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有过一次写作如这一篇，从立意一直沉吟，居然踌躇了二三十年。
它总是难合时宜。二十周年时就有了这个念头，但那时毫无谈论这个题目的条件。那只是一种蛮横的压力，逼迫的气氛在强人所难。那么我拒绝，我想，谈论它需要真正的畅所欲言。耐心等着时过境迁，我悄悄地做着准备。
人可以再次回到缄默，但心里的自责却在堆积。因为这不是一篇私人的学艺之作，这是一笔不能逃避的孽债，是一次赎罪。
二十年过去以后，三十年也过去了。如今已接近他含恨死去的四十周年，还是没有期望的气氛。但是我的心里一直印着这个题目，它宛如一个阴影或一个牙齿，啮咬着我的内里，使我觉得心事未完。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似乎是我的一个莫名的陪伴，我的文字因他不敢狂妄。这是一笔作家的负债，不写了它，我不能获得安宁。
今天是四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日，我决心把它写掉。看来它永远也难逃不合时宜的宿命，而我也没有余裕太久地等待。
过长的腹稿时间，造成了思想的复杂。时至今天，我要写的已经和二十周年时大大不同了；已经有了更多的问题加入，同时事情也变得简单，其实要说的非常直白。
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坐落在被截流之后的永定河上。河滩地破败不堪，工业驱赶了乡村，满目一望荒芜。“文化大革命”中被命令迁出的穆斯林墓地，就安置在桥附近的一个坡岗上。在一边，紧紧毗连着这片墓地的，都说就是北京市处决死犯的刑场——我想纪念的遇罗克，大概就是在这里，被一颗枪弹击碎了头颅。
已经记不清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还是在次年的正月。只记得那时街头驶过的宣传车上，涂着打倒反动的《出身论》的标语。接着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了那篇长长的文章，印象是他们是另一派的敌方，属于压迫老红卫兵的思潮。
今天谁都知道：那是一个以家庭出身为借口，对人实行分类、歧视甚至压迫的时代。但当事者喜欢拘泥有利自己的细节；以家庭出身把人划分三六九等的种姓狂热，只不过横行了两三个月就土崩瓦解了。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全国已是一派批判反动的血统论的怒潮。到了那个冬天，曾经骄横一世的老红卫兵正纷纷锒铛入狱，中央“文革”对“老子英雄儿好汉”做了富于理论意味的结论：“他们主张的，是封建的地主阶级的血统论。”
他的死，其实不是在血统论横行的八月，而是在血统论如过街老鼠处处被围追堵截的时候，突兀地发生的。
我在很久之后也没有弄明白：究竟为了什么，专政的铁拳会狠狠打在了一面认真研究着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一面顺应着全社会对血统主义批判的《出身论》作者的头上。历史脚步在当时的具体痕迹，悖乎人想当然的估计。其实人早就被深刻地分类对待了。这是一种异化的迹象。只不过，不管是当时高人一等的一方，与感受歧视的另一方，都没看见社会这更深的一层。
在举意写这篇文字以后，我多次企图读到遇罗克的判决书，但至今也没有如愿。后来听说出版了一本悼念他的书，但我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更强烈地意识着的，不是枝节的解释而是立场的追究——毕竟我的双脚曾经站在那一边；在那一边，我们看杀或者加害，心情轻松，不假思索。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但当时的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属的、是怎样的依附权势的一翼。我们全然没有发现，唯独自己投身的它，沿袭着一种漫长的历史和阶级的腐朽，它隐藏着人的对他者歧视的恶秉，它是一种卑劣的传统，一种丑恶的遗传。
