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文学的“俗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 次 更新时间:2021-02-24 11:01:25

进入专题: 毕飞宇   叙事伦理  

梁海  

   摘要:毕飞宇的小说总是会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在一个个小人物为生存而搏杀的血淋淋的伤口里,透视还原生活的样貌以及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伦理。无论他所面对和感知的世界是高尚低俗,他都愿意接受这个世界的面貌,包容这个世界的神秘性。他的小说创作彰显出作家努力使文学与生活“互文”的精神气质,也让我们在文字里听到杂糅的声音、炫舞的色彩和感觉的意象。这是叙事文学中较高的修辞境界,令人再次感受到那种向古典精神致敬并与现代进行奇妙对话的冲动。

   关键词:毕飞宇;叙事伦理;伤害;诗意;“俗骨”

  

   一

  

   毕飞宇的处女作是中篇小说《孤岛》,发表于1991年《花城》第一期。此时,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浪潮正在悄然隐退。所以,当毕飞宇1994年发表短篇小说《叙事》时,编辑黄小初不无惋惜地感慨:“飞宇啊,你生不逢时啊,你要是早个五六年写出《叙事》就好了。”①黄小初对毕飞宇的感慨被评论家陈晓明做了学理化的命名:晚生代。“晚生”之“晚”是相对于先锋而言的。陈晓明说:“‘晚生代的含义不妨简要地理解为:主要是晚于‘先锋派出现,艺术高地和文化象征资本被先锋派占据后,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的一批作家……,‘晚生代契合了回到现实的潮流”。②199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渐次深入,东西方冷战结束,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在传统与现代的强烈撞击下,社会生活和社会价值观念在过山车般的盘旋跌宕中起伏不定,由此呈现出无限丰富的社会景观。面对复杂、深刻而尖锐的社会生活,苏童、余华、格非等先锋作家都纷纷从先锋的巷道转入现实的道路,毕竟,“先锋派作家处理不好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几乎是一种共识。”③而没有搭上“先锋快车”的晚生代作家,更是急需找到跨越先锋作家的现实主义路径。

   就毕飞宇而言,他在经历了反复的艰难摸索之后,选择了写实主义立场。他的选择一方面是对时代的呼应,“当时文坛开始时兴一个词叫‘后撤”④;另一方面,也缘于他自身文学观念的嬗变。毕飞宇从骨子里热爱理性思辨,他曾谈到年轻时读梅特林克《青鸟》带给他的惊喜,“我热爱这些理念,它们让我着迷。”⑤所以,初入文坛的毕飞宇,一度徘徊于形而上的空间。他自称自己早期的创作是“闭着眼睛”写作,“感兴趣的是形而上、历史、终极”,他说:“反正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一点现实的东西,日常生活那就更不用说了”,“老实说,当我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注重日常问题的时候,我的骨子里是痛苦的。”⑥然而,蜕变之后,“日常生活”却成为毕飞宇小说世界里最醒目的关键词。他开始以最朴素的姿态贴着地面凝视和关注生活,将目光聚焦到挣扎在时代变化当中的一个个小人物,也许这些人物并不具有典型性,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这些小人物确定了生活的本质。他们的生活境遇,存在样态,喜怒哀乐,还有他们追求的幸福和理想,汇总在一起便构成了一幅我们这个时代的完整的生活画卷。所以,毕飞宇说:“作家要塑造人,第一件事是理解人,从哪里理解?从日常生活这个层面理解……你不在日常上下功夫,所谓的塑造人物往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⑦当然,他叙写世俗,却不沦陷于世俗,而是时刻将理性和伦理的思考深入到生活的细部,包括幸福、善恶、爱、自由、尊严、正义、公平等等。也就是说,毕飞宇写实主义创作的坚实内核是基于伦理意义上的人性思考。毕竟,与日常相伴的就是伦理。刘小枫说:“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識,考据各种生命感觉的独特意义。”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毕飞宇叙事伦理是要从个体独特命运的偶然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

