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论深圳经验的特殊性和普适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 次 更新时间:2020-11-17 13: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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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征 (进入专栏)  

   40年前,与深圳一起辟为经济特区的有4个,同为经济特区,唯有深圳时时处处受人关注,其一举一动都有争论,任何一条经验都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的风向标。按理说,深圳是中国众多区城市中的一个,如同其他经济特区,区域独特性经验并不能放之四海,但争论与关注却表明深圳经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用另一种提问方式,是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普遍需要,形成了深圳经验的领先性,因这一领先性蕴含着普适性,使深圳经验超越独特性而放之四海。由此,如何理解深圳经验的独特性与普适性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作为特区的深圳和作为中国的深圳,二者是什么关系?

  

   一、昨天:深圳经验的核心是“特区不特”

  

   对于这一追问的回答,只有放在大的历史维度中才能显现。

   近两百年全球发展表明,当代的现代化是基于工业化的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性过程。它既是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表现为GDP与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更是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经济、教育、社会、文化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生态)制度安排形式的持续性变迁。由于工业是以他人为目标的标准化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其内生逻辑及外在趋势是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安排,因此成为尽管不唯一但为较佳的组织经济的体制形式。

   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生长的秩序并可以持续地自我扩展。在纵向上,它持续生长,是将与之相适应的秩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横向上,它持续扩展至全世界。到上世纪90年代,以“冷战”结束为标志,绝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体制的一致性极大地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全球可贸易程度大大提高,不仅商品贸易有了快速增长,而且生产要素国际交易也飞速发展。体现为国际贸易增速快于GDP,而国际金融的发展速度又快于国际贸易。全球性投资贸易自由化的结果是出现了全球供应链。一个产业不再拘泥于一国之中,而是横卧在各国之间,由此改变了产业的组织形式。产业链条上外包的大规模出现,使企业管理更加扁平化,全球供应链管理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最重要的内容。由此,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全球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追求经济现代化,即工业化的努力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和市场取向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体现了上述经济现代化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总结改革开放40年经济成功的基本经验,无外乎就是两条:通过改革,将由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民族工业化,推进市场竞争,提升了企业活力,导致经济繁荣;通过开放,将这一民族工业化进程纳入经济全球化,在国际循环中,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由于与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接轨,短短4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2035年之前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实际上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更大规模地重现了当年东亚国家经济成长的轨迹及经验。

   将深圳植入这样一个历史维度,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经验独特性的普遍意义。前述所谓“中国在更大规模上重现当年东亚国家经济成长的轨迹及经验”,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经济事实:一如其他亚洲国家,中国同样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弱小的工业部门,因其劳动生产率较高而能提供较高的劳动报酬,吸引着边际劳动生产率趋近于零,从而劳动报酬递减的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这不仅能增加劳动力的报酬收入,而且也同时增加了资本产出,成为工业再投资、扩大再生产的来源。由此,形成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过程,即工业化过程。这一工业化过程,也是国民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不仅呈现为国民经济结构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变,而且在工业内部也呈现为由初级工业化(轻工业)向高级工业化(重工业)的转变。若将这一过程纳入全球经济体系,通过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有机衔接、层层递进,会加快上述结构转变。

  

   当结束“文化大革命”,中国再次睁开眼看世界时,首先面对的是我们曾经认为落后的周边国家,以上述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迅速实现着工业化。其中,日本和韩国已经成功或接近于成功,陆续晋升为OECD发达国家。深圳对于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之一就是“一点两面”,既通过特区这个点,对外面向太平洋,对内面向中国腹地。在这两个扇面交结点上的深圳,通过实施领先于内地的对外開放的特区制度安排,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引领全国的发展。

   今天看来,这一特区制度安排的实质就是将这种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传导到内地,其路径是通过引进技术实现初级进口替代,进而转向初级出口导向,再由初级出口导向再转向次级进口替代,在此基础上实现次级出口导向,层层递进,螺旋上升。这一路径反映在空间格局上,就是沿海发展战略,通过不断地“腾笼换鸟”,在沿海产业升级的同时,将技术和产业转移到内地。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别于内地的特区制度安排,为当时封闭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在这一窗口中产生的经验尽管是独特的,但在模式意义上却是普遍的。

   但是,问题的深刻性还不仅在于此,更在于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独特的历史作用。

   前述所谓“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是指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区别于其他亚洲国家,中国是在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基础上,引入市场经济并向世界开放的。在80年代,人们曾用形象语言“倒爬梯子”来描述这一过程。有别于在不加管制的自然状态,即市场经济发育中的其他东亚国家工业化进程,改革前30年是计划经济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在这一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大批国有国营工厂。它们既是国家工业化的产物,也是进一步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但是,它们的运行方式及行为方式却与市场经济的企业迥然不同。它们是指令性计划的行政附属的生产单位,没有自身利益,不存在利润最大化的冲动,而唯计划指标是从,按指令行事。也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的历史背景。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国有国营工业为谁生产?怎样生产?但其背后的焦虑却是国有国营工业的效率低下,投资饥渴,反映到宏观层面就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浪费严重。

