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 王正华 伊巍: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 次 更新时间:2021-02-03 00: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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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进入专栏)   王正华   伊巍  

   引言

  

   传统中国政府在公共工程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长期以来似乎成为先入为主的前提,以致早期令人信服的学术成果一时也难以改变这一主流成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成果论证了民间力量在公共基础设施与公益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试聚焦于清代津渡桥梁观之,各地学者的成果显示,明确见之于记载的官修、民修、主体不明等三类桥梁渡口之比,湖北桥梁为155:1338:1994,渡口为90:288:861(张俊,2004),桂东南津渡为62:537:158,桥梁是9:122:6(林世云,2013)。民修主导,其他地区亦然。19世纪安徽的道路津渡,几乎全部是由地方族绅、邑绅组织兴建;可考证的四川义渡323个,福建龙岩州义田修筑桥梁228座,嘉庆广东大埔义渡47个,湖南醴陵县渡口70个全为义渡。

   其实政府主导论的成说并未经实证,也经不起验证,为什么新成果不足以挑战这种成说呢?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成果多停留于碎片化整理,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解释框架,一些关键点上还缺乏基础性的支撑论述与贯通性的逻辑体系。民间是否真的具有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民间兴建桥梁津渡,往往不是投资行为,并不以营利为目的;这种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或工程浩大,或需长期维护,那么,资金如何筹集?如何组织和管理?这种公共产品的产权形态和组织运作方式是怎样的?凡此种种,尚未得到充分揭示与系统论述。

   本文以新发现的湖南《永锡桥志》为线索,综合学界关于义渡、桥梁的新成果特别是新发现的碑刻、志书,包括清华馆藏民间契约文书等原始资料,复原并论述民间公共设施兴建与组织机构的产权形态和治理模式,进而深入考察其性质与特征。最后,综合慈善与救济、寺庙、家族、书院与各种会社等民间自组织,探讨其广泛存在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制度基础。在传统中国,由于自然条件与技术手段的限制,朝廷对民间与基层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官不下县,基层自治(龙登高,2012)。公共设施与各种事务均由民间组织自发完成,与西欧传统社会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迥异,比较视野有助于分析公共物品提供的政府和民间的边界,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意义与历史价值。本文系统论述各类民间组织的治理结构与产权制度遗产,有助于构建中国传统基层经济社会形态及其解释框架,澄清一些认识误区,并提供难得的历史启示。

  

   二、中国本土渊源的理事会治理模式

  

   风雨廊桥是传统时期富有代表性的公共设施,在短缺经济时代可谓是地方社会的重大公共工程,在湖南、福建、浙江、安徽、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南方山区普遍存在。廊桥内有舒适的条凳可供休憩,桥亭还为行人专门提供免费茶水。相对于普通木桥而言,加盖的廊桥使用寿命长,抗风雨能力较强,但修建耗时久,耗资耗工较大,工程复杂。义渡则更为普遍。所谓义渡,以其民间性与官渡相对,以其非营利性与私渡相对。茶亭在山区也常见,民国时期安化县达300座,在崇山峻岭、荒无人烟的山道,供行旅休憩甚至餐宿(商旅常自带米和熟食),提供免费茶水。凡此公共设施,广泛存在而且长期持续,各地普遍自发形成良好的组织机构进行有效的管理。

  

  