   同时,毕飞宇总是会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翻腾出有温度的细节,来书写隐匿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张学昕在谈到毕飞宇时曾指出:“(毕飞宇)常常从一个从容、节奏舒缓的叙述开始,缓缓地扎进生活深处。从容地咀嚼或吞吐现实生态的龃龉,生长延展出强大、鲜活欲滴的枝蔓。人文的情愫,被牢牢地嵌入叙事的草地上。在叙述上,看似用力均匀,但无法掩饰那种对现实锐利、直面的压迫状态。有时,他也常常故意‘压迫故事或情节的形状,以柔美式的叙事掘进,简洁地白描生活原点的恍然。”⑨可见,注重细部修辞的力量是毕飞宇写实主义的根基。他在一系列生活的细部去打造“被伤害和侮辱的人们”,并投注以悲悯的目光。正因为如此,日常便有了高度,也有了诗意。由此看来,毕飞宇亦有着诗人般的观看和聆听的能力,拥抱世界以及被世界拥抱的能力。无论他所面对和感知的世界是高尚还是凡俗,卑微还是低俗,他都愿意接受这个世界的平静和美好,愿意包容这个世界和人性的神秘性。他找到了进入人性的密钥——诗性与情感,这是诗学的境地。既然要表现情感,就需要处理经验世界,就要用最细微的感情把握生活的玄机和妙意。一句话,一个好的小说家需要对文本有妙手天成的能力,毕飞宇做到了。

  

   二

  

   毕飞宇在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曾说:“我的创作母题是什么?简单地说,伤害。我的所有的创作几乎都围绕在‘伤害的周围。”⑩的确,毕飞宇的小说总是会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在一个个小人物为生存而搏杀的血淋淋的伤口里,透视还原生活的样貌,以及社会生活的基本伦理。他的小说世界里没有大开大阖的刀光剑影和你死我活,却处处绵里藏针、勾心斗角,犹如一处不动声色的沼泽,貌似平静,却可能随时爆发吞噬人的恐怖力量。

   毕飞宇尤其擅长书写女性。在他的小说世界里,我们常常会看到女性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和相互践踏。玉米和玉秀,玉秧和庞玉华,筱燕秋和李雪芬、春来……她们如同前世的冤家,仿佛只有厮杀、博弈才能证明她们的存在。实际上,关于“同性相杀”的母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鲜见。比如,苏童就可以称得上是“红粉杀手”。《妻妾成群》《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中一个个女性的厮杀,其惨烈程度绝不逊色于玉米们。然而,与毕飞宇不同的是,苏童常常将女性置入抽空了历史的竞技场,让她们在裸露的人性中展开博弈,让“性恶论”成为支撑博弈的渊薮。我们看到,颂莲内心的“恶”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在步入陈家大院的那一刻起她就如同一个斗士。她毫不留情地干掉曾经鄙视她的雁儿,剪破卓云的耳朵。尽管最终她是一个失败者,但她并不善良温婉。为了生存,她与其他四个女性相互攻讦,骨子里透出残忍、阴毒和冷酷。同样,住在简家酱园楼上的简氏姐妹和楼下的三个女店员,将自私、冷酷、庸俗、市侩、淫荡等人性的弱点散播在小楼狭小的空气里,发霉的酱菜和那些掉入酱缸里的苍蝇,成为这些女性丑陋人性的象征。而娴、芝和箫三代人更是以同性间的相互践踏解构了母女之间的血缘亲情。显然,苏童笔下的女性战争源自于先验性的人性之恶。他是要通过这些“恶之花”去唤醒女性自身的内省。

   与苏童相比,毕飞宇是由外而内去挖掘女性战争的悲剧根源。从日常生活入手,在世情伦理所构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言说伤害与受难母题。在他看来,“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反而是人的‘关系。‘关系才是前提、根本。”11那么,人与人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我们活在世界上,自然和这个世界就有了关系。这个关系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感觉和判断中。因为是‘我们的感觉和判断,这一来就有意思了……所以,可供所有人信赖的关系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人是一个世界,一个人构成了一种关系。”12正是基于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毕飞宇常常在文本中设计一对相反相成的人物,让她们以互为镜像的关系去呈现伤害,从而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中营造出“他者即地狱”的现代性批判。