当然这都是今天说出的话。而昨天，跻身这一翼会有舒适的快感。哪怕在讲究精神的六十年代，附庸体制的快感是实惠的；即便少年的我们，也在本能中懵懂地懂得这些。
哪怕到了此时此刻，哪怕思想的认识已然足够，我也不敢说：若是那时头脑清晰，我就能一迈脚踏入泥潭。还有一个更大的主角叫做恐怖。众多的、被视为反体制的思想和行为，事先已决定规避那种遇罗克遭逢的恐怖。当年，就算意识到了这一边的不义，谁能说，他肯定会蹈火赴难，站到受辱的那一翼去！
抗议“歧视”的遗产，里外都满是苦涩。也许也正因此，它才显得那么宝贵。
血统论这个潜入革命的母体、在一九六六年突然成了精的怪胎，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对时代实行玷污。我对它不能容忍。它那么肮脏地玷污过，连同我们对革命的憧憬、连同我们少年的热情。在一本书中，我讲述了自己的这种心情：“随着自己的能力增长，我一天天一年年地愈来愈厌恶血统论。我觉得，它在我最纯洁的少年时代侮辱过我，或者说，它使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有过因恐惧而媚俗的经历。我因此而极端地仇视它。”
那时的敌视是含混的。我并不懂，要迎对的敌人是对人的歧视。
一个印象浅浅地，但是镂刻着。在我淡漶的记忆中，一丝震惊像永远鸣响的警号。即使那时还不谙世事，即使当时身处与他对立的营垒，即使后来听说他还触碰过更大的禁忌，我仍不能想象：那篇文章的作者居然会被枪决。
前些年看多了善人们的忏悔表演。那些沉思冥想的作态不值一文。我想，真的忏悔并不用词语表示。它远比人想象的激烈得多。它是一种宣言和战书，是自寻死者的风险，是踏上死者的立场。死者不需要道德文章，但他们渴盼有人继续他们的奋斗。
我不仅不认识遇罗克，甚至不熟悉他的故事。他于我只是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的那个印象，如一个陌生的符号。但我知道，没有谁能如他，数十年如一日在我的灵魂暗处，一直凝视着我。
不消说，他若活到今天，无疑是一名作家。那么多不适当的人都成了作家了，他怎么不能呢。但他倒在卢沟桥边的沟壑里，只留下了《出身论》。不能把这篇在苛刻语境里写下的文字，视为他表达充分的遗作。他留下的遗产，是拒绝对人歧视的立场。
多年来，在无人知晓之间，每逢踏出关键的一步，每当面对思想的抉择，我都感到与他发生了对话。因为对人尊重或歧视的命题，并未因为祭坛上有他做了牺牲就已然结束。也许正相反，在更大的范围内，这个冲突愈演愈烈，它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在他惨死的几十年后日渐尖锐。
敢于反抗歧视，决意与被歧视者站在一起——在歌舞升平的此时，如招人耻笑的一种怪谈。但它又确是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尺，是戳破伪学、伪文学和取媚体制的伪知识分子的利器。哪怕恰是那些人，多把遇罗克挂在嘴上。
我想，若是对死者的悼念，只是替换成新形式的歧视他者，则卢沟桥的冤魂就只能抱恨了。那至少是对逝者价值的轻慢。但是不会，死者的强大启蒙不会允许，四十年前他殉死的刺激，宛似大地上撒下的种子，只要遇上气质类近的人，种子就孕育胚胎于土壤，早晚破土而出，发芽抽枝。
在如此沉重的一篇文字里涉及自己，首先会使自己感到不能容忍。但是，当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看着自己的双脚走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时候，我确实感到过一种踏实。因为那时我的心里似乎掠过了一丝欣慰，我意识到：也许我可以面对那位陌生的死者了。和一个受到曲解、歧视、压迫的群体在一起誉毁与共，尽我微薄之力，还他们以尊严——原来这就是我苦求不得的形式！这就是我的忏悔，它更是尖锐的挑战。我忍不住莫名的兴奋，再也没有走的犹豫。因为我相信，这种位置和处境是能经受住遇罗克的审视的，它远比那种欺世骗人的忏悔作文更具意义。
