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士顿到瓦尔登湖，驱车只需半小时。到了金秋时分，树叶像被晚霞染了似的。极目望去，六车道的高速公路两旁一片绚烂欢畅。与大地母亲的这番盛装相比，城市的高楼大厦显得何等冷漠呆板。
瓦尔登是个小湖，一小时便可徒步绕湖一周。若非梭罗在此进行了他简化生活、回归自然的人生实验，很难说它比别的小湖更令人注目。如今，《瓦尔登湖》成了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经典，小湖便也带上几分神圣，慕名而来的朝拜者终年不绝。小湖被精心地保持着当年宁谧静穆的自然本色，任其落叶满地、黄花堆积，年年的枯枝败叶又被吸收到来年的“木欣欣以向荣”中。林间小路时而传来马蹄清脆，水波不兴的湖面下隐约可见游鱼踪影，垂钓者泰然自得。日照风吹鸟鸣鱼游马走人沉思——前工业化的美国似乎被留下一片，保存在此，专供后人思古怀幽。唯有那远处火车匆匆而过的节奏声，偶尔造成一点小小的不协调。
梭罗生前乏人问津。当时爱默生正光芒熠熠，比他年幼十几岁的梭罗乐于在他家当名帮手。在爱默生的故居，还可以看到梭罗为他椅子下侧设计的抽屉，以便这位忘性颇大的长者存放随身用品。在康科德梭罗家族的墓地，需细心搜寻，才能发现一块刻着“亨利”的小小墓碑。但是，颖脱不群的梭罗并不仅仅是爱默生哲学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自有其独立的思想和贡献。他的人生哲学和独创精神集中体现在《瓦尔登湖》和《论公民的不服从》这两部著作中。
多年前初读《瓦尔登湖》，对开卷的《经济篇》中细节罗列颇感不耐烦，尤其不解的是一部哲理书中竟开了好几份账单，数目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这和中国士大夫那种耻谈钱财的传统心理相去甚远。更何况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本来已经简朴有余，必需品几乎成了奢侈品，所以对梭罗提倡简化生活的意义所在也就难以充分感受。在美国生活几年后，目睹一个丰裕社会中物欲的暴虐，才体会到梭罗的不同凡俗。对许多人来说，人生似乎就是挣钱和花钱，奋不顾身地挣，忘乎所以地花。信用卡的普及已经使借钱花成为习俗，更有忙到挣了钱没空花的。不少人身兼数职，每天的日程安排不会留下半小时的空闲。为了放松绷得过紧的神经，他们便从采购发泄，买回一大堆在我看来不要也罢的东西。作为旁观者，我不免寻思：证明自己的消费能力或许能带来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但是如果每周少工作几个小时，又何至于把自己逼到这一步？从逻辑上说，这里面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吗？既然人们会精打细算每个小时，为什么不把人生的轻重缓急也合理安排一下呢？
当然，大凡饭没吃饱的人是不会蔑视物质的。梭罗一生清贫，但他的清贫和我们当时的清贫之间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是物质匮乏，迫不得已；而梭罗则是自愿贫困。无衣可穿时打补丁称不上朴素，不过是不折不扣的穷罢了。朴素是一种生活态度，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包含着特定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梭罗和其他许多清贫的思想家艺术家一样，并非不能将自己出色的才智转化为一种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价值，但是他无意于此。据说，他曾在父亲的铅笔厂里制造出当时一流的铅笔，但就此作罢，并不追求其商业价值，他一生有意避开任何固定职业，以免使自己沦为谋生机器。如此“无业游民”，在这繁忙的尘世自然不会被视为正常的生活方式，难怪连爱默生也不能不注意到：环顾四周，梭罗是唯一的闲人。
一八四五年美国独立日当天，梭罗搬进瓦尔登湖畔亲手筑起的小屋，宣告了他个人的独立。屋里只有几件必不可少的简陋家具，除了耕种一些玉米豆子以维持生计，他大部分时间都逍遥自适：冰上逐狐，洞穴观蚁，“在研究麝鼠之余，也研究人类作为调剂”。《瓦尔登湖》一书便是他直接阅读自然和人生的心得，处处流露出对生命本身的惊喜和热爱。
梭罗要写的当然不仅仅是对天地万物的精细观察，他要向人们宣布他所发现的生活真理。账单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是重要的实证，缺了它们，梭罗的理论就会泛而无据了。在第一份账单上，梭单详细地列出了造屋的全部费用，共十三项28.125元，略低于当时剑桥大学单人学生宿舍一年的住宿费。第二份账单为第一季度的全部收支，尚有结余8.715元，尽管他并不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其余几份皆为头八个月的结算，衣食住行支出总数为61.9975元，收入36.78元，差额正好是现已成为不动产的房屋。也就是说，他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充分享受了其他农人不敢奢望的闲暇、独立和健康。梭罗的结论是，如果一个人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所需，其实每年只需工作六周。人们终日惶惶不安，迷失在自己制造的种种需求中，在物质的罗网里苦苦挣扎，最终只是物质占有了他们，这就是人的物化，这样的生活他称为“沉默的绝望”。“看啊，”他写道，“人们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他们“满载着人为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一天又一天，找不到空闲来使自己真正地完整无损；他无法保持人与人间最勇毅的关系……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梭罗呼吁通过生活方式的“简化，简化，再简化”，重获生活真谛。