   “玉米三部曲”是毕飞宇“关系理论”成功的艺术实践。三部小说的叙事线索围绕着玉米与玉秀,玉秧与庞玉华之间的博弈展开。从表象来看,玉米与玉秀厮杀是出于同性之间的妒忌。玉米最看不惯的就是玉秀的姿色和风情,而“玉秀仗着自己聪明,又会笼络人心,……还有一点相当要紧,玉秀有两只双眼皮的大眼睛,皮肤也好,人漂亮,还狐狸精,屁大的委屈都要歪在父亲的胸前发嗲,玉米是做不出来的,所以父亲偏着她”13。可以说,玉秀是家里唯一不服玉米管的人。两人如同前世的冤家,“一直绷着力气,暗地里较足了劲”。玉秀出事后,玉米领着她出去见人,玉秀“对玉米生出一股说不出的感激,却又夹杂了一股难言的恨。”玉米永远是压在她头上的一顶帽子,遮蔽着她应有的光亮。所以,她会不失时机地与玉米的继女郭巧巧结盟,去对付自己的亲姐姐。

   然而,细究文本,我们不难发现,玉米与玉秀的较量不是发自人性深处的暗黑力量,而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身份认同。玉米深谙乡村伦理和家族宗法制度,作为家中的长女,她从小就密切关注家族生命的裂变与衍生。在她看来,她的天职就是持家,就玉米而言,她的道德标尺是以家族利益为本位的,她不允许任何人损害家族的利益。因为父亲王连方与村中多个女性有染,“她平时和父亲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她像一个“老到的母亲”抱着弟弟小八子挨个到与父亲上过床的女人家门口,去“替母亲争回脸上的光”,“更有一种树立人生典范的严肃性、迫切性”。王连方东窗事发被组织双开,家庭迅速破败,玉米无情地被飞行员未婚夫抛弃,玉秀、玉叶被村民轮奸。在一系列厄运面前,玉米没有颓唐,她主动担负起了重振家业的重担。但是,如何重振呢?在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语境中,权力的丧失以及由此导致的改朝换代的悲剧,让玉米只能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重振家业。她让王连方给她“说个男人”,“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她要用青春的肉体为家族换来体面和荣耀。为了家,她能够承受任何屈辱,包括身体的与精神的。玉米的付出换来了回报,她成功地给县城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填了房。当玉米“腆着大肚子”回到王家庄的时候,庄上的人们意外地发现,玉米一家的“人气一下子就蹿上去了”。所以,对玉米而言,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她是唯一能够拯救这个家的家长。

   玉米与玉秀矛盾的直接源头就是对家长身份的认同问题。玉米在承担家长责任的同时,也要享受作为家长的权力,这也是家国同构文化彰显出的权力的广延性。而玉秀却偏偏要挑战这种身份和权力。她是叛逆的,她从未留意过家族的荣誉,她要靠着“狐狸精”的本事掌控自己的人生。這无疑触犯了玉米以及她所信仰的传统宗法伦理。传统道德典籍中对“红颜祸水”的既定认识,将美与恶做了形而上的捆绑,女性的美丽总是潜藏着危险与罪恶。所以,“狐狸精”是家族文化中破坏家庭和睦的渊薮。这就意味着,玉米的权力是管好家并清退“狐狸精”,从而建构和谐的家庭。在此意义上,玉米和玉秀就成为宗法制度下的一对“天敌”。在玉米那里,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家族利益。所以,玉米与玉秀之间的相互伤害,从根本上讲述的是传统家族文化对人性的戕害。

如果说,玉米和玉秀是传统宗法伦理制度的受害者,那么,走出王家庄的玉秧则完全摆脱了家族制的束缚,但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玉秧遭遇的竟然还是玉米和玉秀当年的故事。玉秧靠自己的本事进城上了师范学校,走出了王家庄,成为家族的一个“逸出者”。实际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书写像玉秧这样,个人从家族逸出的例子屡见不鲜。鲁迅早在1923年就提出过“娜拉走后”的问题。无论娜拉的结局如何,一个又一个出走的娜拉不断地穿梭在现代文学史中。到了当代,“乡下人进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娜拉故事的新的衍化。这些逸出乡村走向城市的乡下人,面临着诸多的人生困境。就玉秧而言,她要面对的“天敌”竟然同样是从乡下上来的同学庞玉华。按道理来说,这两个“同病相怜”的姑娘应该抱团取暖,在城里找到自己的一片生存土壤。然而,恰恰是因为“同病”,让两人沦为了“今世的冤家”。或许,身份认同是乡下人进城后内心中最隐秘的痛点,只有摆脱“乡土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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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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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 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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