我不知道，我有时忍不住想对他说——当气质类近的人真地走来，真地选择了被歧视的一翼、真地加入了低贱者的阵营，甚至也赌上人生直面着卢沟桥的风景时——是否就完成了宿罪的清算，是否就做到了对他的告慰。
悼念也不是虚伪的赞美。有时候，思想的试练，即便对死者也不会放过。这是一个有点苛刻、但饶有深味的话题。不止一次，每当念头集结到他身上的时候我总禁不住想：若是他活到了今天，他会走到哪一边去呢？
他在自己的早期思想之上猝然倒地。他完成了自我，没有再面对以后的一系列历史拷问。然而继他而来的人必须正视这些，因为历史不会原样重复，他反对的特权与歧视，会不断地变幻旧貌新颜。我们想念着以前的他，选择的却是纷杂眼前的路。
记不清多少次和旧日的朋友谈到过他。我试探他们对这件事的心思，想知道他们是否也心怀负疚。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该对他感到更多的责任。但是人大多习惯了活得轻松，一如他们也并不觉得应该对巴勒斯坦的受难、对阿富汗或者伊拉克的亡国、对伊朗的遭受威胁忧心忡忡。他们不同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教训之一，即对人的歧视乃是一项严重的罪恶；正如他们不同意——新帝国主义的世界控制战略与阴暗的他人歧视思想互为表里；他们反对——今天对新帝国主义的抗议，是正义知识分子的人道原则。
遇罗克会怎样分析每天流过电视屏幕的、严峻而恐怖的现实呢？他会怎样坚持自己抗议歧视的思想呢？我们无权这样追问死者。但是，又确实存在着对民主本质的追究。强加给人类的不尽的艰辛和流血，要求着一种思想的进步。
我们已经看惯了一些所谓斗士，从民主的火线突围，却钻进了帝国主义的裤裆。尽管历史已几度周折，帝国主义已几次撕去民主的面皮，但他们却依然老经旧调，既没有清醒地分析大局，更没有反省自己的生存——由于他们系前途命运于帝国主义之卵翼的存在方式，他们的启蒙，被启蒙的本质否定了。他们呼天抢地扮演的悲怆角色，已经变质为帝国主义正当性的注解。
遇罗克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不易察觉、但是区别巨大的不同。我以为这一强调是重要的：遇罗克民主思想的核心，是抗议对人的歧视。回味这种色彩和立场，它悲哀而坚硬，它属于漆黑的下九流，无缘附庸上流的精英味。他写过的那部作品，只是被践踏污泥的、卑贱一族的争辩书。这种归属，本质上反叛着上述的“豢养”，甚至与强势的世界不能共语。被歧视的卑贱地位，可能养育一种深刻的尊严，也可能导致更可悲的下贱。对他的思想所处立场的留意，使得我总想窥见他的来世。
作为他的承继者，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变本加厉的各样歧视。对人的歧视并没有随着上个世纪的结束而收敛，反而从新世纪降临伊始，就大肆地全球蔓延：对弱者、对少数、对他者的权利、对贫瘠的第三世界、对不同的文明。从民主渴望开始举步维艰的启蒙，又悲剧般迎对着侵犯和抹杀他者文明的神圣十字军同盟，正如迎对着当年神圣的“阶级路线”。
每年几次，凡是去卢沟桥墓地的时候，我总是顺着老人的指点，试图寻找那个地点。隔着一簇簇穆斯林的土墓，隔着一条土路，据说就是枪毙犯人的刑场。他是倒在这里么？他是被打在头部么？忙着自家的扫墓，想着他的故事，我的周身掠过异样的感觉。距离危险和残酷居然这么近，这不能不使人联想怪异。
无论如何，他的故事所挟带的血腥，使追随的人心怀紧张。卢沟桥原貌未改，仿效他危险而困难。我们是在空隙宽阔的时代，重温他的遗产、并决定要走他的路的。歧视似乎远远淡去了，也可能正乌云般啸聚，加紧其全球化的过程。比起他，一切都没有多少改变，甚至失去了思潮的拥簇。不过这不是一个非要劳神的题目；道路自会引领着人前行，弱者和英雄，当他们在走向卢沟桥的时分，结果会相差得很少。
仅以这篇小文献给遇罗克的冤魂。
写于二○○六年初秋
《读书》2006年第12期
