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洪亮 :“问题”与“主义”之变奏: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回顾与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 次 更新时间:2021-01-15 21:46:24

进入专题: 中国边疆学   问题与主义  

汪洪亮  

  

   摘要:中国边疆学术源远流长,近代以来历经三次边疆研究高潮。民国以来,不少学人致力于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持续呼吁构筑中国边疆学,形成了多种学科建构话语。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间学科构筑的实践,贯穿了“问题”与“主义”之变奏。在百家争鸣的当下应在保持各自思考的基础上逐步寻求会通。

   关键词:中国边疆学;“问题”与“主义”;学科构筑;回顾与前瞻;

  

   中国边疆学术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历代史书中有关边疆民族之史料记载和考证研究。大量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积累,广袤边疆地区及民族文化的存在,都为中国边疆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近代以前的中国边疆研究,基本上属于舆地之学,且不成建制和体系,也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更难言学科之构建。中国边疆研究之初具规模是在晚清,但提出学科构想晚至民国。一百多年来,中国边疆学之构筑,从思想到实践,均已蔚然可观。但诸说并存,歧见纷出。既有论述,大多乃学理讨论,缺乏对近代以来边疆学科构筑的长时段回溯,对相关问题的见解,也往往秉持学科本位立场,对其他学科学者的相关论述尚乏更多理解之同情。1本文拟对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历程做一回顾,对当前诸说进行评议,并对该学科构筑前景做一展望。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学科构筑的历史回顾

   马大正认为,中国边疆研究经历了“千年积累、百年探索的继承,以及40年创新的实践”。2近代以来中国有三次边疆研究高潮,已成学界共识。从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构筑而言,则是晚清开其端,民国继其后,改革开放后总其成。如果套用20世纪五四运动前后的“问题与主义”的思路,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化历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1)晚清时期:专注于“问题”,顾不上“主义”。(2)民国时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10—20年代,“问题”持续严重、“主义”开始萌芽,二是20世纪30—40年代,“问题”达到顶点,“主义”多而落地少。(3)20世纪80年代后:边疆“问题”研究形成热潮,“主义”多元而有对话。

   (一)晚清时期

   晚清西北史地学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轮边疆研究高潮的重要标志。这是对西方觊觎中国边疆的一种学术回应,如顾颉刚指出:清代道光以后“中国学术界曾激发边疆学之运动,群以研究边事相号召;甚至国家开科取士亦每以此等问题命为策论。察此种运动之起因,实由于外患之压迫”,那时国人因俄国与中国的国土毗邻而认定“为中国之大患”,故“学者之精神群集中于西北”,“及俄患稍纾”,“此轰轰烈烈之边疆学运动乃渐就消沉矣”。3

   清代中后期投身于边疆研究的学者尚无西方知识分类的学科背景,如祁韵士、徐松、洪亮吉、龚自珍、魏源、姚莹、张穆、何秋涛、李文田、丁谦等,均为文史学者型官员。他们发表大批经典之作,如徐松《西域水道记》、沈垚《新疆私议》、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姚莹《康輶纪行》、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魏源《海国图志》、李文田《元史西北地名考》、李光廷《汉西域图考》等。严格来讲,那时的“边疆学运动”,范围不大,参与人不多,“边疆”也并未成“学”,所以在边疆学科建构的“主义”层面尚无建树。梁启超认为,清季西北边疆史地学“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4显系相对于此前国人对边疆研究缺乏关注而言。研究范围多为开发边陲及维护边防所涉局部区域;研究领域大致局限在史地范畴,很少涉及民族、宗教与社会;研究方法沿袭传统士人撰述方法和体裁,以游记、杂录、地志居多。徐益棠说:“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师、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而尤以法国之天主教徒及英国之基督教徒为最有贡献。”5此言以现代西方学科学理为依据,同时限定在“边疆民族之研究”,符合历史事实。

   (二)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与晚清时期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有明显不同,无论边疆研究的旨趣与内容,还是学术活动的开展与运行,均呈迥异之貌。这一时期边疆学术研究主体和载体皆有前所未有之气象,诸如职业化学者群体,高校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研究机构、学术社团、学术期刊、报纸等,都是清季所没有或不普及的。边疆研究开始从个体行为向自觉的群体行为,从以书斋研究为主到以实地调查为主转变。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经历了由单一向复异,以史地学者为主向以社会文化学者为主转变。6学科构成变化是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转型的外在表现,表明边疆研究在民国时期已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参与的研究领域。7

   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学科构筑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10—20年代,国内处在多事之秋,边疆问题依然严重。一是外蒙古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后改为“自治”。二是英印势力渗透西藏。三是日本支持清王公从事“独立”活动。这个时期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渐多,边疆研究活动开始具有组织、协同的集体行为特征,但是在“主义”上仍无建树。考虑到政学两界参与,多种学科介入,“主义”虽未浮出水面,但已在萌芽,这个时期可以称为筹备期。

