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良:我有我的治学理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2 次 更新时间:2020-08-31 21: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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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良   ​余智敏  

   01 粮食匮乏的年代

   余智敏(以下简称余):杨院士,您亲历中国现代史上的多件大事,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机遇,同时作为老复旦人,您也见证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复旦大学的发展历程。我很想请您谈谈您的人生经历和思考。

   杨玉良(以下简称杨):好的。我于1952年生于浙江省海盐县的一个叫澉浦的小镇,下中农出身,家里很穷。家里没有人受过高等教育。

   1958年吃大食堂的时候,我已经六岁了。所谓的吃大食堂,就是村民把家里面所有的粮食和大部分的生活用具都交给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办一个食堂,大家统一在食堂吃饭,也不用付钱。以前大家都把粮食省着吃,说是“忙时干,闲时稀”,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还要用南瓜、蚕豆还有地瓜作为补充。但是大家放开肚子吃,我印象中最多只吃了两三个月,交上去的粮食就都吃光了,然后就是严重的食品匮乏。

   我父亲在上海纺织厂里当工人,尽管父亲生活已经很困难,但每个月还是会寄一斤饼干回来。这个饼干里面有一定的面粉成分,其余的估计都是草的粉,再加点儿糖精,吃起来很硬。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上学前母亲总会在我的衣服口袋里塞两片饼干,从我家到大队的幼儿园,小孩子走路大概要十分钟,路途中我的饼干就被抢掉了,小孩子们都饿。三年困难时期,县里的人到我们公社来办展览。我们镇上有个城隍庙,城隍庙里头是空的,菩萨的雕像也都没有了,但这栋房子还在,于是就作为我们生产大队举办活动的场所。这个展览的主题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草加上什么东西要怎么弄就可以食用,主要是普及这种“知识”。凡是可以吃的“食品”就做了展品,展览结束后,晚上把门关上,第二天打开门一看,所有的展品全都没有了。有人晚上翻墙进去偷吃了所有的展品。快七岁的时候,我就来到了上海念书。

   02在上海念书

   余:您为何去上海读书?

   杨:我父亲是上海纺织厂里的机修工。那时户口制度刚刚建立,没有管制得很严,父亲、母亲和我都在上海。三年困难时期要动员回乡,我母亲带着我回了乡,后来按政策父亲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这样我就从家乡再回到了上海读小学,我母亲和我姐姐、妹妹都还在农村。

   余:三年困难时期,上海的粮食情况怎么样?

   杨:上海比其它地方好一点,但同样是粮食严重缺乏。不少老家的人到上海,投亲靠友。我家 14 平方米的房子,至少住了10个人,地上全都睡满了。

   我和父亲两个户口,没有多少定量的粮票,到最后父亲没办法,就在家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你们可以来住,但如果你们有粮票的话,最好把粮票带来。

   余:您父亲是什么样的工资水平?

   杨:我父亲是技术工人,工资算是比较高的,一个月大概是八九十块钱。但是我母亲、姐姐还有妹妹在农村,还有我的爷爷奶奶,一大家子人都是要靠我父亲养活。父亲每个月工资发下来后,留出我们在上海要用的钱外,其余的都要寄到老家去。这样下来,一个月里我们有很多天缺钱。父亲厂里专门设有“互助基金”,这个是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的。“互助基金”就是工人们工资发下来后,交几块钱到“互助基金”,如果到月底有谁钱不够用,就可以从“互助基金”里借,等到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上个月借的钱就直接被扣掉。尽管我父亲工资还可以,但我记得总归是半个月了,我父亲就要到“互助基金”去借钱。

   余:那您就在上海读了小学?

   杨:对,我在家附近的延安东路第二小学读书,它是一所非常普通的公立小学。上课的话,每天只有半天课,剩下的半天,老师把学生分成一个个小组,大概五六个人一组,这个叫“家庭学习小组”。大家住的地方都离得不远,五六个人中谁家稍微宽敞一点,大家就到他家去,然后弄些凳子,用块板在地上铺一铺就在他家里做作业或者复习,其实也就玩一玩。

   余:您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是怎样的?