   (一)理事会的构成

   永锡桥建立之前原有锡山义渡,渡船在光绪二年(1876年)的洪水中倾覆,十余人溺亡。乡民聚于义渡公屋,商议兴建风雨桥。通过民主推选产生首事,组成桥会,相当于今天的理事会。一致推选8人为董事,董事者,董其事也,又叫首事,或首士,亦有称“经管”者,一般指出头主管其事的人,这种用法在宋代早已存在,相当于理事。在兴建桥梁的阶段此8人被称“主修”,有22名协修配合。除首事外,具体财务等事务则由“司会”来处理。创建于南宋的屏南龙井桥,清嘉庆年间有9名董事,9名副缘,17名协缘的姓名,显示出三个层次。理事会实行集体负责制,重大决策,会同公议。《永锡桥志》十五条章程,就是由首事公议而成,非出一人臆见。理事会成员通常是有资产、有担当、有声望、有号召力者担任。桃花港黄獭溪口小河义渡“原系公同设立,应由里人择殷实廉明者二人经管钱谷出入”。如果违反章程规定,将受到惩戒,甚至被开除出桥会,再通过推选等方式产生新的首士成员。永州老埠头义渡碑刻记载,嘉庆二年首士被县民控告,因为经管懈怠,致船夫懒惰,船破不修。判案立碑《流芳百世》以警世。首事完全是义务性质,有责任却无报酬,不像股东一样有分红与收益。通常首事捐赠钱物数额也较大,以为表率。

   首事因纯属奉献,人数与任期多没有严格的规定。不过时间越长,逐渐约定俗成某些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湖南平江南浮义渡首事人数从不固定到相对稳定,初期逾30人,嘉庆年间固定为八九人。父子相承的首士,亦不少见。永州老埠头首士刘炳藜祖孙长达60年;镇江义渡局自同治年间成立起至1949年,于树滋、于小川等父、子、侄三人都相继担任经管。(于锡强,2011)乡绅富户是地方建设与公共事务的主导者,责任的家族传承亦在情理之中。

   值得强调的是,桥梁、义渡往往横跨江河两岸,而江河通常是各级行政区的分界线,桥会、渡会往往成为跨乡、跨县甚至跨州府的机构,或者跨城乡的机构。这意味着它们往往也是不同家族、不同群体之间合作的产物,需要克服不少行政障碍、习俗差异,责任、义务与利益的协调颇费周章。理事会的构成由两个或多个行政区之间协调商定。长沙与善化之间跨湘江义渡,也是跨城乡义渡,分工合作。“长善各二,乡城分管。乡管田业,城查河船;支发银两,岁修油艌等项,仍公同办理。”

    始于同治年间的镇江义渡局,可能是最大规模的义渡机构。跨越长江天堑,谈何容易!义渡主导方属南岸镇江府,北岸扬州府江都县配合,协调长江两岸各府县官民相关事务。总局设于镇江西津坊,分局设于瓜洲七濠口与江口,均有局屋和码头。日常运行义渡船10艘,船尾均书白色字样“瓜镇义渡第X号江船”。董事逾十名,任职时间,有长达38年,有29年的,任职短的则为3年。

   即使小至山间的茶亭,也设有亭会,安化甘露亭由首士们共同负责亭子的修建与维护,置有亭产,有专门佃户,承担守亭人的责任,为过路之人提供免费茶水等。亭会管理运行方式与桥会基本相似,只是人员多少、规模大小不一而已。

  

   (二)理事会的职责与管理模式

   其一,兴建桥梁或义渡。

   风雨廊桥的兴建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永锡桥会调动和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光绪二年(1876年)到光绪七年(1881年)历时六年建成。理事会既不能像政府部门一样依靠权力强制性发号施令,也不能像企业一样可以凭借金钱与回报来调动资源,然而桥局依然能够调配各方社会力量,完成复杂的浩大工程。这一方面是社会各方在修桥上达成利益一致,同心协力;另一方面,也在于桥局的精心组织,其管理能力达到相当的程度。

   首先成立专门机构桥局,统筹建桥全部事务,公议局中事务,合理分工,“或司会计,或募费资,或督各色工匠,或办各样材料,均分任之”。随后桥局聘请石工、木工、土工、瓦工,安排建桥的各个环节。个别环节是义工,但绝大部分都是聘雇。建桥用工量大,门类多,工头的技术含量高,到底是使用义工还是雇工?理事会曾为此进行过讨论,结果采取了聘雇。一是为了保证有序进行,避免劳力时少时多;二是为了保证质量。永锡桥为石墩木结构桥梁,采用了鹊木梁架技术和砌石建基的固基技术,桥身采用卯榫结构,不用钉铆,承袭着中国古老的大木作工艺。由于每一个环节的技术要求都很高,如果选用义工,则难以聘请到高水平的稳定的设计与施工队伍。而选用聘雇,工人则会用心选材选料,精益求精,且人员稳定便于统筹安排。廊桥修建技术水平高,施工组织严密。整个工程共花费石工37769个,锯工1825个,木工2044个,瓦匠866个,建公屋花费锯工358个,木工711个,另外建桥过程中还曾雇用土工。合计耗资14466.818千文,分别为石工钱6161千110文,锯工钱310千252文,木工钱409千314文,土工钱1146千662文等,工钱合占总经费的55.5%。