   所谓“主义”,一般是指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理论和主张。当年胡适与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就已经显示:问题是相对具体的,而主义是相对抽象的;主义可以基于问题而产生,也可以用于分析和解决问题。所以“主义”应该是“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刚起步,胡适在1922年参加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时批评“学校组织上虽有进步,而学术上很少成绩”,“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稗贩的时期”。8北大如此,其他可想而知。那时中国大学往往缺乏图书、仪器设备,研究风气与研究条件都不尽如人意。9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也多在20世纪2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高校学科和课程设置中。这一时期边疆研究基本还是延续晚清的套路,考察游记类居多。10徐益棠就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的边区考察团大多关注“纯粹之自然科学”方面,而“边疆上之实际问题,常被视为属于外交或内政之问题,科学家不甚加以注意;偶或有所记述,大都由于好奇,零星简略,不足以供参考”,即使有一些“谈实际的边疆问题者”,“每每注意于‘土地’与‘主权’,而边地民众之如何认识,如何开化,如何组织与训练,均不甚加以重视”,原因在于“其时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注意,而民族学在我国之幼稚,在当时亦毋庸讳言”。11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30—40年代。这个阶段,边疆“问题”达到顶点,多种“主义”出现。徐益棠指出,20世纪30年代不少研究者认识到“中国之边疆问题,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文化之低落,又为其根本之原因”;各省当局对此问题也有省察,于是“竞设学校,广训师资”,同时注重“民族研究之工作”。12此言反映了国人对边疆问题的成因从外到内的视角转换,揭示了“民族因子”和文化低落具有相通性,同时也表明,有些民族学家的边政思路是从文化角度调适民族问题和推进社会建设。这也能证明,“主义”应该产生于问题意识,而且具有系统性,那么关于边疆研究的系统性“主义”,就应产生于对中国边疆与边政问题的深入考察,产生于“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据笔者目力所及,这一阶段至少有五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化的努力:一是顾颉刚的“边疆学”;二是杨堃的“边疆教育学”;三是杨成志的“边疆学”;四是吴文藻的“边政学”和杨成志的“边政研究”;五是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学”。

   1.顾颉刚的“边疆学”

   顾颉刚曾提出过“边疆学”的学科概念。1936年,他在《禹贡学会边疆研究计划书》中指出,尽管晚清西北边疆研究后来“渐就消沉”,但外国人对中国边疆的调查研究却未曾停止,“吾人苟欲认识自己之边疆问题,已不得不借材于外国”,这是“大可耻之事”、“大可怵目而伤心之事”。顾颉刚呼吁“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而且表态深信“此第二回运动之收效必远胜于第一回”。13边疆研究在1936年还需要发动,可见在他看来,边疆研究在彼时还远未形成近代中国的第二次边疆研究“运动”。该文回顾了“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可见顾认为两次边疆研究高潮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顾颉刚所言“第二回发动”,相对于曾经“激发”而后“消沉”的第一次边疆研究,可谓“复兴”。14

   这个计划书是在冯家昇所撰初稿基础上修订而成。据顾颉刚日记,1935年12月30日,他“根据伯平所起稿,重写《研究边疆计划书》”,31日“修改《计划书》”,此后半月他又多次“草”、“抄”、“修改”、“校”《计划书》。他在1936年1月11日的日记中交代:“此次到南京,为募禹贡学会款。张石公先生谓予,‘要募款,须论今,勿论古。’予因其言,作《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15冯家昇的初稿与顾颉刚最后修订本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初稿中是否明确提出“边疆学”的学科概念难以确知,但以顾颉刚的笔力,尚且花费如许时间和精力,必然在该文中灌注了其个人对边疆研究的若干深入思考。该计划书梳理了“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及“百年来外人对于我国之调查研究工作”,还专门介绍了“近年日本学者之中国研究”,详细阐述了对开展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若干看法。他提出了收集边疆史料、训练调查人才、奖励边疆研究等三个主张。他格外关注边疆史地研究,认为边疆种种政治问题都有其史地背景存在,“史地之背景明则政治问题无不得其解决之端矣”,同时他也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认为边疆研究者须具备民族文化语言习俗及地质、生物等专业知识。16

   虽然该文内容曾在小范围内传播,且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上作为宣言发布,但大体上是内部传播,并没有公开发表。17所以我们对顾颉刚所提出的“边疆学”概念流传及其影响亦不能过高估计。顾颉刚1940年在成都组织中国边疆学会时,其身份是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教授,他指出那个时代是“边疆学的启蒙时代”,18可见其一方面对边疆研究的前景看好,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对其时边疆研究的成绩还不够满意,从“启蒙”到繁荣显然还有距离。吴文藻在倡导“边政学”时特别强调,“九一八”事变后复兴的“中国边疆学”,是以史地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边疆之学,实为固有学问,如果对其加以“科学洗礼”并“予以发展机会”,“在边疆政治上自有特殊的价值”。19此处所言,大概是指顾颉刚所倡导的“边疆学”。二人均于1929年到燕京大学工作,曾共同组织考古旅行团、举办照片展览会、参加抗日十人团等,且均于1938年到云南大学工作,都在1941年参加了中国边政学会工作,对边疆研究工作应有交流,思想见解和而不同。

   2.杨堃的“边疆教育学”

杨堃1937年在《旬论》第1卷第2期发表《边疆教育与边疆教育学》,开篇就说“边疆教育”这个名称流行,“边疆教育学”这个名词还没人用过,“边疆教育的一切难题与一切病源全系于此”。他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不能具有“完全相同的教育制度”,故应警惕所谓“汉化教育”或者“国化教育”政策。他认为,边疆民族非常复杂,对“汉化教育”的感应可分两类:一是文化较低,其中已受汉化的有可能继续接受“汉化教育”;也有较为原始,虽有教育制度但没有特设教育组织,在人类学看来就是原始教育,在教育学来看则无教育。二是自身文化也很高,可以分亲汉和排汉两派,亲汉的容易接受“汉化教育”,排汉的就认为是文化侵略。杨堃虽没有讨论“汉化教育”是否文化侵略,但其潜台词其实认为并非文化侵略,因为“文化侵略的大本营乃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国家”。杨堃提倡的边疆教育学,是采用人类学的原理与方法,以边疆诸民族之旧有教育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国边疆学   问题与主义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地理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4354.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