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夷所思的自我憎恶情绪与任性的自毁根基

精英们信心尽失，败类们却满怀激情。

                      ——叶芝

在威胁美国的未来一切灾难中，最可怕的灾难是黑人在这个国土上的出现。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一.被纵容和被操弄的政治暴乱

　　 2020年夏天，一个曾经五次入狱而再度成为犯罪嫌疑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在警察过度执法过程中致死，迅即成为美国左派白痴和野蛮黑人族群制造政治骚乱的导火索，在全美和全球演绎成扩大化骚乱事态，有人提出End America，这是美国版文革。

　　 將一个败类推为圣人，这是民主党一个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为了大选年的夺权，民主党不惜助推黑人示威活动演变成一场场暴动，助推者借此成为正义化身。

　　 由于美国民主党政府所在的州或城市鼓动或放任黑人疯狂骚乱，突出显现了政府放弃管治职责的倾向。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对黑人团体说：

　　 你不上街游行，你就不是黑人！

　　 对着一个采访他关于选举問題的黑人媒体人员，拜登说：

　　 你还在选我还是选川普的問題上犹豫，你就不是一个黑人！

　　 华盛顿那个民主党的女黑人市长，不准警察去保护那些普通老百姓，允许黑人打砸抢烧，围困白宫，烧毁教堂，警察要去救援，女市长五次下令，不许去救援，不许阻止，并发布命令，每一个华盛顿的区都要有一条马路叫做“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马路，并将白宫对面的公园改成“黑命贵公园”。

　　 拜登（Joe Biden）称弗洛伊德之死是“美国历史的重要拐点之一”；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披上非洲国家加纳传统服饰“肯特”（Kente），率领民主党议员单膝跪地向弗洛伊德默哀致意。

　　 黑人暴徒們打砸抢烧任性发泄，随意袭击公共场所的白人和其他族裔人士，或在大街用黑下体对着路人摇晃抖动示威，或对白人女子调戏，扇耳光，或推倒路过的白人老人。“逆向歧视”的行为发展到极端。

　　 抢掠商铺，焚烧汽车，砸毁店铺，破坏公共物品，涂污历史纪念碑，推倒名人塑像，像哥伦布、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邱吉尔等等雕像及各种历史纪念物遭到肆意破坏，示威过处，一片狼藉。

　　 从政治伦理而言，民主制度的“宽容”已經异化到无边界而损害国本的危险边缘了。

　　 白左纵容黑人將小事酿成重大的国家政治普遍性运动状态，完全违背就事论事的理性原则，荒谬地將事件性质扭曲，將警察执法过度歪曲为专门针对黑人的歧视性杀害，颠覆了普通常识，这不是一般地夸大事实，是故意制造国家政治动乱的阴谋。

　　 白左纵容黑人以“莫须有”的种族歧视罪名，以政治正确宏大名义绑架所有人的政治意志，造成一种政治恐惧的压迫心理，使人们对显明的事实认知丧失理性判断能力，或不能为事实本身表达澄清真相的声音。

　　 如果民主党继续纵容黑人恶性的政治动乱发展，那么这种对于美国自毁根基的历史拐点就真的出现了。

　　 黑人暴动和犯罪成为常态已是源远有自：从1963年起，曾经连续五年出现了“炎热的夏天”，每一年都有一次暴动的高潮，开始在南方发生，然后迅速蔓延到北方，每一条街区都在燃烧，每次都是由一件小小的事由，导致谣言四起，无法控制，接着燃烧便是爆炸，先是狂热的、横冲直撞的行为，然后进行有组织的军事行动。

　　 从60年代开始，黑人已經將暴力运动作为常规的政治运动，他们离开了南方，3/4的黑人涌入了城市，黑人比白人更加城市化。他们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里，唯一一个目的就是集中黑人社会力量，去施加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纽约、芝加哥、华盛顿、费城、底特律、洛杉矶、休斯顿、亚特兰大，黑人在这些大城市的人口比例多数都超过50%，甚至达到82.7%(底特律)。在这种趋势下，白人只好纷纷逃往郊区。（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五章，三联书店）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

　　 这是一个被称作在无意识犯罪状态下集体互动赞同去做的自认为是爱国或正义的暴行。

　　 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可以认为是犯罪，但在心理上却不认为是犯罪。

　　 没有人确切知道，是谁下令或建議实施暴行。所有人在此情景下，都受到强有力暗示的支配，似乎很难把他们说成是犯罪群体，但他们以合法的名义將凶残的本能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將群体的天真极其不成熟的正义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类似的事例，群体的影响力在不断增长，而政府的权威在它们面前节节败退。（卷三