   不少廊桥则由“主墨”总承包,桥会将与之签订造桥合同“桥约”。浙江、福建等地发现21封桥约,均由董事、缘首与造桥匠师签订。“同治三年造屏南双龙桥桥约”议定了桥梁规格、造桥报酬,还有严格的违约惩罚条款。理事承担监理、验收之责。屏南张氏匠师世家的桥约由嘉庆历光绪至民国,延绵百余年,富有信誉。利益驱动有利于技术传承与进步,有利于工匠队伍的成长。

    其二,负责募集资金。

   风雨廊桥作为一项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其资金全部来自于民间募集。永锡桥理事会成立后,即订捐簿一部,由县宪盖印批准,获得合法性与信任度。捐资来源范围超过永锡桥周边乡镇,甚至延及邻县新化。捐献方式除了捐钱之外,也有捐田、捐物(木、石、墩基等)等多种形式。募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几乎与五六年兴建过程相始终;募捐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理事会为此惮精竭力,富家大户是募捐的重点对象,由协修亲自上门劝募。

   永锡桥的捐赠单位总数2278个,捐赠总额为14752千文。30千文以上的捐赠者101个,仅占捐赠单位总数的4.4%,捐赠金额却占总数的43%;其中100千文以上者30个,捐赠金额计3404千文,占总金额的23.07%。可见这百名富户对资金筹集起到了主导作用,还不包括他们捐赠的土地、木材等。普通人户与商号的捐赠数额较小,但为数颇众。5.6千文以下的捐赠者1736个,包括几乎所有的商号与民间社团,占捐赠单位总数的76.2%,但金额仅为3511.3千文,占总金额的23.8%。这正符合二八法则。不过,尽管大部分捐赠者金额不多,但捐赠范围很广,相当于大部分家庭与商号参与了捐献,其意义不可小视,反映了桥会的动员能力与民众的广泛参与度。1千文、2千文的捐赠者占总数的55%,约占总金额的12%。这种募捐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类似特别税,以自愿“捐”之名,行强制税之实,不过百姓感观与社会效应都大不一样。

  

   永锡桥捐资单位与金额的层级构成

   注:纵轴为捐资金额层级(千文)。左横轴为捐资金额数(千文),右横轴为捐资单位数。

   其三,负责监管公共设施的维护和运营。

   桥梁的兴建,主要以其工程浩大与复杂性,繁忙而紧张;桥梁的维护,则在于其长期性,其中制度化更为不可缺少。

   首事须会同商议有关事务,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首事们还需要负责永锡桥的祭祀活动。桥梁奉神祭祀是庄严的要务,例如永锡桥供奉王元帅尊神,婺源唐代彩虹桥供奉大禹以及桥的创始人胡济祥和重修此桥的胡永班的牌位,北溪桥供奉着佛龛,唐模村的高阳廊桥供奉着观音菩萨的牌位,福建寿宁县、屏南县廊桥大多数都设有神龛供奉民间神灵,诸如观音、临水夫人、真武大帝、五显大帝(吴燕霞,2012)等等。

义渡的日常管理更繁杂一些,尤其是渡夫的选择和管理至为重要。不仅要签订合同,交纳押金,而且要有保人,以此多重约束和管理以确保无虞。通过担保与交纳押金,以保义渡财物安全。渡夫还被规定不得兼谋他业,也不得另顶他人摆渡。同治年间成立的镇江义渡局,渡船10艘,船夫逾20人,管理制度详备。但相对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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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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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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