   杨:我在学校是不太吭声的,外号就叫“小女孩”,成绩大概也就中上水平,到了六年级,我的成绩就非常好了。到六年级,要考初中,不同的中学都可以考,格致中学离我家并不是很远——从河南路广东路出发,沿着广东路一直走到接近人民广场的地方,就是上海市格致中学。还有其它的一些中学,比如光明中学也在我家附近,在西藏路,是一所很好的中学。光明中学主要是以文科见长,而格致中学以数学见长,所以我就选择考格致中学。

   03知青返乡,当赤脚医生

   杨:进了格致中学后,一年级上完,“文革”开始了,学校开始停课。那时出身成分好的人自然而然就是红卫兵,我加入的红卫兵组织属于上海的“保皇派”,后来我就没参加任何其它的了。

   “文革”开始后,我父亲在厂里也挨斗,说他是技术权威,他其实是修纺织机的,完全自学成才。当时《人民日报》、上海《解放日报》经常会发套红的社论,父亲怕我出去参加这些运动,就让我每天在家里把社论抄一遍。

   余:那个时候复课成功了吗?

   杨:没有,停课后还不到两年,我就下乡去了。下乡前我有一个机会,就是去当兵。当兵要求体重最低得有90斤,但我只有89斤,体重不合格,我就只能下乡。

   还有就是,1968届分配的时候,经济状况很差,上海市不可能提供任何工作位置,这届学生100%下农村,这叫“一片红”。父亲不放心我去其它地方,那么我就回老家去做农民了。

   余:您下农村的生活是怎样的?

   杨:刚下农村的时候,一般正常的一个男性劳动力,按照“大寨式评分”,可以评到10个工分,但我只能评到6分,因为我下乡时的身高是1米46—1米48左右,别人看我长得矮小,也没有真正干过农活。等到我后来离开农村时,我的工分才达到9分。那时收入很低 ,我父亲每月在上海有工资,总归是寄点钱回来,日子还算能过得下去。当了一年多的农民以后,生产大队的人就叫我当赤脚医生。我到县里培训了俩礼拜,得到了一本红皮书《赤脚医生手册》,回来就做了赤脚医生。当赤脚医生比单就当农民好一点,它相当于半农半医。农忙时,我们不仅要下地干活,还要去各个生产小队给村民看病。我们生产大队有七个生产小队,我每个队都要跑,早晨等到大家出工了,我就先到一个生产小队去帮忙看病、配药,弄好以后,背上药箱,骑上自行车,再到另一个生产小队去。我骑自行车的水平很高,背着药箱,哪怕是很窄的羊圈的柴扉,只要车把手能过,就能穿过去;田埂上我也能骑,哪怕是遇到一个田里放水的豁口,骑的时候车把手一拎也就过去了。那时候我本事很大,已经18岁了。

   余:您才18岁,您去给别人看病,别人信得过吗?

   杨:那时农民也没有其它地方可以看病,而且找我们看病不用交钱。我们生产大队有将近900号人,每人一年上交一块钱,合起来的近900块钱就是合作医疗站一年的经费。付掉配给的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和磺胺类的药片费用,900块钱里的一部分还要花在买打针和针灸需要用到的东西、一些外科手术需要用到的纱布之类的医疗用品,还有生理盐水这些东西上。一些药需要我们到山上去采,每次大概要花两天时间。春播或秋收结束后,农活也不是很忙,每个生产小队的卫生员会被叫来一起去上山采药。我们每个生产小队有一个卫生员,总共有7个卫生员,都是由我来管理。药采回来以后,第二天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比如说要把草药晒干、切短等等,存起来备用。

   余:您之前没有学过医学方面的知识?