当人们说到“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名言时，似乎窥到了生命的奥秘。然而梭罗要提醒人们的，恰恰是它的逆定理：金钱就是时间，就是生命，不要为了不必要的物质而浪费金钱，虚掷生命。梭罗百思不解的是，人们几乎有一种把生活复杂化的本能：“农夫们常想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为了需要他的鞋带，他投机在畜牧之中。他用熟练的技巧，用细弹簧布置好一个陷阱，想捉到安逸和独立性。他正要拔脚走开，不料他自己的一只脚落进陷阱里去了。他穷的原因就在这里；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穷困的，虽然有奢侈品包围着我们，倒不及野蛮人有着一千种安逸。”这使人想起庄子所言，“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然而人们却“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
梭罗生活的十九世纪上半叶正值美国工业化发动阶段。当时伴随着杰克逊总统的崛起，出现了平民政治和经济民主的强大势头。原先受到种种束缚的平民百姓不仅大大扩大了参政权，而且理直气壮地在争取经济上的平等和发达，这种社会能量的释放无疑极为惊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拜物教的盛行，衡量一个人的成败也主要取决于他对美元的占有。在此情景下，梭罗当然是大大地不合时宜了。争先恐后的人流在奔向市场的路上，在攀登社会阶梯的途中，是不会放慢他们的脚步来理会小湖边孤独的梭罗的。一八四九年，梭罗自费出版了一千本《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四年后收回未售的七百〇六本。为此他写道，“我现在的藏书约九百册，其中七百多册是找我自己写的。”
美国经济持续发展了近一个世纪，物质越来越丰富，梭罗的名声也随着他厌恶的物质而增长。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已经是俨然一“圣哲”了。这中间的道理么，似乎也很简单。一是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余暇，使人们能够更多地关注生活质量和人生意义；二是物质的长期丰裕引起工作伦理的变化，更多的人希望在工作中实现自我，倦于按通俗准则去达到所谓“成功”；三是人们意识到物质文明本身亦非万应灵药，包治社会百病。相反，高额消费经圆熟的广告术火上加油，越来越使人体会到心为形役的苦处和荒谬。梭罗的精神因此变得可以理解，甚至令人向往了。
如果话说到这里就能划上一个句号的话，世界上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在工业化的时代呼吁回归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其本质上说，真可谓历史的反动。事实上，梭罗也真心赞赏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对物质文明发展的产物，诸如邮局、报纸等，都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梭罗代表的是西方各国在工业化时都曾翻腾过的一股强大的回归浪潮。面对人类的这一巨变，梭罗认为简化生活是唯一的出路。遗憾的是，情趣固然高尚，实际上却行不通。人类的绝大部分即便敬重梭罗，也绝不会仿效他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只可能在有选择的小范围内实行，苦行主义是永远不会在全民范围内受欢迎的。这是因为，文明的发展绝不会停留在基本需求的满足上。基本需求如果指的是温饱的话，那么正如梭罗所证明的，并不难满足，故而不足以构成对经济的长期刺激。再则，基本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水涨船高，当年的奢华早已成为今日的必需，从满足自身需要的自然消费又很快过渡到满足虚荣的炫耀式消费。人的物欲、私欲从来没有善罢甘休之时。可是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正是靠奢侈刺激出来的。没有了奢侈的刺激，出现的往往不是节俭小康，而是懒惰贫穷。中国历来就有以侈靡治国的理论和实践，两千多年前的《侈靡篇》说得很明白：“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刺生产的良策便是刺激消费，故提倡“上侈而下靡”，使社会活动起来。比如厚葬，便可为更多的木匠、绣女、雕工提供就业机会，促成多生产多消费的良性循环。西方的经济学家更是普遍地重视奢侈刺激生产的作用。十八世纪初英国的曼迪维尔曾在引起众怒的《蜜蜂寓言》中为恶一辩，认为社会不可能既富足，又同时具备传统美德。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叫作恶的东西，不论是精神方面的和物质方面的，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马克思认为，比起充满市侩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辩护者来，曼迪维尔“更勇敢和更忠实得不知道多少”。现代克服经济萧条的主要对策是鼓励消费。纵欲固然不善，禁欲对人类来说更无异于釜底抽薪。情理不能扼杀物理，只能加以制约和引导。
