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城邦、民众和广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7 次 更新时间:2021-02-20 11: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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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一、“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论城邦的性质”

   西方的“政治”(politics)一词,以及“政体”(polity),都源于“城邦”(polis)的概念,尽管后来的“政治”和“政体”概念已经包括更多的意义,但其来源仍然暗中支配着西方对政治的理解。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将分析中国的“政治”概念及其不同理解。无论什么样的政治都是试图处理利益和权力的问题,但却可以有非常不同的道理。

   城邦与哲学可能是希腊留给后世影响最大和最深远的成就。除此之外,另外一项特别值得一提的成就是希腊戏剧,它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大众文化,这一大众文化的精神水平如此之高,远胜于今天的“精英文化”。这多少说明了,大众文化未必非堕落不可1(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政治问题,暂不讨论)。城邦不仅创造了西方意义上的政治,而且创造了哲学。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是在城邦环境中发生的,尽管哲学所讨论的不都是政治问题,但哲学这一意见对抗的讨论方式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至于在此之前已经有了的那些被后世追认为“自然哲学”的思考,其实是对世界的美学想象。希腊哲学的发展转折点正是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转向导致的。苏格拉底转向确立了意见世界的对话/争论结构,这一对话结构定义了意见世界的政治性质。正如部族之间的单纯战争不是政治,而只有当谋求合作才形成政治,意见之争也只有当形成理性对话才具有政治性,否则就仅仅是市井争吵。而作为政治的意见之争需要城邦这一环境。列奥·斯特劳斯关于政治哲学的出现有个非常简明的解说:“政治哲学出现在雅典。所有政治行动的目的或为了守成或为了变革。想要守成,就是不想变坏;而要变革,则是想要变好。于是所有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总是某种关于好和坏的观点……当人们明确地试图获得关于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知识,政治哲学就出现了”。2希腊哲学因政治哲学而得以奇迹般地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城邦这一政治奇迹的出现。

   城邦是一个政治创新。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我们先要问清楚什么是城邦。可现在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论城邦的性质”3可以得知,即使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希腊人自己也并不见得能够非常清楚地界定城邦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相信理解城邦必须先理解公民,他的定义是:“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说他是那个城邦的公民;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4不过城邦国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创新,这多少是个问题。阿伦特说:“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除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即他的政治生活。这样每个公民都有了两个生存层次:在他的生活中,他自己的东西(idion)与公有的东西(koinon)。”5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城邦就是个彻底的政治创新了。但喜欢追溯事情的连续性的历史学家们未必完全同意这个截然的区分,他们很快就从希腊城邦的某些特征追溯到了荷马时代甚至迈锡尼时代。摩尔根就相信城邦政治并非“新鲜的原理”或者“独特的发明”,而是历史悠久的习惯制度。他指的是,城邦之前的英雄时代里,希腊部族本来就有了酋长会议、民众大会(agora,阿哥腊)和军事首领(basileus,巴塞勒斯),只不过这些后来被改造为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官6。这里产生两个重要问题:(1)既然在城邦之前,希腊人就已经有了公共政治生活,多少类似于后来的民主形式(因为早已有了agora),那么,城邦在什么意义上是个政治创新?(2)如果城邦确实是个政治创新,那么,导致这种政治创新的条件是什么?

  

   二、“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

   也许希腊城邦并非完全创新,而是继承和革新。为什么在城邦之前的希腊人就有了某种程度的公共政治,由于缺乏历史材料,就很难解释清楚了,而且在历史问题上过分追溯,恐怕很快就追溯到动物世界了,这样做好像有些走题。不仅是希腊人,事实上有许多原始部族都有“某种程度的”公共协商活动。按照传说,中国远古“五帝”时代也有类似情况,那时的首领似乎比较大公无私,不仅愿意把领导权“禅让”给更为年富力强的杰出人物,同时还要征求人民的意见,虽然不是公共选举制度,但类似于推举和公众评议制度。当然,也许远古希腊人的公共生活尤其突出一些。尽管不可能知道当时的历史是如何“一步一步”进行的,但仍然可以分析在逻辑上最可能的情况。为什么在远古时代的部族首领愿意发展某种公共生活?可以这样想象,在生产和工艺技术水平都很低的远古时代,物质水平或物质财富非常有限,部族首领所能够享用的物质并不可能高出部族普遍成员太多,特权所能够带来的物质私利并不构成让人意志崩溃的诱惑(从一些出土的中国远古遗址可以看到,即使是“宫殿”,也是非常简陋的,比古代一般农家土房也强不了多少,只是面积大一些而已),并没有太多纸醉金迷的东西。生活水平差距不大,以权谋私的意义也就不是很大。相反,权力所能够谋划的公益(common goods)却很多,尤其重要的是,对于远古部族,公益无论对于普通成员还是对于首领都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不依赖部族而生存,部族所有成员具有共荣共损的关系。典型的危险是外族的致命挑战(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就是这个道理),而当时的安全问题远远重于私利,集体的安全是个人安全的保证,于是,公益成为私利的必要条件(这一道理隐藏着最为重要的政治秘密,后面还将讨论)。另外,在公益上做出重大贡献还会赢来万众归心的荣誉,而荣誉正是维持权威的保证。可以想象,远古部族的公共生活对于部族的生存和命运应该是个有利的策略。

   尽管希腊城邦的公共生活并非完全创新,但它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它创造了“公民”,这是以前没有的(亚里士多德从公民去理解和定义城邦,确实是看到了城邦的本质)。可以说,在公共生活的发展史中,城邦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它通过创造公民而把远古的部族公共原则发展成为一个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政治制度,它在某些方面的“先进性”甚至超过现代的民主制。希腊盛世的执政官伯利克里在一个后来被称为最早的民主宣言的讲演中以夸张的自豪感说出:“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的。我们的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端时,每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的日常生活也一样”7。

