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53 次 更新时间:2006-12-15 17: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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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钢 (进入专栏)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年来中共历史研究的动态。列了二十二个问题,实际上,这些也只是一鳞半爪,远不能反映研究动态的所有方面。还要说明,我的介绍凭自己的印象,没有稿子,所以一定会有不准确的地方。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还需要核对著述文本和原始文献。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很多问题的研究比过去要深入得多。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中共历史研究的民间化,从主流意识形态剥离出一个民间研究的学派,它的话语、结论和判断与主流不一样,更为史学界注意,国外反响大的也是这一块。主流这一块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进展。

  

   一、陈独秀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官方对陈独秀是基本上否定的。除了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以外,对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都从来不提,从来不讲他一九一五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为《新青年》),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从来不反映。只讲李大钊、毛泽东,李大钊的作用当然重要。最早提出陈独秀问题是在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发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

   陈独秀一共有五顶帽子——叛徒、汉奸、托派、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摘掉的是“汉奸”的帽子。“汉奸”的帽子最早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份的《救国时报》,有人说“中国的托派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但是没点陈独秀的名字)。十月份,伍平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伍平是谁?我不清楚)。《解放》周刊、《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最厉害的是康生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份的《解放》周刊发表的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这篇文章有两万多字,是针对陈独秀写的。该文实际上是根据苏联的肃托精神来的,因为当时苏联正在公审托洛斯基分子拉迪克。文章前一部分讲苏联的托洛斯基分子,后一部分讲中国的托洛斯基分子。康生文章的依据就是一九三六年伍平的文章。开始陈独秀没说话,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八人联名质问《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说你们有什么根据说“陈独秀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这个事闹得中共很被动。《新华日报》还不认错,发了一篇短评,毫不讲道理地说陈独秀就是汉奸。后来陈独秀自己要诉诸法律了,周恩来委托徐特立去做陈独秀的工作,才平息了这件事情。研究者根据文献材料,把陈独秀“汉奸”的帽子给摘掉了。事实上,不仅说陈“汉奸”毫无根据、子虚乌有,而且相反的,陈独秀发表了许多关于抗日的言论和主张。《毛选》原来的版本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一个注释,原来的注释说托陈取消派是说托洛斯基分子、汉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那个注释改了,就是原来托陈取消派是日本汉奸,是根据苏联审判托洛斯基分子的错误结论得出来的,等于就给翻过来了,这顶帽子就给摘掉了。

   紧接着就是“叛徒”的帽子,更是子虚乌有。所谓“叛徒”,一个是抽象地说他在大革命时期,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新右派,出卖了革命;还有就是说他一九三二年被捕,被关到国民政府监狱,做了叛徒。他一共被关了五年,一九三七年出来的,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因为陈独秀的被捕而使中共首脑机关或其他机关遭破坏的事情。相反倒是出狱以后,蒋介石一度邀请他出任教育部次长,被他拒绝。所以,这顶帽子在八十年代初期也摘掉了。

   “托派”这顶帽子没法摘,因为他确实当过一年多中国托派的领袖。关于“托派”的帽子,从苏联解密的文件来看,托洛茨基都要平反。如果不带价值判断的话,陈独秀肯定是托派领袖,他确实当过几年托派领导人,后来因为托派内部矛盾,也被开除了。

   最后剩下的两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摘得非常艰难,从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现在,笔墨官司打得非常多,为此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影响很大,自动参会的人每年都在增加,这个研究会包括相当一批研究党史的人,大家纷纷为摘掉陈独秀最后两顶帽子打笔墨官司。陈独秀研究会还办了一个内部的刊物,前年被取缔了。

   最近几年,学术界关于陈独秀的研究突破更多,这是由于苏联的档案大量被解密,国际共运的档案大量被披露。过去给陈独秀扣帽子的时候,说陈实行“右倾投降主义”,向国民党新右派让步,比方说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这叫三大让步。其实这些事件的经过非常复杂,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联共中央及其顾问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有研究者统计,从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开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仅联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个,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七百三十八次,这还不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和会议。这表明,原来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来自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而不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给陈独秀扣上这两顶帽子毫无道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给陈独秀摘掉了一顶帽子——右倾投降主义,保留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但仍有研究者强烈批评这部《简史》:为什么还给陈独秀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本,还是保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是有些研究者已经把它摘掉了,在他们编写的中共历史著作中,已经不再说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连“右倾机会主义”都不提了。这个笔墨官司没完,现在还在打。

