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他的一脸和气、一身清雅，邹逸麟先生离开我们走了。父辈们在为他起名时也许未曾料想到，这个名字日后真的会应验。他不声不响、却执意地绕开父母期许他有所作为的工商业生涯，变身为史学界的一匹麒麟。

他总是温和的，对人对己抱持着一颗平常心。出于这种温和，他最善于把良师的角色演绎为学生与后辈的益友。近距离接触过他的人都会钦佩他的学问和成就，可是你大概不会产生“高山仰止”的感觉。这不是由于他故意“深藏不露”，只因为他的为人底色就是那样平易近人。甚至在答复一位学生辈同事针对他的盛气凌人、极其过分的学术批评时，他仍然是谦和而彬彬有礼的。

不过他并不因而随波逐流。因为他的温和里蕴含着一种低调、然而不依不饶的坚韧。

正是出于这种寓之于温和形式的坚韧，邹先生才做得到坚挺咬定青山的精神，攀上历史地理学领域内一座座学术巅峰。关于黄河下游的历代河道变化，前人虽已做过不少史料梳理工作，惟其仅仅局限于用文字考订河流的大略走向，无法据以上图。对金宋至明前期这个河道变迁最复杂、最混乱的时段，更缺乏较完整的前人研究成果可以参考。因此必须重新检阅浩若烟海的原始资料，制作历朝历代黄河流经地点的详细年表，找寻出一千多年中多达一千五百余次的黄河决口、溢出和改道的时间与地点。我们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历代图幅里所看见的处于反复变动之中的黄河河道，就是通过像这样千辛万苦的工作才绘制出来的。从黄河的历史变迁，他又想到这一变化背后的动力学机制，想到人类活动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他从自然中看见了人类，看出人类自以为可以“征服”自然的无知与狂妄。自然与人文，在邹先生的思考里是互相融贯的。

这种温和的坚韧远不止体现在他对学术的无止境追求之中。从一九九三年起，邹先生连续十五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从一个“连中国的民主党派有哪些都不晓得的人”，“变得开始关注、思考学术之外的世界”。他在争取对政府决策和国家治理尽到补阙拾遗的一份心意同时，还是恪守着“没有适当的表达机会可以不讲，但也不能讲违心话”的做人底线。所以他“暗自庆幸自己身居副主委，不必那么辛苦地去遵循会议程式讲套话”。如果人们除开套话和假话，已很难找到有意义的真话可以讲述，那么这个社会的元气和创造力必定被摧残得差不多了。邹先生说，从政协委员退下来，“真是有如释重负的解脱感”。

我曾在发表于《南方周末》的一篇阅读木心的札记里写道：

他向我们示范一种从中国传统中几近失落的风骨。不张狂，但也不“犬儒”；坚持独立和自由的思想，却不用脆弱的额头去叩碰阴冷的铁壁。他在诗里写道：“不知原谅什么 / 诚觉世事尽可原谅。”在卑弱无力的灵魂里，他一贯葆有着剥夺不走的、真正高贵的自信。

邹先生其实就是木心的一种更加温和的版本。这种旧式士大夫的风骨，与沁润于中国传统之中的那种攀援富贵、以屈求伸的丑陋习性，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

邹先生身上的儒雅风度，部分地可能来自他出身其中的受儒家文化薰习的工商家庭。但我以为，它更主要地还是渊源于直到上世纪中叶依然残存并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旧日传统。历代读书人并不全都出于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但是这样出身的读书人，会像酵母那般在一代读书人中间将优雅传播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书香门第送入坟墓，在埋葬无数纨绔子弟的同时，也摧毁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致优美的那些成分的重要媒介。所以今天我们只可以景仰邹先生的风貌，却再也学不会他的那一套了。邹先生在谈及长期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时说：“一旦失去了就是永远。”把它套用在这里，也完全合适。

或许是因为同出“禹贡”学门的关系，他的为人行事，与我的业师韩儒林先生早先的门徒们十分相像。他们都勤奋笔耕直到八十岁上下，而不是像时下不少人那样“年轻时卖命，年老了卖名”。他们之间可以无话不谈，又保持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距离。我和邹先生来往并不多，但一交流就可以谈得很深，从学术到时事。在大多数场合，他都把我当成平辈交心。只有一次，他拿出了那么一点长辈架式，对我教训有加。他在口述史里说过这件事，但我还要补充一个动人的细节。

一九九〇年代前期，我想换换环境，从南京大学调回上海。趁邹先生在南京的机会，我向他面陈这个打算。他十分热情地回答说，我们有这个想法已很久，只是不好意思挖南大的墙角。既然你自己这样要求，那就好办了。他返回上海后不久就给我来信，要我谈一谈自己在一九八九年的有关情况。我写了一份较详实的说明寄去。很快又收到他的回信。他在信里说，根据你说的情况，你目前是不可能调入复旦的。接着他用很长的一段话，谆谆嘱咐我暂时还必须安心呆在南京大学，说那是一个可以做大学问的地方。他要我沉下心钻进书本里去，千万不要东想西想（记得这是原话），胡乱寻一个做不成学问的地方一走了之，以至悔恨终身。这是在我们交往中的唯一一次，他完全以长辈对一个“小子”的口气和我讲话。情切于衷，发而为凄悒之声。其中的关爱，是我一辈子也难以忘记的！

从他的口述史里，我还第一次了解到，他如何与朱维铮先生一起，在复旦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为我晋升正教授而力争的往事。两位前辈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对我说起过它。助人而毫无示惠于人之念想。这种长者风范，仁者心怀，真值得我们珍视和传承。

个人秉性中的有些成分，由特定时代和环境所赋予。那是别一个世代的人们难以学得到手的。不过前人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后辈的楷模。如果我们承认人类之所以不同于任何一个其它“物种”，就因为它拥有若干带普世性的共同价值的话，那么典范就是推动这些价值在世代更替的历程中永续生长和发育的重要力量。我绝不是要在追思邹先生的时候说一些远离主题、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在这个到处洋溢着对权力与财富的激烈争夺的社会里，我们最缺少的，不就是邹先生那种温和淡定，那种孕育在温和里的低调的坚韧，那种面对良知不说谎话的诚实，以及在待人接物中充满人性的同情与关爱？这些价值是高质量学术作品得以产生的必备前提，同时也正是高质量学术研究力图形塑的精神世界。从邹先生那里接过他的那些精神遗产，我想我们是可以做得到、也理应如此去做的。

（本文系姚大力先生在邹逸麟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稿，文字经发言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