   城邦制度一般被归功于忒修斯(Theseus)、梭伦(Solon)和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的努力,其中梭伦被认为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梭伦时期,许多希腊人破产或负债而沦为奴隶,还有许多人由于经商、战争和游历而离开原属部族,却也没有归属别的部族,这些都搞乱了部族内部秩序和人们原来的身份,于是社会发生持续混乱争斗,执政官梭伦甚感厌恶,他天才地想出了重整社会秩序的办法(前594年),先是取消了许多人无力偿还的债务,归还抵债的土地,赎回奴隶,最终废除债务奴隶制,限制土地无限占有,然后根据人们的财产情况把希腊人分成4个阶层,分别拥有不同的权力和承担不同的相应义务(虽然对贵族和富人仍然比较有利,但以财富取代血缘去规定身份是一个突破),但所有公民在公民大会的权利是同样的(知情、提问、辩论、议政、决定等),这一点决定了公民的政治影响力。另外,梭伦还承认那些不属于雅典传统部族的自由人成为公民,但考虑到传统部族的力量,他把外来人都算入第4等级。这个不够彻底的问题最后由克里斯提尼解决(前509年),他把人民按照居住地划分为100个乡和10大选区,人人注册成为平等的公民。这个政治改革完成了从部族向国家的演变,新的政治形式不再以人身关系而以财产和地域去规定公民身份。城邦取消了唯一性的最高首领。在此之前,巴塞勒斯(军事首领兼宗教事务主持)这个职位大概相当于最高领导,类似国王(因为军队是实际上最重要的力量),但是城邦把最高职位削弱为联席执政官,一共9位执政官,其中三位是最高执政,分管国政、宗教和司法。梭伦时元老院有400人,后来被克里斯提尼改为500人议会,以便让普遍公民有更多机会进入政府。元老院主席是象征性的城邦最高首领,他主持盛大仪式和接见外国来使,看起来很是荣光,却无实权,而且是由元老院成员轮流担任,每人只当值一天8。

   可以看出,城邦的权力非常分散,分权的程度超过现代社会。尤其是民主程度更超过现代社会,城邦的民主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也超过现代社会。当然,这种合理制度与城邦的有限规模有关。柏拉图认为城邦最好是5000公民左右,而亚里士多德则说一个城邦如果多到有10万公民就荒谬了,因为没法管理9。雅典这样大的核心城邦也无非有2万至3万公民10。尽管城邦民主的优越性与有限规模有关,但并不能因此说,由于国家庞大,因此现代民主制度就理所当然差一些。希腊民主的巧妙设计表现在它不是现代的选举制,而是选举、抽签和公议三者结合的民主制,其中抽签制和公议制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10大选区抽签选出50人,合成500人议会。各级政府官员以及陪审团成员也由抽签决出,而且任期原则上仅为一年,最多不超过两年(防止有人垄断权力)。不过,城邦的10个将军(还有理财司库等技术性职位)则是选举产生的,因为军事是专业性很强的关乎生死存亡之事,不能随便由外行担任。这一点似乎说明,除了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在其他事情上,理性、直觉和智慧比所谓的职业知识重要得多;另一方面,公民在公民大会上有权了解真实问题和情况,然后进行辩论和公议,最后决定城邦所有值得一论的事情和政策,也就是那些比较大的事情和涉及到大家利益的事情,特别是政治、法律和军事(至于鸡毛蒜皮的事情,当然就由政治家随手处理了)。按照规定,公民大会每年召开重要大会10次之多,如果出现突然事件,还可以临时增加,另外还有数十次普通会议。如此多次的公民大会足以把城邦所有需要讨论的事情都处理了。原则上所有公民都可以来参加公民大会,实际上当然做不到(许多人有事情要忙,不能一起都来),于是要求一个有效的基本人数,例如雅典要求的有效人数是6000人以上11。城邦制度并非没有漏洞,政治家弄权而误导人民的事情也时有出现;其间也有碌碌无为的“没有值得提及的成就”的僭主政治12。还有个有趣的事情:城邦为了鼓励人民参加公民大会而发给参加大会的人们一定报酬,结果是那些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徒更为踊跃参加,这样多少降低了大会的道德水平。

   尽管有些制度漏洞,希腊民主还是有着现代社会远远不及的民主水平,甚至我们有理由说,希腊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现代民主是虚假民主(这个问题在后面还将进一步讨论)。民主要求让“民众”(demos)也能够获得政治权力,也能够参政,而不是只让民众进行统治,就是说,民主的基本原理就是人人在政治上平等。以抽签来决定官员和议员是最为平等的(中选机会完全相同),而现代的选举制度其实不够平等,甚至根本就没有体现平等,因为选举制度把“平等”偷换成了“多数说了算”。在现代选举制度下,少数根本就没有成功机会,虽然少数人有名义上的平等机会,比如可以参加选举,但没有实质上的机会,因为少数就注定了不可能中选。名义上的全体平等完全有可能是个骗局,只有实践上能够实现的全体平等才是货真价实的。demos本来就蕴含两种潜在可能性:在全体平等的条件下,它就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民众”;而在多数统治的情况下,它就非常可能变成“暴民”。显然,全体平等才是真平等,也就是普通人能够平等地享有与贵族(精英)同等的政治权利。以多数替换了全体,就是伪造的平等。抽签更能够表达全体平等(人人有同样的机会),而选举更有利于多数人的利益(并非全体平等)。希腊的抽签/选举混合制度不但比现代的选举制度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而且更加合情合理(可以抽签的情况就抽签,只能选举的情况就选举),体现了因事制宜的灵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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