　　 第二章 被称作犯罪群体的人群）

　　 在美国，黑人的犯罪率最高，是白人犯罪率的5-7倍，美国有接近50%的罪犯是非裔美国人，犯罪在黑人社区文化里成为英雄的表征，因此黑人族群中弥漫着反警察文化的心理，他们在特有的冲动心态下，往往主动挑衅警察。越是这样，在犯罪嫌疑边缘的黑人就更有遭遇警察击毙的可能性。

　　 当弗洛伊德尸骨未寒之际，美国亚特兰大又发生黑人布鲁克斯（Rayshard

　　 Brooks）拒捕遭警方击毙的事件，对此，白左們抓紧机会续作文章，以此佐证黑人的弱势，以及抗议活动的合理性。然而，他们却故意隐瞒了布鲁克斯是因为拒捕并反抢警方的电击枪才遭枪击。白左們只看到黑人被击毙的结果，将布鲁克斯当作又一个符号、另一个可以消费的对象。

　　 黑人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劣质性价值观和破坏性基因，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白左們对之采取无原则的宽容态度。这种无原则的过度宽容实质上是弱智的纵容，它带来的恶果是黑人問題成为了美国的社会癌症問題。

　　 白左和黑暴这两种力量的融合和采取的形式，对法治的不信任和强奸式地改变事件的性质，用操控政治的方式制造社会动乱，为了夺取权力，为了通过撕裂社会而获得影响力。

二. 匪夷所思之“任性的自我憎恶情绪”

　　 反种族歧视的势力坚信肤色歧视是长期以來导致黑人低教育水平、高失业率、贫困以及衍生的打砸抢烧犯罪暴行的主要原因。

　　 根本没有证据能够表示，广泛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

　　 经过上个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以來的改革，关于平等公正的实践制度已經在美国社会普遍实行，并且平等观念早已經深入西方多数人的意识。

　　 按照制度規則和法治运行的社会，而且在“政治正确”成为强大主流意识形态之状态下，严禁公开表述和给出种族歧视理由，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利用种族理由在招生、招工、社会和公共服务等等待遇方面表现出这样的歧视。

　　 而且在聘用、招生、选举名额和福利等等方面，都有对少数族裔的“优先照顾政策”，或称作“赞助性行动”。

　　 唯一的证据就是，黑人聚集的地方，白人都会敬而远之。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托克维尔早就说过：

　　 “你可以使黑人获得自由，但你无法使欧洲人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论美国的民主》，上卷，P398，商务印书馆）

　　 上帝安排的天然差异，从文化模式到心性无意识，其种族鸿沟之深，随着黑人总体在自由竞争中的失败，冲突只会越来越大。想要白人像对待自己人一样泯然无碍，那是不可能的。

　　 但占据道德优势的白左势力甚嚣尘上，他们压迫和绑架政治正确以外的沉默的大多数。

　　 “白左”这个中国人发明的概念，特指那些不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的精英左翼分子，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道德优越感意识与和平平等观念，信奉多元文化主义。他们喜欢关心移民、难民、少数族群（女权、同性恋、双性恋、转性人士）、环保、小动物，沉迷于政治正确的绝对高尚道德，对复杂的现实问题忽略考虑，觉得自己就是弱势群体的救世主。他们甚至宁愿宽容低端落后文化的族群运用极端手段去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人称之为“一种流行性精神病”。

　　 白左本身的构成是复杂的，其中有些人士天真而真诚，无知且盲目，牺牲心理、怜悯同情感、拯救欲望都很强，但也有一些白左是虚伪和狡猾的政治策略人物。

　　 白左們有一种心理叫做“任性的自我憎恶”。他们满脑子都是像古代中国文人清流的圣贤经典理论，是启蒙运动以來那套平等、自由、博爱的抽象观念。他们一旦看到满身邋遢和吊儿郎当的人类，流浪在社区和失业了，不会去尋找真实的原因，而会大发慈悲心，觉得是自己所处的阶级族群造成了底层人士的不幸，责备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对自己过着现代化的生活感到惭愧。只要听到涉及“政治正确”的目标声讨，他们就产生义愤的共鸣感，同时产生自我憎恶的情感。

　　 自我憎恶情绪的产生源于一种过度忏悔原罪的观念和世界主义的普世价值。即使白左們不能从制度和系统上找出证据证明白人文化还有种族歧视的表现，但他们以意识形态的心理想象设定美国白人有这种倾向。尤其是不同种族的文化模式天然的差异和难以融合的事实，也成了“有罪推定”心理猜疑的依据，还有將对黑人低端落后文化的同情心变成认同黑人的失败归因心理：

　　 社会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失败的人往往將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外部环境，而成功的人士总是將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努力和智力。

2016年，24岁的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被三位难民性侵，受害人觉得坚决不能报警，因为难民已經很可怜了，温饱都成問題，还遭受种族歧视，于是她告訴警察，这事不是难民干的，而是三个本地人。后来真相调查出来后，受害人担心难民因为强奸罪遭受更多的排挤，居然在網上发表了对难民的公开信，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