   杨:我去县里培训了两个礼拜,而且平时也一定是要看书的。嘉兴离我老家不算太远,那里有个嘉兴卫生学校(中专),正好我父亲认识一个人,他已经在卫生学校上完学,通过他,我拿到了一套他们上学时的教材,它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这一套教材里有生理、病理、药理和临床等分册。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看书就用一个煤油灯,灯上面闪着像黄豆一样大小的一粒火。“文革”中也找不到其它书可以看,只有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及书籍——《大众哲学》,一本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还看了列宁的《哲学笔记》,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等等,也不一定能看懂,一本书就翻来覆去地看。我们医疗站主要是负责诊治一些常见病、配中草药、进行针灸和做一些小型手术,有点像战地医院,没有手术器械,我们就自己做。消毒就是弄个茶桶,把医疗用具放到里面煮。如果有稍大一点的手术,单人蚊帐往屋顶上一挂,里面就开始动手术,做手术用的蚊帐也放在锅里面蒸过。我在当时的赤脚医生们中的水平算是很高的,我也救过不少人。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快要上大学的时候,生产大队里有人手指被手扶拖拉机暴露的三角传动带夹断了一截,我们把它清理,剪齐残骨,然后缝合,这个得把皮拉起来缝好,否则手指里面会出问题,也只有这种情况,我们会给他打青霉素,因为一年就二三十瓶青霉素,用起来非常谨慎。

   余:您听说过打鸡血运动吗,它最先从上海兴起,很快传播到了浙江。

   杨:对。打鸡血那时候非常风行,并且主要就是发生在镇上的卫生所,我们镇上也有,而且很有意思。尽管我们那时很年轻,但我们不相信这个,而且我们有一定的医学知识。那时候还有人养红茶菌,吃洋虫,洋虫用枣子饲养。打鸡血都是在镇上卫生所,我亲眼看到过好些人都抱着个鸡在卫生所门口排队。打鸡血的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40岁以上的人。

   04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

   余:您是怎样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的?

   杨:毛泽东有个指示,就是说大学还是要办的,学生就从工农兵当中选拔出来。我是被我们生产大队(红旗大队)推荐的。成为工农兵学员是要考试的,我的上一年,我们大队书记的儿子被推荐上了,考前还是我去辅导他功课的,但他基础太差,没考成功。等到第二年再推荐的时候,我群众关系比较好,就把我给推荐上了。本来我也可以自主选择进一个医科学校,因是浙江人,我一开始是被录取到浙江医科大学,但那时知青下乡已经产生问题,有一个政策,上海知青的话尽可能召回上海,所以我转到了复旦大学。班级里的人从全国各地过来,年龄大的有40岁,年纪小的才17岁。

   余:您一开始上课有困难吗?

   杨:来复旦学习,我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水平。

   学校编了一本书,把中学的数理化知识浓缩在里头,薄薄的一本,大概200页。老师给我们大概补了三个月后就开始进入大学课程。

学习任务很重,我学得非常认真,有那么几个月,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总算能够跟得上课程进度。我们没有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都没有。工农兵上大学跟其他人上大学不一样,有一句话叫“上、管、改”,工农兵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改造大学”。老师看到学生是很害怕的。每周六有一个“评教评学”的活动,“评学”倒是没什么,“评教”就是学生给老师提意见,说老师教得不好、学生听不懂之类。我是农民出身,家里的教育观念也比较传统。我从小就养成一个意识,要非常尊重老师。我在“评教评学”会上从来没有发表过批判老师的言论。有一件事情我还记得。有一门课叫物理化学,Physical Chemistry,这门课是化学的基本理论课中最难的。我自学的物理化学的教材,是通过父亲的一个朋友借到的,这本教材由“文革”前南京大学的陈懿编写。教我们物化的邓景发老师上课用的是他自己编的讲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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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科大科技史与科学文化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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