不幸的是，奢侈和清贫一样，不过是事物的另一极。尽管它能驱动社会，其弊端同样不言自明。美国二次大战后社会的富足可说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高水准，完全有能力满足其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但是消费的不断升级促使美国两极分化，社会底层怨声载道，去年洛杉矶爆发的暴乱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人类历史看来充满了两难境遇：清贫不足以刺激生产，奢侈又难免导致堕落，社会似乎在贫困—富足—奢侈—腐败的怪圈里循环往复。物质文明应该说是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发展，但两者又未必并行不悖。每个社会在盛世时都曾达到过当时物质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社会越来越富，禁忌越来越少，乃至世风颓唐，人欲横流，禁忌几近乎无。但走到了尽头，进能往哪里去呢？不能不由盛而衰。此时，社会上必然会产生道德义愤，出现清教式的改革冲动，立志替天行道，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清理社会，扫除垃圾，重新制定种种禁忌，社会终于洗涤污浊，重获新生。
实际上，人类的智慧还有一个应付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重要办法：人类毕竟还有另外一种冲动——精神的冲动。人具有诗意的本质，人的灵魂期求升华。所谓世风，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态与人性相契所产生的流行的心理行为方式。一种风气一旦形成气候，便不可避免地要走完升降盛衰的自然过程，这中间人为的干涉——诸如发挥政府的功能，倡导精神文明等——能起多少作用，说到底，要视该民族的文化素质而论。在西方，净化灵魂、规范道德、确立精神价值原是宗教承担的职责。宗教衰落之后，则主要由人文科学取代，梭罗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力量。
尽管梭罗的主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衡量，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此路不通，但对社会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当人们争分夺秒地埋头于事务，像梭罗这样的人在思考生活的艺术，人生的统筹学。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声音，让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提供了一种平衡，表达了人性中精神的追求，这给一个由经济关系主宰的商业化社会注入了何等清新的生命力！如果文化对人类的重要性不必再论证的话，那么可以不太夸张地说，他们不仅是写了几本书，而是维系了人类的文化和精神。当然，文化的产生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但需要杰出的才能来加以综合提炼，这却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
在中国，由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读书人未必真清高。但在商业化的美国，汲汲于名利者便不大会选择人文科学。我并不想在这里过分地夸大人文科学的重要性，因为人的是否有文化并不以职业区分，梭罗本人也是一位自然学者。我也不想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对立起来，因为精神要求和物质要求一样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而且物质文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毕竟大大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发展。但梭罗代表的独立不羁的精神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对人类并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这些孤独的智者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少数，但他们却是整个社会的观察员。人生的大舞台缺了观众，还有谁来评说？历代文明岂不毫无痕迹地消失在时空之中？他们那种看来“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包含着对人生的自觉意识，对人类的总体思考，难道不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人生选择？
一九九三年元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