   深圳对于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另一初衷就是引进三资企业来引进“管理经验”,为内地经济提供示范。大量三资企业落地深圳,带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从全国的格局看,形成了深圳与内地“双轨并存”的局面。反映在微观层面是深圳非国有企业与内地国有国营工厂的“双轨并存”,二者的行为与管理方式存在根本性差异。反映在宏观层面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双轨并存”,表现为计划价格体系与市场价格体系的双轨制,二者价格形成机制存在根本性差异。

  

   由于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生长的秩序。逻辑上,市场一轨对整个经济体制的变迁具有边际引导作用,并随着这一引导作用日渐加大,市场经济终会取得主导地位,形成“一轨(计划轨)变两轨(计划与市场并存),两轨变一轨(市场轨)”路径依赖性渐进式体制演变。历史上,深圳是这一路径依赖性渐进式体制演变的现实呈现。当深圳的非国有企业及其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展现出效率时,不少内地企业到深圳设立分支机构,不少地方政府到深圳招商引资,使深圳经验不径相传,在细节上日益渗透,诱导并促使内地国有国营工业的行为及机制日益产生量到质的变化,使其逐渐具有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其治理机制也逐渐向现代化方向转变。这一微观层面的变化反映到宏观层面,价格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核算的工具,而逐渐具有引导资源配置的功能。起初表现在生活资料上,随后是生产资料,进而是各种生产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别于内地的特区制度安排,为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的中国,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一缺口上新体制的萌芽,尽管是幼稚的、另类的,但在模式意义上却是普遍的。深圳在自身体制建设的摸索中,带动了全国体制改革的深化,由此,深圳经验在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展现了其普适性。

   由上,深圳经验之所以对中国具有普适性,是它将符合工业化规律的市场经济体制引入中国。深圳经验之所以对中国具有独特性,是它具有普遍意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以样板的方式示范于中国,以细雨无声的方式渗透于内地。

   从全球经济史的角度观察,这种蕴含着普适性的独特性的深圳经验,在内地的传播,渐进式地改造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改变了由此产生的系统性特征。

   “二战”以来的国际经验表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照,凡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均出现两个系统性特征:经济的封闭性和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失调。其产生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封闭才能使经济运行闭环,它构成计划制定和实施的前提。因为只有第一部类(重化工业)优先增长才能给闭环运行中的经济提供拉动力,它使农轻重比例失调成为常态。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同样呈现上述特征,并因此构成改革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随着深圳经验在全国的普适化,亦即随着市场导向性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渐进式展开,中国经济运行方式逐渐改变,进而使经济系统特征朝着合乎逻辑的方向变化。与计划经济时期相对照,不仅经济运行的方式成为开放性的,而且扭曲的经济结构得到纠正,重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自然轨迹:一方面,这一升级的顺序呈现为劳动密集(轻工业)向资本密集(重化工业)进而向技术密集的转变;另一方面,这一升级又是在开放中进行的,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出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梯次交替。这种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中人为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自生长秩序的本质体现。它适应经济全球化并推进经济全球化,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所在。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深圳对于中国的意义,就是将具有全球普适意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以独特的经济特区的方式引入中国。换句话说,深圳经验就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性走向市场经济普适性的客观总结。这一总结既是一个逻辑的进程,也是一个历史的进程。而且逻辑的进程与历史的进程高度一致。这一进程在实践中呈现为“特区不特”,在理论上呈现为市场经济并不特殊,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深圳经验的可贵之处,不在于独特,不在于深圳本地的经济崛起,而在于它的普适性,带动了全国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并正在展现其世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特区不特”是深圳经验的真谛所在。

  

   二、今天:深圳经验需要再创新优势

  

   既然从独特性走向普适性是深圳经验的核心,那么今天的中国经济又到了需要深圳经验的关口。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结构快速升级,不仅使经济总量快速增长,而且也使其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其标志就是重化工业产能位居世界前列并开始出现过剩。这种情况表明,在供给侧,技术密集性成为产业升级的方向;在需求侧,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更好的生活质量也成为社会的需求。两者都指向了服务业,产生了服务业的发展日益快于制造业的历史趋势。目前,服务业在GDP 的比重已达56%,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体部门。这预示着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步入服务型后工业化时代。

从体制角度观察,过往中国经济体制安排的导向是支持工业化,尤其是支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也是当时开辟经济特区,进行体制改革探索的试验目的之一。而“特区不特”的深圳经验表明,这一支持工业化的体制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当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步入服务型的后工业化时代,过往支持工业化的体制安排开始显得应对局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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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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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导报 202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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