   陈独秀研究步履艰难,一波三折,恐怕跟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有关。八十年代出了《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下两卷),一九八三年《中共党史资料》第一期发表了陈独秀《金粉泪》五十六首(在南京监狱写的诗)。有关领导人就警告说“对陈独秀的宣传不要过分”,一九八三年“清污”时,党史界的精神污染列为第一号的就是这两件事,说为陈独秀评功、摆好、翻案。

   陈独秀研究会除了研究陈独秀问题外,对当代中国历史包括现实政治和社会有很多尖锐的议论。它有个内部刊物,很多人在公开的媒体发表不了的,都在那里发,针砭时弊的言论很多,后来还上了网。这就触怒了某些人,这恐怕是这个研究会被撤消的关键原因。

   陈独秀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非常深刻。

   陈独秀到现在为止不能平反,有人说是中共历史上第一大冤案、最大的冤案。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陈铁键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北京东黄城根的五四纪念浮雕,是贻害子孙、误人子弟的一个东西,在那里面居然没有五四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两个最大的头像是李大钊和毛泽东,连陆宗舆、章宗祥都有一个小头,居然没有陈独秀!这是反历史的。但实际上学者的研究已经大大地突破了官方的界限。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热点,还在不断的有文章,主要就是争取最后摘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彻底平反。

  

   二、富田事变和苏区肃反问题

  

   富田事件。一九三〇年九月红一方面军打吉安,破获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部分材料,其中一部分是AB团档案,牵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当时在苏区已经有一些反特、肃托的呼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派政治保卫处的处长李韶九带了一个连的人,到当时江西省行委的所在地富田抓人,让他们交待谁是AB团,手段非常残酷。严刑之下,交待出来一二百人。接着继续抓人,事态越来越扩大,导致红二十军哗变,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认为主要就是毛泽东干的,毛是许克祥第二。宣布脱离一方面军。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认为他们的这些做法有些过分,所以派段良弼去上海向临时中央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汇报,一方面检讨自己,一方面说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事情的处理上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红一方面军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他们是反革命暴动。苏区中央局的看法和红一方面军不一样, 项英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张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段良弼到了上海以后发现有问题,从此消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一个中央代表团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撤消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直接处理富田事变。首先把事变的领导人都逮捕,第一个枪毙的就是刘敌,紧接着就把其余二十多个人都枪毙了。然后把红二十军从前方调到后方,包围了全部排以上的干部七八百人,包括军长全部杀害(只有两个人逃脱。一个是172团副官叫谢象晃,后来当了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八十年代当过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有一个是排长叫刘守英,后来当过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牺牲了)。红二十军番号从此取消。此后就开始在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

   最早关注这个历史问题的是江西省委党校教员戴向青教授。“文革”前他在赣南老区搞调查,发现老区人没有不知道AB团的。从一九七九年底开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赣南收集材料,走访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并且发表了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此后,关于富田事变的争论得非常激烈,一种观点是维持原案,认定事变是反革命事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完全是个冤案。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被选为全国党史研究会理事,有机会接近研究会顾问萧克,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萧克指正。萧克赞同戴向青的看法,他当年就在中央苏区,亲身经历过历史,非常清楚这个事情。他认为江西富田事件和苏区肃反的问题必须要澄清。事情终于引起中央最高层的注意,胡耀邦明确说,这个问题该解决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责成当时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到湖南、江西调查,专门调查“富田事件”问题。这个工作做了大概有好几个月,整理出AB团和富田事变两个材料,上报中央领导人。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开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同意上报材料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并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起草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富田事变复核小组,以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又查阅大量材料,把当年段良弼给临时中央的报告都找出来了。这个报告非常关键,叙述了整个“富田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证明段良弼和刘敌等根本不是“AB团”。一九八九年春夏,复核小组将平反文件上报中央。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结果。

   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有一个新说法: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平反。但是学术界对此并不满足,因为任何一个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都应该有中央的正式文件,而这样的文件因为某些人的干预迄今没有。

  

   三、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长征在懋功会师以后,对两军战略方向出现分歧。张国焘主张向西退却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来、毛泽东主张北上。随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向北进攻,张国焘勉强同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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