制度,并要求其他国家也减少任何发展核武器或使用核武器的可能。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应当积极发挥核武器的作用,谋求绝对的核优势,并在冲突中优先、尽早使用核武器。美国也因此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遗余力、坚持不懈地发展高精尖的核武器技术,不断推出咄咄逼人的核政策。对后者来说,前者的观点是故步自封;对前者来说,后者的做法无异于自毁长城。这种矛盾反映出美国历届政府都始终未能清楚地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核武器究竟为何而存在?历史实践证明,美国实际推行的核战略与经典核威慑理论之间存在较大的偏差。随着新时期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和新一轮军事技术革命的到来,核武器的本质及其在大国博弈中所扮演的角色须得到更加清晰的解释,从而为21世纪后半叶国际核秩序的建构奠定基本共识。

   为此,本文旨在探索三个有待进一步明晰且相互关联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问题。首先,如果经典核威慑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美国矛盾的核战略和防扩散政策,那么半个多世纪以来指导美国核战略实践的理论究竟是什么?其次,一般认为美国的核战略始终在主张核武器用于实战的保守派和主张核武器仅用于威慑的自由派之间摇摆,且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体现的是自由派的观点,而此后保守派取而代之。 然而,通过对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史进行再挖掘可以得知,自由派对美国核战略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最后,核武器与非核武器的互动是当前核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传统的核威慑和战略稳定正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 如果不能准确认识非核武器对国际防扩散和核裁军制度所产生的影响,那么长远看,现行制度将难以存续下去。


二  美国核战略的悖论:追求绝对自由的核战略

   以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为代表的战略学家和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学家都是经典核威慑理论或者“纯威慑”理论的支持者。该理论最早揭示了核武器作为一种“绝对武器”的不可防御性和无与伦比的威慑力,并对核战争的危险性和毁灭性发出警告。 “纯威慑”理论的观点对冷战之所以没有上升为热战甚至核战争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使人类见证了一场有别于传统大国争霸历史的冲突形式。 然而,该理论与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极具进攻性的核战略以及“双重标准”的防扩散政策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悖论。

   (一)“纯威慑”理论及其推论

   根据“纯威慑”理论主要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争取核优势是毫无意义的目标。核武器帮助国家通过核威慑确保其主权和安全不受侵犯。 只要拥有一定规模的核武库,其他国家就会因为忌惮于核报复而不敢入侵。 核武器甚至能够消除历史上长期引发冲突的安全困境,促成国家间的合作。 这种合作的动力正是来自于拥有核武器的双方为寻求避免两败俱伤而产生的共同利益。 此外,“纯威慑”理论强调,核武器唯一的作用就是威慑,而很难产生其他的政治影响(例如威逼胁迫对手)。 因此,只要具备二次打击能力,国家将享有充分的主权和安全。而核军备是否处于均势并不能影响核威慑的效应,争取核优势也不能为国家带来更大的政治优势或是谈判筹码。

   第二,核武器应该扩散。华尔兹作为这一观点的旗手认为,只要国家感到不安全并认为获得核武器能够确保自身安全,那么美国阻止核扩散的努力就不会成功。 既然核武器只能被用于威慑,美国就应该积极支持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因为这会让越来越多的国家谨慎行事并消除传统的安全困境。正如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突出结构和体系的作用,而把国家行为体抽象成受体系影响的各个同质化的单元,“纯威慑”理论也把核武器视作一种具有普遍强大威慑力的武器,且不论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和政体如何,核武器的存在本身都将约束其战略选项和行为。在此基础上,整个国际社会将逐步形成一种自我慑止的文化,以至于最终需要被威慑的对象都寥寥无几。

   第三,核武器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从攻防平衡的角度来看,核技术革命对于防御极为有利,以至于其他关于核武器本身的性能以及核态势等影响因素都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 只要防御的一方拥有核武器,那么,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核武器,以何种形式存储,以何种形式发射,都意味着征服变得几乎不可能。 只要核武器存在,就会促使国家更加谨慎地动用军事力量。 因此,随着核武器的扩散,国家间将形成一种防御占主导的态势。

   根据“纯威慑”理论的观点进行推论,美国不应该也不可能限制核扩散。只要获得了二次打击的能力,继续在质量或数量上强化核武库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反而会招致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甚至扰动地缘政治。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战略稳定将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无论是特定的冲突场景、历史地理、政治体制,还是国家的利益目标,都不会改变核武器所带来的系统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一些关于“核禁忌”的规范性研究以及不使用核武器的国内政治研究也大多接受“纯威慑”理论的基本假设,即核武器拥有绝对的毁伤能力,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且伴随着严重的道德问题。

   (二)“纯威慑”理论与美国核战略的悖论

然而,“纯威慑”理论显然不能全面解释美国的核战略及其实践。美国既不满足于保留仅用于“纯威慑”的小规模核武库,又要将核武器像常规武器一样使用,还要不惜花费巨额的资金和精力来建设抵御核打击的导弹防御系统,更不愿接受其他国家获得二次打击能力。美国不仅不认为核武器只是用于确保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防御性武器,而且不愿接受被其他国家核威慑。在冷战初期,为了抗衡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将核武器前沿部署到海外,试图在冲突中优先使用核武器,甚至给予前线指挥官发射核武器的预先授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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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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