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市场冲破围墙: 古典城市格局的解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 次 更新时间:2021-01-28 16: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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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建部下文拆除封闭小区的围墙,不敢妄议。回溯历史,中国古典城市的“坊市制”就是就是由一道道围墙拼接而成——众多封闭的居民区及与之隔离的独立市场区。这些围墙在唐宋时逐渐倒塌了,坊市制城区格局随之解体。不过这一进程不是由“住建部”推动的,而是市场力量侵蚀和冲破的。

   如果要对住建部有所建议的话,拆除政府大院的高墙是其职能所在,也是当务之急,并且由此逐渐消解横亘在官民之间的深墙。而居民小区,具有Private的财产属性,相当于私人产权或集体产权,政府是不能侵犯的。政府大院才是Public,不能够封闭。

   汉唐古典城市的“坊市制”格局,封闭的居民区及与之隔离的独立市场区(如图2)。坊与市的围墙在唐宋时逐渐倒塌了,坊市制城区格局随之解体。市场是这一过程的主导力量。本文以城市的“市”为线索,观察“坊市制”的特征,特别是其解体过程,了解中国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一、封闭与隔离:古典城市的坊市制1、战国秦汉的城市:封闭的“市”

   一般而言,古典城市中的市场都是封闭的,以围墙与同样封闭的各居民区、行政区相隔离。城市通常设有成片的手工业作坊和专门市场,大城市还有若干个市场。西汉长安形成东西两市制度,西市由6个市合组而成,东市由3个市合成,每市“方二百六十六步”,各包括4个里,九市共36个里。[1]临淄则有“中市”、“右市”之分。1971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的东汉墓葬有壁画,上绘上谷郡宁县县城图,有城墙、城门、街道、市场、衙署等,其中有一个四合大院,中间榜题“宁市中”,就是县市。市场的繁荣,成为衡量社会经济状况的标准,《后汉书·孔奋传》有语论述及此:“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手工业有官营与私营,私营手工业,战国时代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个体小手工业者的家庭小生产,一匠数徒式的小手工业作坊生产,大手工业主的工场手工业。[2]两汉时期大体也如此,并且多在城市之中。

   一般而言,设几道市门(多为4道门),供车马人流出入。黎明开启市门时,常出现《史记·孟尝君列传》所谓“侧肩争门而入”的拥挤情景。交易时间市场内甚为热闹,桓谭《新论》描述郢都“市路相交处”,人来车往,以致“朝衣鲜而暮衣弊”。工商业者居住其中及附近,故《管子·大匡》谓:“凡仕者近宮,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也有城市,市不在城墙之内,商贾富人居于城外,市场活动也在城外进行。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在《杂守》一文中分析难以守卫的城市说:“市去城远,四不守也;蓄积在外,富人在虚,五不守也。”郑县的市可能就是这样,卜子之妻去市场,必须过颍水,说明市场距离不近。古代城市由内城外郭组成,城的面积一般是有限的,而郭则可以很广阔。[3]《管子·轻重甲》述“桓公忧北郭之贫”,管子提出的对策之一是“去市三百步,不得树葵菜”,周围是菜园,可见临淄有市位于北郭。[4]

   隧是市内通道,能容纳车马通行,《史记·信陵君列传》有“公子引车入市”的事实。如果市场繁忙,很容易发生堵塞的现象。《西都赋》形容长安市场“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店肆排列于隧的两旁,为商贾居住与营业之所,称“市列”、“列肆”。《秦律·金布律》有“贾市居列者”之语,《三辅黄图》有“周环列肆,商贾居之”等语。颜师古注《汉志》“开市肆以通之”一语曰:“肆,列也。列者,若今市中卖物行也。”各店肆经营不同品种的货物,同类货物多集中在相近的列肆中,就像唐宋以后的“行”一样。故班固《西都赋》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之语。与市配套的还有“廛”。郑玄注《礼记.王制》“市,廛而不税”,解释廛即是“市场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据此,廛即贮藏货物的仓库。班固《西都赋》形容长安货仓之多,“阗城溢郭,旁流百廛”。

   市的开业时间都在白天,因此,《风俗通》说,“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寓言故事中的郑人买履,买鞋忘了带尺,等到他回去带尺返回,市已关闭了。夜间交易,需要增加照明费用,并且官府管理不便,因此一般没有夜市。直到唐宋之时,交换频繁,并且突破了政府的管制,夜市才得以兴起。

   市内商贾不列入一般户籍,而别列“市籍”,与通常的编户齐民相区分。没有市籍者不准在市内营业,《汉书·尹赏传》有搜捕“无市籍商贩作务”的记载。市籍身份之人,不得入宦,不得名田,甚至不得操刀、乘骑马,并且“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5]秦代谪戍制,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子孙,都在首先征发之列。身有市籍,地位低下,不仅本人,而且影响及后世几代。

   有市籍者,不管其营业好坏,都必须定期交纳市租,拖欠者将受处罚,例如何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责课。市穑夫求商捕辱显家。”市籍的征收额不轻,汉代,“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6]官府收取市租,常用于赏赐等。[7]

   市场管理体制自成体系。令署,即市场行政管理机构,设于市楼,悬挂旌旗。[8]在长安的市中,《三辅黄图·长安九市》载“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又有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市楼皆重屋”,居高临下,便于监视市场的一举一动。

   市吏管理市场秩序,负责督巡市场,“吏巡之不谨,皆有罪”。[9]市门专设一吏,称卒,监察出入市场人员,因为并非所有人都能自由进出市场。在居延边塞地区,汉简所示,市场由市吏主管各项事务,到市场上从事买卖活动的人,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符传”。[10]

   长安东、西两市设市令,其他大城市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设市长。州县之市则有市穡夫。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左冯翊属官有长安四市长丞。《汉书·食货志》载,王莽时“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市场实行价格管制。上市商品,明码标价,《秦律·金布律》规定:“各婴(系)其贾(价),小物不能名一钱者,勿婴”。标准市价称“市乎”。扬雄《法言·学行篇》有语:“一哄之市,必立之平”。《汉书·食货志》载,王莽时,“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而所谓“市不豫价”,即不需要临时评定价格,表明市场秩序好。

   上述规范的市场,多出自长安、洛阳两个最大城市。对于其他城市而言,这可能更多地是政府有关城市建制的一种制度,而不一定是实际情形。位于城外的市场,就很难做到规范。即使当时全国五大城市之一的成都,直到公元前311年才修成初具规模的城墙,市场及其市门、店肆,经修整才与咸阳的制度相同。《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王二十七年,张仪与张若修成都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置盐铁市,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大城市尚且如此,中小城市更不待言。《管子·乘马》也说,凡筑城,“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城既如此,市的设置都能合规矩、中准绳吗?

  

  

图1,汉唐长安的坊与市

引自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东洋文库2002

  

   2、隋唐坊市制管理

   秩序严明的坊市制格局延续到唐中叶。《唐会要》、《唐六典》有关唐令对城市市场作了规定:

   其一,各级行政治所城市才具备设市资格,“诸非州县之处,不得置市”。唐初4万户以上的州才准许在治所设市令,晚唐大中五年规定,3000户以上的县,准置市令一人,吏二人,位于交通要道、交易繁盛者亦如之。

   其二,专设市籍制管理政府各级市场内列店大建经营商业者,并征收资产户税与征发科役,还不得入仕为官和服饰越制。[11]对手工业者则专设匠籍制,子弟世袭[12]。这些制度严格控制社会流动。

   其三,商业区“市”与居民区“坊”分离,一切交易都限于固定的市内进行,坊内不准买卖。各市垣墙圈围,划地为牢,以便政府有效控制、管理市场。而市内店铺,不得私造。无论坊市街曲,不得侵街打墙,接檐造舍。

   其四,市场定时启闭,规定时间以外不得交易。“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其州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者听之。

   坊市制城市市场,各级治所大体都存在,按唐制,计有都城长安和洛阳,都督府39个,州治327个,县治1573个,它们都设有相应的市场。有的城市不止一处市场,如成都有东、南两市,扬州亦然,甚至个别县治也如此,昭应县即有两市。各级治所城市的市场都设有专门管理的官吏。长安和洛阳有“两京诸市署”,总管两京四市;都督府市和州市,由仓曹、司仓曹掌度量、市肆之事;县市虽没有专门机构但仍有官吏掌管市场。[13]坊市制市场,以长安、洛阳最为完备和典型。

  

  

图2:唐代长安的坊与市

  

   市场交易管理,参考武建国的论述,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交易的各类货物相对集中,立为专门的行,各行皆需标题行名,以显示所售商品的类别;以利市人交易,亦便于管理。

   其二,严格实行全国统一标准的斛斗秤度等度量衡及其检校制度,私作斛斗秤度不合标准,或未经检校、印署而使用者,或官吏检校不平与不实者,以刑律处罚。

   其三,商品物价,实行旬价呈报制;分货物为三等之值,十日为簿。公私交易,若官司遣评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者,依律惩处。

   其四,确保商品质量,各种器物上标题作者姓名后方可出售,不合格物品不准出售;买卖奴婢牛马,还需经官府立券公验。

   其五,保障公平交易与平等竞争,对于下列行为严加处置:欺行霸市、非法牟利者;相互勾结、垄断市场物价者,即所谓“专略其利、障固其市”者;“参市”者(类似于1990年代北京的“托儿”),即所谓“负贩之徒,共和表里,参合贵贱,惑乱外人”。[14]

   其六,市场内禁止无故扰乱,擅走车马,或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

刘禹锡《观市》文生动描述了坊市制市场的交易情景:元和二年,沅南不雨,遂迁市于城门之逵。“肇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夹轨道而分次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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